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除不时重申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公民自由外,我其实甚少撰文评论财策在香港经济中所担当的角色。香港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并非单靠全体市民的努力耕耘和创意;对于孕育有效市场环境,提供促进勤奋工作和发挥创意的诱因,积极不干预政策实在功不可没。

 

不少友人都视之为我个人的芝加哥学派主观作祟,其实我在芝大所学均建基于科学推理和实证分析,绝非在意识形态层次借题发挥,求学阶段时本非资本主义信徒,更遑论是「死不悔改利伯维尔场走资派」。

 

我在1970年代目睹香港经济腾飞,以及邻近地区积极干预政策的恶果,自此领悟到万语千言也不及客观实证,我的认识亦随之改变。1980年代中期,内地仿效香港经济的成功模式,更取得极大成效。

 

1980年代,我已深感九七回归之后,原本基于殖民统治(行政吸纳政治)下,得享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势将被1997后转趋开放、争议不休的政制所蚕食,但以为转变不会太快,事态发展却证明非我所料;两个始料不及的因素加快了蚕食的速度。

 

第一,中国经济开放空前成功;第二,科技带动的「经济超全球化」。此双轨因素促使香港在极短期内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首项因素对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皆因本地工业大举北移,南下的非技术移民增加。第二项因素则有助迅速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使之成为二战后全球自由经济秩序中的最大受惠者。

 

可惜两大因素未能在香港带动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反而更加扩阔了「有产阶级」与「无产一族」之间的财富鸿沟。殖民统治落幕,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认受性随之备受冲击。九七过渡引发之政治转变助长各种利益团体乘势而起,政治权力此消彼长,难以实行果断有效的领导,加上社经急速转型,社会遂赔上沉重代价。

 

全民就业但人力人才短缺

 

经济转型期间,制造业中唯有不断创新的企业才能仍然蓬勃,亦只有少量新公司成功登场取代北移离港的公司。今时今日,身居业界翘楚的公司与昔日大致相同,而很多昔日已名列榜首的公司现在已成为「食利阶级」,其中大多自拥地产物业,以地产为主要收益来源。

 

为何自从1990年代以来,香港新兴工业与业界翘楚会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我认为主因系于劳动人口停滞以及逐渐老化。对本地人口结构素有留意者皆知,1960年代与1970年代属年轻劳动力高增长的黄金时期;但由1990年代开始,增幅却持续放缓。

 

事实上,本地男性劳工数字从此一直未见增长,只有女性劳动人口持续向上,皆因女性教育水平日益提高,而跨境婚姻亦带来大批新移民。

 

每当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皆出现全面短缺,自然窒碍经济繁荣与发展生机。任何城市要在创新方面大展拳脚,均须靠人才荟萃方可成事,从深圳以至美国硅谷、波士顿即可见一斑。二战过后,内地大量移民涌至,带来大批新人才、新知识、新行业,在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利市场运作的经济环境中茁壮成长。香港现在正正是缺乏此等新人才、新知识、新工业。

 

当年,本地不少贸易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深入了解与广阔联系,令新移民的才能与技术,得以尽显胜场。时至今日,香港虽在国际网络更趋完善,却缺乏可带来新行业、新知识、新人才的外来移民。再者,本地经历重大结构转型,年轻劳动人口数目不足以驱动经济。

 

怀抱庞大财政盈余、储备,面对人力与人才俱缺的经济环境,政府应如何为经济加鞕?要投资未来,政府可从两方面入手:提升市民的人力资本;吸纳具才能、技术与及能引入新工业的外来移民。由于培育人才需时数十年方见成果,政府还须着眼于短期措施,当务之急,无疑是重新制订人口人力策略。若将公帑投放在具潜质的行业,则必需配合适当人力策略,以确保成功,而有利培育、招徕与留住人才的政策自是不可或缺。

 

香港既缺乏振兴经济的人才,运用公帑以提升劳动力实属最佳投资,但要取得成果,除投放资源外,个中关键乃是作出适当决策,引入人才,并为有关决策凝聚政治共识。

 

现时社会全民就业而劳动力不足,我认为若缺乏增加人力供应的辅助政策,单凭注资于满足需求,以期刺激经济活动,实在作用不大。

 

