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失却中国南大门的作用。但深圳边界关闭，人力资本由内地涌来，造就了我们的另一个时代。奉行自由市场的香港独自上路，发展成为出口制造业中心。内地遭到封锁，又忙于搞革命，在第三世界的经济排名不进反退。但香港与全球市场接轨，逐渐升上第一世界。
13亿人对外开放是二战后人类最大胆的经济尝试，证明赤贫专制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成功转向，挽回以往的过失。箇中的意义更大过前苏联和东欧、印度、印尼、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开放。香港作为内地与外界之间的桥梁，近距离承受了内地极速巨变的冲击，也因而迎来又一个新时代。内地1979年再度开放，从头赶上世界。深圳河边界重新发挥渗透作用后，一南一北本来愈拉愈远的生活水准至此掉过头来，逐渐拉近。
内地开放的巨浪袭来，香港是被淹没还是乘浪而起，端视能否集中资源、灵活顺势。中小企业看准契机，大胆北上设厂，成为内地开放初期珠三角经济腾飞的主动力。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走廊把13亿人带进「世界工厂」的时代。
香港灵活 堪作良师
全盛期内，港商仅在广东省就雇用了1,000万人。香港的中小企惯于面对全球性的竞争，与内地的开放一拍即合。港商的努力不但有助内地建立现代制造业所需的硬件，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必需的软件，包括规章、架构和管理。香港的自由市场制度和灵活的商人证实是内地千金难买的良师，中国独一无二的资产。
随着开放的程度加大，香港的大企业也接着北上，成为内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要角。但与中小企不同，大企业投资大，需要时间与官方建立关系网，才能减轻内地因为制度落后、各种因素难料的经营风险。认定改革开放不会中途而废后，大企业才敢加入，完全可以理解。这些行业的市场打一开始就不自由。新入市者想杀出血路，除了市场技巧，政治上也要长袖善舞。环顾全球，以大企业为主的行业通常受政府严密监管。新公司应否投入受监管的市场，政策环境可能更具关键性。由于官员和政客的交替，且会因上司指令和公众压力影响而改变主意，致使此等环境因素变化往往比大起大落的股市期市更难臆测。
对成功的大企业来说，在行业里「做大做强」，既是受监管的原因，又是被监管的结果。香港受本地监管的主要行业包括货柜码头、银行、保险、证券，燃油、电力、对内交通运输、地产发展等；而受外地监管的则有纺织成衣出口（但美国撤销多纤维协议后已终止）、国际民航等。这些行业想北上，就要认清更复杂的政策环境。
面对内地开放，香港反应最慢的是政府和半公营部门。后者包括医疗、教育、受资助房屋、本地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和各种专业服务。这些行业动作慢，一则思维惯常面向本地，二则组织架构和开支通常与公共部门挂钩；三则制度僵硬、受监管约束，难以回应市场需求。
社会福利 旨在「分财」
这些行业在新环境里面对巨大的挑战。港府「轻手」应对经济，但在各类社会事务上，惯了积极提供服务、大力监管。虽则有些措施多多少少为突如其来的危机善后而设，但加在一起，形成一个英式社会福利网，是分财而不是生财。
社会服务主要靠政府出资，想做大只能进一步分配市民的收入。因此，服务的供应方与受惠方各自形成内向的组织，惯常只看本土需要，难以回应内地开放，特别是外来需求大增的问题。这些本土的「鼓手」和「推手」本来就认定社会服务不够用，现在自然更不愿意以本地资源来兼顾外来需求。
英式社福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轻手」并行，形成本港其中的一种深层次矛盾。私营领域欢迎内地开放，对于本身在发展香港和支援内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角色珍而重之。但社会部门全靠资源再分配，能否做大端视有多少资助，因而带有「围城」心态。为社福「埋单」的市民担心要再掏腰包；受惠于社福的市民则担心好处被分薄。
一些人忧虑边界对内地人太开放、将「分薄」700万人的福利，他们因此要求与内地隔离，另一些人则以保育为由来抗拒发展。事实上在提供福利时，于港人与外人之间应作更精细的区分和配置。其实整个社福制度、各种补助和分配方式均须因应内地开放而作出根本的变革。不全面检讨制度，难以明智地考虑边界对内地人的开放度。
同样令人警觉的是，半公营社会部门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正在上升。香港日趋「内向」(inward looking)，只着眼于本地的利害，不像从前那样，灵活回应新的外来需求。过去这两千年，只要内地对外开放，香港就兴旺。但这次内地为了重拾昔日的全球性角色，开放的雄心和胆色都超越了历史，香港反而无法就如何配合达成共识。英式社福制度与「轻手」的市场经济双手互搏，令我们的公共政策迷失。这项深层次分化令人忧虑。
港人忧虑 福利分薄
内地1979年开放，结果导致南来人士的「抵垒」政策被终止是问题的开始。在1980-81年那18个月内，约有40万内地人入境。对本地就业市场的冲击立竿见影，实质工资停滞了好几年。但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血，竞争力更上层楼，出口制造业获注强心针。
当年深圳河以北的「大逃亡」事件令中英议定，每日移居香港的内地人限于75名。其后倍增至150人。内地人进入港九市区即获准居留的「抵垒」政策自英国人抵港后实行了个半世纪，撤销时市民不但毫无异议，甚至有早该如此之感。
