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2月8日载于《南华早报》）
有关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在香港失踪的新闻，在本地及国际社会均有广泛报导。有未经证实的报导指称这位人称「千亿庄家」的金融巨子，怀疑因在内地涉及与权贵生意往来，成为反贪腐行动的打击对象，从香港被挟持返回内地。
这宗失踪事件再度惹人疑虑，认为北京政府罔顾香港自治权和司法独立的情况日趋严重。
然而，对内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这并非关注重点。所谓「挟持」回内地之举，关键信息在于：各地富商若与内地掌权者有生意上不规范的合作，均存有危险性。
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或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富商巨贾无不忌惮当政者，在业务上每多步步为营，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顾虑。
商界首项顾虑：诸多规管和被征重税，大大削弱营商的灵活性。
一般而言，规管会增加固定成本，对小企业造成较沉重负担，加税则对大商家影响较大，商界自然倾向支持对规管营商知所节制的有限度政府。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报放宽规管和减税，股市随即应声上扬。
商界第二项顾虑：政府在决策上肆意妄为。各地历代富商大贾，莫不担心被君主、苏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财产，甚至惨遭罗织罪名。
工业化时代前的社会，富有人家均尽量保护财产，务求财产不被国家染指。例如，伊斯兰国家的富商例必将其名下不动产交由伊斯兰信托基金管理，称为「瓦合甫」（waqf）或「奉献基金」，指定专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献，例如清真寺、校舍、灯塔等等。
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视为神圣，统治者为免负上渎神之名，亦甘愿尊重有关财产的私有权，予以保障。
商界第三项顾虑：成为统治者的生意伙伴。与国家合作营商无疑是双刃剑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垄断特权、谋取厚利，但同时受制于统治者；更堪虞者在于引起贪污，为谋特权而鼓吹寻租，令商家沦为政治说客或政客附庸。
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处年代，正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大盛，商贸活动旨在富国，商家就是与国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务一概以国家颁授的专营权形式进行。在其名著《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阿当史密斯抨击垄断作为营商之道，主张以竞争取而代之。
时至今日，一般经济学课程都会讲授竞争有助促进创新、提升生产力、善用资源，从而惠及消费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张，在于指出国富系于消费者的富足，而非统治者之富贵。布尔乔亚（Bourgeois）价值遍地开花，同时为改善物质及精神世界带来新机遇。
现今世代的经济大事是中国、印度开始接纳阿当史密斯的经济观和香港经验，并且对久被否定的布尔乔亚重新赋予尊严和自由，从而大大激发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转型总会荆棘满途。纵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国重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前路，难免曲折漫长。
假使香港的布尔乔亚价值得到认同，商人受到尊重，未来发展将维持繁荣；若仍继续享有一贯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惧于肖建华失踪事件，毕竟其发迹主要乃是国家与内地市场关系持续转型的副产品。
政府若继续保持规管宽松、税率偏低，则商家应无惧于上文所述的首项顾虑；若政府不会任意充公商家财富，则第二项顾虑自然消失于无形。
不过第三项依然存在，也就是阿当史密斯在其身处时代所担忧的商业活动，亦即商人与国家合作营商，而却不获以法治为据，相信这亦是发生市民失踪事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