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2月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有关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在香港失踪的新闻，在本地及国际社会均有广泛报导。
有未经证实的报导指称这位人称「千亿庄家」的金融巨子，怀疑因在内地涉及与权贵生意往来，成为反贪腐行动的打击对象，从香港被挟持返回内地。
这宗失踪事件再度惹人疑虑，认为北京政府罔顾香港自治权和司法独立的情况日趋严重。反对派某立法会议员慨叹面对北京政府专断独行，特区政府软弱无力。
然而，对内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这并非关注重点。所谓「挟持」回内地之举，关键信息在于：各地富商若与内地掌权者有生意上不规范的合作，均存有危险性。
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或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富商巨贾无不忌惮当政者，在业务上每多步步为营，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顾虑。
规管苛税重担
商界首项顾虑：诸多规管和被征重税，大大削弱营商的灵活性；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报放宽规管和减税，股市随即应声上扬。
一般而言，规管会增加固定成本，对小企业造成较沉重负担，加税则对大商家影响较大，商界自然倾向支持对规管营商知所节制的有限度政府。
事实上，对这类措施的顾虑属较为现代的观念，在世界各地相继确立官僚制度，实施规管与征税后才出现；工业化年代以前的农业经济时期，执行国家政令须靠其他机制。在欧洲封建时代，尚未建立官僚制度，农产品征税须靠地方贵族，是以虽受国君统治，地方贵族仍相当独立自主。
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官僚制度，但由于以农立国，税收不足以支付官吏俸禄，贪污成风，无法改变，一旦朝政败坏，纲纪废弛，贪赃枉法的歪风便会大盛。
至于伊斯兰国家，管治缺乏官僚制度，往往以征伐和充公民产方式作为国库收入来源；国家统治者苏丹（sultan），则靠分配从征伐中所掠得的财物，以维系属下部落归顺之心。
没收财产威胁
商界第二项顾虑：政府在决策上肆意妄为。各地历代富商大贾，莫不担心被君主、苏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财产，甚至惨遭罗织罪名；所以他们都会尽量把财富隐藏，但若财富以土地产业为主，则难以掩藏。
伊斯兰国家的富商例必将其名下不动产交由伊斯兰信托基金管理，称为「瓦合甫」（waqf）或「奉献基金」，指定专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献，例如清真寺、校舍、灯塔、孤儿院、居住小区的供水设施等等，而受惠者不一定是伊斯兰信徒，可见这类信托基金颇为共融。
伊斯兰信托基金旗下资产，成为富人后代的永久收入来源，免于被征税或充公。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视为神圣，统治者为免负上渎神之名，亦甘愿尊重有关财产的私有权，予以保障。
伊斯兰信托基金有为国履行社会服务之实，如此安排更可视为统治者与富人之间的不明文契约。透过基金履行善举，富人可为后代保存部份私有财产，不过社会资源却未能物尽其用，少不免削弱经济增长。
工业化时代以前，不论在中国、印度或欧洲各地社会，富有人家均采取类似方式，务求财产不被国家染指。
公私合营隐患
商界第三项顾虑：成为统治者的生意伙伴。与国家合作营商无疑是双刃剑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垄断特权、谋取厚利，但同时受制于统治者；更堪虞者在于引起贪污，为谋特权而鼓吹寻租，令商家沦为政治说客或政客附庸。
历史上最初的优惠安排，通常是帝王赋予宠爱商家的专营权。1670年，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及其两名法国商业伙伴获英皇颁授专营权，开办后来名为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业务，独享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商贸权益，经营范围相等于六个法国之大。
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处年代，正值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大盛，商贸活动旨在富国，商家就是与国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务一概以国家颁授的专营权形式进行。在其名著《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阿当史密斯抨击垄断作为营商之道，主张以竞争取而代之。
时至今日，一般经济学课程都会讲授竞争有助促进创新、提升生产力、善用资源，从而惠及消费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张，在于指出国富系于消费者的富足，而非统治者之富贵。
要实行这位经济巨匠的市场竞争之道，起码要法治完善，具备有助公平竞争的环境，统治者又乐于在一视同仁、尊重他人私有产权的大前提下，约束对追求自我膨胀的一己冲动。这些制度安排可为史密斯倡议的经济制度提供所须条件，却仍未足以在道德层面确立有关主张的认受性。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不同社会都把追逐财利的行径视为市侩，甚或大加挞伐。商家在人类社会中一向地位低下，重商主义所以获接纳，只因高举惠国旗号以拓展商务。要推广阿当史密斯的市场竞争观念，必须视商贸寻求自身利益之举为惠及大众的可敬功业，而非为害社会的可鄙行为。
不予唾弃，反而推崇布尔乔亚(Bourgeois)的观念，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属创举。1517至1789年超过两个半世纪期间，历经意想不到的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西北部孕育出一股崭新的自由风气，更由此卷起商贸热潮。重商观念促使全球人口从日用开支平均只得三美元的艰难岁月，迈进今日普遍活得丰盛而有尊严的盛世，Deidre McCloskey教授列举布尔乔亚的七大优点如下：
「精打细算：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交易而非侵占；三思而后行；追求卓越，手法干练。
「气度沉稳：善于积聚；营商处世，着重自学；以客为专；坚拒欺诈；处处反躬自省，寻求互让之道。
「刚正不阿：坚从正道求取私有财产；论功行赏；表扬劳动；打破特权；用人唯才而非唯亲；不妒忌别人成就；将创意付诸实行。
奋勇无惧：开创新业务；敢于转变；不畏破产收场；接受新意念；新一天，新开始，乐于接受新挑战；拒与宣称资本主义已死的悲观派同一见识。
「爱己及人：关顾至亲，同样关顾员工、伙伴、同事、顾客，以至广大市民，并以全人类福祉为念。
「信念坚定：敬重商界同业；标志辉煌往绩；承传经商、学习、宗教各种传统；回溯过去，确立身份；
「满怀希望：构思更佳任务；赋予日常工作使命感；视辛劳工作为神圣任务。」
布尔乔亚价值
布尔乔亚价值遍地开花，同时为改善物质及精神世界带来新机遇。现今世代的经济大事并非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印度开始接纳阿当史密斯的经济观和香港经验，并且对久被否定的布尔乔亚重新赋予尊严和自由，从而大大激发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转型总会荆棘满途，对早于二千多年前就已设立官僚制度的古国而言尤甚；纵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国重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前路，难免曲折漫长。
假使香港的布尔乔亚价值得到认同，商人受到尊重，未来发展将维持繁荣；若仍继续享有一贯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惧于肖建华失踪事件，毕竟其发迹主要乃是国家与内地市场关系持续转型的副产品。
政府若继续保持规管宽松、税率偏低，则商家应无惧于上文所述的首项顾虑；若政府不会任意充公商家财富，则第二项顾虑自然消失于无形；不过第三项依然存在，也就是阿当史密斯在其身处时代所担忧的商业活动，亦即商人与国家合作营商，而却不获以法治为据，相信这亦是发生市民失踪事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