港人当年对南来人士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商界欢迎内地开放，但劳工担心饭碗。工会抓住这个话题，大力反对外劳，要求限制新移民。公众也担心分薄政府对教育、房屋、医疗和基础服务(infrastructure services)的资助。主张加大社福制度、限制外人分享的政坛喉舌应运而生。
香港历史上，本地人对「大陆人」来港的不安首次公然浮现于公共政策之中。 「我们和他们有别」的心态获等公开容忍。但主要的问题不在饭碗被抢，因为新移民的工作其实本地人大都不为，港人其实最担心福利被占。慷慨的社会福利补贴令本地人对外来占用者日益不满，酿成深层次的矛盾。分薄福利即使非针对外人唯一的怨言，例如有楼和无楼家庭也持相反态度，但福利制度是这类关注的核心。
内地开放引发了港人「如何处理」的基本辩论。对于边界应否提高渗透率、对内地人更开放等问题各执一词，矛盾只是更堆积起来。内地一方的边界在1979年重开后，港方这边反要想方设法试图闭关。
租务管制 限制发展
新增的财富分配不均加上人口老化，港人今天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增。但撤销抵垒政策在减少移民人数的同时，也降低了移民的质素，令供应方的生产效能下跌，但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则继续上升。
这项发展可上溯到1940年代后期的难民潮。香港当时被杀个措手不及，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陈陈相因，社会福利网扩大。 。这些举措深深影响了香港的社会变革、大众心理、地方政治、以至经济发展。
其中一个关键的社会政策，是光复后的1947年引入租务管制。战后初期回流的人士明显地受歧视。国共内战后期，香港承受了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租务管制令业主无法收楼重建，房屋严重短缺。绝大多数新移民在战前旧楼栖身，只有少数人住在寮屋区。读者可能会感惊讶，原来环境较好的新移民才会去住竂屋，其余的多栖身于战前旧楼。寮屋无论居住面积、空气和四周环境都好得多。看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即可知，当时的旧楼挤迫嘈吵、几乎不见天日，居民苦不堪言。
寮屋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围绕市区的边缘。大量土地因此不能开发，住房的情况更恶化。但归根究底，市区无法重建，房屋短缺主要不是因为难民涌到，而是租务管制令市场未能对需求作出适当的回应。此后住屋问题也一再受到误解和误判。政府误解私人市场「失灵」的真正原因，于是开始介入。
由于市区无法重建，港府最终不得不清拆市区边缘的寮屋，腾出土地另建徙置区来安置居民。 1953年圣诞节的石硖尾大火，令清拆行动变得「顺理成章」。若非这场大火，当局还得另觅时机。但没想到这项头痛医头的措施却发展成为战后政府的宏图大略。麦理浩任港督时，有鉴于1960年代后期的骚乱，加快落成公屋以安置居民，屋村的规模和居住条件也有所提升。
其后，港府在市郊的卫星城市兴建大型公共屋村，于各区派驻民政事务官员和安插社会服务机构，倾力创建地方社区、接触市民、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紧随其后是医疗及教育设施等。目前社福制度的基本架构在麦理浩建港大计期间成形。公共屋村里投放了官方资助的教育、医疗和社福服务，逐渐形成今天主导了地方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社区。
内地开放 珍惜机会
今天，香港一半人口住在公共屋村，以租户为主，少数自置。屋村居民最大的特色是：几乎一住就是终生，有点像农业社会的村民、社会主义国家获单位分配宿舍的家庭。由于不会搬迁，政客视屋村住户为铁票来源，乐于组织动员、为其出头。
屋村居民诉求清晰，总的来说要求更多资助的服务，尤其要在该区提供。服务提供者也视居民为恩客和选票来源。屋村是战后实施租务管制的意外结晶，由此更孕生出民主力量的组织架构和民粹倾向、以至不少草根组织和诉求团体。他们是麦理浩社会稳定计划下的产物。
香港社会变得快，基层适应不易。不少民粹政客和关爱人士出于良好的意愿，为屋村居民出头，要求增拨资源，因而抗拒对内地人进一步开放边界，近来也专找财团的岔子。这类组织靠对政府施压来增加资源，无法为居民添加经济价值之余，也忽略了香港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要配合内地发展的需要这个重点。
他们抱怨政府失职、外人涌到和财团「霸权」导致生活困廹，觉得港人被新移民分薄了机会，「官商勾结」造成不公平竞争，政府未能化解社会分化之余更拖延政制发展，社会原本因福利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并存引起的分岐也因此等怨怼更形深化。
其实「一国两制」承认英国治港个半世纪后，代表一个独特的过去，故用「两制」来确保港人的生活方式。这既尊重历史，也维护了港人的利益。否则就是只有「一国」了。 「一国两制」的安排都基于尊重过去，以解决未来。任何原则的存亡不能仅仅取决于过去的承诺，有需要证明这原则的确可以一路维持双赢局面，以表示尊重及争取信守承诺。此举即非必要，至少也有理有利。
有人为了维护我们这一制，高唱「核心价值」，视为道德底线，认为一旦后退，港制就无存。也有人想借助一种从未试行的民主制度，视为无敌的政治屏障，用来隔开「大陆」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香港应趁内地对外开放与之衔接，而非回避。只要掌握好边界渗透度，港人实在无需忧虑，而检讨社福制度实乃事在必行。
要处理好边界渗透度，很需要在知识和政治上下苦功，只有时间能证明是否可行。但正如过往两千年所见，有些事是港方无法单方决定的。唯是成功的话，我们将会赢来世界五分一的人口。如此宏大的目标，本身就值得我们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