私营市场楼价持续飙升,社会要求政府介入,为市民增建可负担的公共房屋。但还须记得,大概二十年前,房屋委员会曾肩负庞大建屋计划的重任,可惜欲速不达,委员会主席因闹出严重短桩事故,黯然下台。时至今日,劳动力更形短缺,建造业更首当其冲,增建公屋挑战自然更大。

 

同樣道理,香港經濟的棘手問題,並非單靠大灑金錢可以解決。政府若向某一行業撥款,只能令該行業受惠,其所得額外資源卻會吸引其他行業的從業員轉職,徒將人力短缺問題轉架而已,最終未能解決整體經濟問題。財政預算案的撥款優先次序,只能暫濟燃眉,但同時反映民粹議題影響之深,以及特殊利益團體游說之力。

 

重重规管关卡

 

知识密集专业与高增值的服务业,均属受规管程度较低之产业与及保护主义倾向亦较轻。反观内向型与保护主义倾向日重的行业,则往往与社会和经济需求脱节。

 

以金融业为例,即使这一行高度受惠于香港的法治、自由开放市场、普通法制度,却依然严受规管,以致阻碍创新与竞争。

 

医疗服务方面,虽然社会需求严重向公营界别倾斜,却有一半医护人员任职私营界别,医疗服务供应大受制肘,扭曲公私营界别之间人力调配的诱因,自然难以有效应对供不应求的现象。

 

作为东亚地区民航空运服务枢纽的最佳地点,香港境内相关服务协议的自由度,竟远低于亚洲区内不少城市。廉价航空公司的发展,亦落后于其他城市的对手。三跑计划迟迟未能落实,徒令竞争对手正中下怀。

 

本地不少急待维修的残旧建筑,亦因规定须聘用相当短缺的认可承建商而代价高昂;有关规管计划看来并未能防止操纵投标现象。

 

房屋、办公室、商业楼面面积供应极度短缺,以致香港地产昂贵程度在全球城市中数一数二,在供应方面却始终苦无对策。有人将问题归咎于寡头垄断的地产业,但试问多年以来,填海辟地何以未见寸进?罪魁祸首其实在于复杂的规管程序,发展过程批核费时繁复,完全受制于好斗的特殊利益团体、寻租说客,以及政府行政部门怯于创新的思维和推行政策欠缺力度。

 

窒碍经济的重重关卡又岂止于此。现在的香港,无论要落实任何计划,都面临成本日增、迟延不决的困境,导致本港经济效率倒退、生产力增长放缓、就业机会缩减。

 

这些问题并非单靠大洒金钱可以解决。政府即使预算盈余与财政储备充裕,并不能靠增加拨款以解决由繁复规管拖慢经济活动而造成的经济难题;若金钱乃当前经济唯一挑战,则问题一早就已迎刃而解了。

 

政府必须大胆审视在多个不同范畴的规管取向,从而复兴利伯维尔场、促进竞争、刺激增长。过去对有关问题坐视不理,已令积极不干预政策沦为毫无作为的滥用借口;积极不干预的精义,其实在于利伯维尔场失效之际,政府就要介入拨乱反正,以恢复利伯维尔场秩序。

 

可行对策?

 

我认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源于两大范畴:一、劳工短缺;二、规管过度。两者都不能单靠增拨开支解决,虽则这并不表示金钱无关重要。有关问题的出路须靠全民集思广益,透过政府制订人口人力策略,并重新审视现行规管状况,让市场力量得以发挥。

 

庞大财政盈余和储备,又应如何运用?我认为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拨出一部份还富于民,其中包括用以接济生计困难的一群,另一部份则为对财政盈余和储备有所贡献的纳税人提供税项宽免;部份源于社经转型的非包容性增长之弊,相信有望藉此舒缓。

 

如能审慎行事,还富于民,将不会对全民就业而劳工短缺的经济增添压力。在经济上既是师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气力,开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拨给最应受惠的市民,而不会让中介者从中渔利。在受制于既得利益者的全民就业经济中,政府财政策划难有作为,此举至少可将部份盈余交由市民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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