(本文于2016年11月2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1990年代起,美国国民分化与积怨之深,为1850年代以来所未见,民众普遍不信任国家领袖或建制,社会上团体之间的不满情绪常见于公开演说或各类媒体中,指斥对方干预其自由、生活与原则。时至今日,话题内容或许有变,但始终满含怨恨与恐惧的情绪;美国境内无论在政府、教会、商界甚至家庭,都因种族、恐怖主义、政党分裂、贪污等问题充积着分岐与冲突。

 

宗教复兴轨迹

美国社会出现这些鸿沟,源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当时所有基督教派别的信徒日渐增多,形成一股宗教热潮;但至1960年代中期,则只有热心(enthusiastic)教派才见信徒激增,它们不但吸纳了主流教会的信众,而且招揽了很多非教徒。

 

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基督教主流教会信众锐减达25%,反之,热心教会(如五旬节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新基要派)的追随者几乎倍增,摩门教徒的增幅更高达四倍。

 

及至1980年代末,热心教派的信众为数约六千万,约占美国选民总数三份之一。上述演变虽往往被认为是由于灵恩教派日渐受欢迎所致,但其实牵涉范围远不止于此,涵盖约二千万基督教主流教会信众、六百万天主教徒(声称有重生经历),以及近五百万摩门教徒。

 

在热心教派兴起的过程之中,单一议题运动亦随之冒起,其中以反堕胎运动最为闻名;当时这些运动只被视为少数狂热份子的起义,与政治主流沾不上边。

 

1979年,「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运动冒起,以团结热心教派的信徒、推动全国政治重整为号召,内容包括反堕胎、在中小学重新推行课前祈祷、禁绝色情等等。虽然在1984年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取虔诚教徒的选票,但由于教义过严,又过份热衷于反堕胎议题,1989年终于在丑闻浪潮中瓦解。

 

踏入1990年代,较具群众基础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运动继之出现,明确地聚焦于政治议题,教义较为宽松之余,为扩大群众支持,亦肯在关键议题上作出妥协,与主流教会关系亦较为密切。在推行制度改革方面,此一运动亦淡化教条主义色彩,改以议题为重点。举例来说,运动侧重传统家庭观念,而非刻意标榜反堕胎立场,又将减税与小政府主张纳入其社会计划之中,务求把运动鼓吹的相关议题纳入个人责任的原则范畴。

 

政局重整契机

「宗教右派」兴起,成功地扩大群众基础,广纳主流教会信徒、犹太人及黑人,引起民主党的注意,虽未有对其运动起阻挠作用,但对其作出的回应亦渐增。

 

1980年代总统大选民调结果显示,约有三份之一受访者自称为热心教派(enthusiastic religion)的信徒。1982年,这些信徒中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支持者各占一半;但至1994年,民主党支持者仅占26%,共和党支持者则激增至74%,可见选民转向共和党投诚。

 

若从总统大选观之,这约等同民主党从中损失7% 的选票,而共和党则赢得7% 的选票,一得一失,共和党在选票上共取得14% 的进帐。此外,热心教派的投票率有所增加,对政局的影响力相应提升,共和党因而成为宗教复兴领袖寻求政治改革的主要门径。

 

在1996年总统大选与1998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上风,迫使克林顿总统一改口径,并改变部份政策,以争取重生基督徒支持,但其笼络白人福音派的策略,却受到众议院中大部份民主党人的阻挠,反映出民主党内意识形态的考虑比党派更重要。

 

奥巴马总统在政治上显然以社会自由价值(social liberal values)观团结少数族裔为策略重点,在拉丁美洲裔人口日增的大前提之下,好让民主党日后能善用这项优势,可惜党内阻力却有增无已。本来在道德层面可望左右逢源的改革措施,例如推动教育普及化、规管色情及传媒暴力、取缔州政府资助的赌博业、制衡性暴力,以及禁毒等等,一律束之高阁。在奥巴马力推之下,同性婚姻反而成为改革重点,最终得以通过。

 

奥巴马纵然连任成功,但共和党与基督教右派联盟下,政局重整的形势日形巩固。特朗普胜选之后,更有利于联盟进一步扩大优势,令共和党成为美国在一整个世代中的第一大党。就美国的政情而论,得以操控大局的一方,并不需要连续在选举中大胜对手,而只须在大多数全国性选举中小胜即可。

 

政治史家将美国政治历程划分为政治时代,不同时代之间,各项选举为民主、共和两大壁垒分明政党的组成带来重大转变,是引起「政局重整」而启动政治时代更替的「关键选举」。

 

自1980年代以来的选举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政局转变多由国内宗教信仰趋势所造成。要了解美国政治与道德趋势,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必先了解美国历史上宗教复兴现象,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运动。

