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2月8日載於《南華早報》)

 

有關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在香港失蹤的新聞,在本地及國際社會均有廣泛報導。有未經證實的報導指稱這位人稱「千億莊家」的金融鉅子,懷疑因在內地涉及與權貴生意往來,成為反貪腐行動的打擊對象,從香港被挾持返回內地。

 

這宗失蹤事件再度惹人疑慮,認為北京政府罔顧香港自治權和司法獨立的情況日趨嚴重。

 

然而,對內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這並非關注重點。所謂「挾持」回內地之舉,關鍵信息在於:各地富商若與內地掌權者有生意上不規範的合作,均存有危險性。

 

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或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富商巨賈無不忌憚當政者,在業務上每多步步為營,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顧慮。

 

商界首項顧慮:諸多規管和被徵重稅,大大削弱營商的靈活性。

 

一般而言,規管會增加固定成本,對小企業造成較沉重負擔,加稅則對大商家影響較大,商界自然傾向支持對規管營商知所節制的有限度政府。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報放寬規管和減稅,股市隨即應聲上揚。

 

商界第二項顧慮:政府在決策上肆意妄為。各地歷代富商大賈,莫不擔心被君主、蘇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財產,甚至慘遭羅織罪名。

 

工業化時代前的社會,富有人家均儘量保護財產,務求財產不被國家染指。例如,伊斯蘭國家的富商例必將其名下不動產交由伊斯蘭信託基金管理,稱為「瓦合甫」(waqf)或「奉獻基金」,指定專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獻,例如清真寺、校舍、燈塔等等。

 

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視為神聖,統治者為免負上瀆神之名,亦甘願尊重有關財產的私有權,予以保障。

 

商界第三項顧慮:成為統治者的生意夥伴。與國家合作營商無疑是雙刃劍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壟斷特權、謀取厚利,但同時受制於統治者;更堪虞者在於引起貪污,為謀特權而鼓吹尋租,令商家淪為政治說客或政客附庸。

 

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處年代,正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盛,商貿活動旨在富國,商家就是與國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務一概以國家頒授的專營權形式進行。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阿當史密斯抨擊壟斷作為營商之道,主張以競爭取而代之。

 

時至今日,一般經濟學課程都會講授競爭有助促進創新、提升生產力、善用資源,從而惠及消費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張,在於指出國富繫於消費者的富足,而非統治者之富貴。布爾喬亞(Bourgeois)價值遍地開花,同時為改善物質及精神世界帶來新機遇。

 

 

現今世代的經濟大事是中國、印度開始接納阿當史密斯的經濟觀和香港經驗,並且對久被否定的布爾喬亞重新賦予尊嚴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經濟增長。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經濟轉型總會荊棘滿途。縱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國重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前路,難免曲折漫長。

 

假使香港的布爾喬亞價值得到認同,商人受到尊重,未來發展將維持繁榮;若仍繼續享有一貫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懼於肖建華失蹤事件,畢竟其發跡主要乃是國家與內地市場關係持續轉型的副產品。

 

政府若繼續保持規管寬鬆、稅率偏低,則商家應無懼於上文所述的首項顧慮;若政府不會任意充公商家財富,則第二項顧慮自然消失於無形。

 

不過第三項依然存在,也就是阿當史密斯在其身處時代所擔憂的商業活動,亦即商人與國家合作營商,而卻不獲以法治為據,相信這亦是發生市民失蹤事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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