 

假使共和党得以持续稳占优势,则历史有望将奥巴马总统任期视作民主党政治时代的终段,此时代曾在罗斯福总统任内得以巩固,但随着民权运动及越战之后逆转。话说回来,要是特朗普任内出现经济衰退,则民主党转弱之势可望暂缓,却也难望大为扭转,除非共和党屡屡犯错,而民主党又能及时展现前所未见的政治智慧。

 

政教合流大势

美国政治史上的宗教运动一直举足轻重。立国元勋的建国愿景,建基于人人平等,得享平等自由与权利的原则,但无论在建国愿景的诠释上,抑或在促进自由与权利方面,美国一众教会,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教会以及热心教派,每每担当关键角色。

 

美国一众教会及其牵头的世俗运动,曾经推动美国早期的社会改革,包括争取工会罢工权利、针对贫富不均而通过政府财务政策调配社会资源、争取妇女投票权、实施禁酒,以至提供全民小学教育方面。回顾美国史上最重要的废除蓄奴制度运动,在北方政界中人最终出奇制胜、缔结反黑奴制联盟而成功之前,整整数十年内其实一直全赖教会推动。

 

美国福音派教会对推动大众民主、激进社会改革,以及政局重整方面所担当的角色,亦与欧洲教会迥异。欧洲各大教会均属国立教会,领袖须通过正式任命,神职人员一律受薪,教会学校同样受国家资助。

 

欧洲教会组织基本上属于统治层阶式,而神职人员则负责向会众灌输教会教条。但无论历史、教义,以及行政上分别多大,欧洲圣公会、天主教会、路德会、正教会等普遍均承认执政政府的正统地位,并团结群众以支持政府,包括发动战争、制定法律等。

 

至于美国福音派教会,则代表大部份基督教会信徒,从来不受国家管辖,反而监察政府政策,提倡个人权利。此外,福音派教会对结束美国贵族特权曾发挥领导作用,亦是推动民众参与改造美国社会的主要媒介。

 

福音派教会所以有助促进大众民主,部份原因在于教会领导层以信众而非内部统治层阶为骨干,地区牧师由信众聘用,而非教会统治层阶;国立教会组织对信众的影响,亦只限于他们愿意接受的范围。

 

此外,福音派教会强调个人读经及解经之责,以及通过个人赎罪的奋斗而得「重生」,否定只有教会领袖才能解经的观念。福音派复兴亦提倡民粹民主,这由其神职人员鼓励信众把为个人救赎而奋斗凌驾于服从教会权力可见。

 

在美国二百多年历史中,教会和宗教复兴作为道义呼声,一向反映群众受转变影响所关注的重点,包括科技发展、经济转型及其对环境、小区、家庭、民生、自由或平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亦令政治及政策产生转变。

 

由18世纪初以至19世纪头75年期间,无论从道德或社会层面而言,机会平等一直是赖以维系美国社会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收入不均可以接受,但凭借不懈努力、个人禀赋或正义行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个人亦可在社经阶梯上力争上游,这正是美国赖以废除黑奴制,并为不同种族确立平等政治权利的原则。历经一场内战(1860至1865年)以及百年后的民权运动,美国终于扫除宪法及政治上的种种障碍,实现平等权利的理想。

 

当时美国仍属农业经济社会,上述原则一直行之有效,但及至19世纪最后25年,商业规模在新科技带动下急剧发展,小型企业无力竞争,造成职位大量流失,大城市纷纷沦为贪污、犯罪、酗酒、卖淫的温床,社会上人人自危。在工人阶级及改革派心目中,所谓机会平等,似成空头支票。

 

在上述情况下,侧重境况平等而非机会平等的新道德观由此应运而生,政府相应推出社会计划,重新分配收入,奠定福利制度及退休保障,并对劳工市场及大小企业实施规管,并且透过公共行政措施、政治改革,大事整顿政府架构。

 

政府福利政策实施一个世纪之后,虽颇有进展,但仍有种种社会问题未能解决。不少源于1930年代的社会弊病,如今在各城市依然存在,加以极速加剧的如家庭破碎、吸毒、街头暴力以至性暴力等社会问题,于是产生社会弊病不能单靠社会政策去根治的看法。今时今日,国民的个人德育发展,在传统家庭价值观、自我责任感,以及个人品格等方面,均有严重缺失。

 

美国政治乱局的核心,源于一场文化及道德危机,关键系于民主党的社会自由、经济进步主义,与共和党的社会保守、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两者在意识形态及道德鸿沟中互相角力。对于当前困局,两党各有说法,亦各自提出解决方案;这正是令美国社会及两大政党严重分化的症结所在。

 

 

图片来源:https://kairosm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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