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建議「隨收隨付」的個人退休賬戶（pay-as-you-go social pension scheme），但反對者眾，被迫撤回。經濟學者認為財政上難以為繼，且帶有再分配性，有損工作誘因。最後採用現行的強制性公積金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簡稱「強積金」）。
不過，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和長者福利的人士鍥而不捨，要求政府向歐美看齊。人口老化，貧困長者日增，更重要的是選舉政治，都令有關話題揮之不去。
近月，兩大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先生和唐英年先生也各自就老來的社會保障（社保）提出具體建議，足證長者政治的威力。
我就梁生、唐生兩位建議所涉及的成本作了一個長遠的預測，與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CSSA）項下的援助金（簡稱「綜援」）、每月對每位長者發放的「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Old Age Allowances, OAA），以及同事周永新教授的建議作對比，希望有助分析問題。
三大因素影響社保推行
有三大因素決定社保計劃長遠是否可行，我選用的計算模式納入其中兩種。
首先是未來人口的年齡組成。政府支付社保的能力視乎工作人口與退休人口的對比，人口若不斷老化，收退休金者日增而付退休金者日減，早晚會無法償付。同理，平均壽命愈來愈長，若退休年齡不相應後延，工作人口相對退休人口的比例會持續下降，長遠也支撐不了。
第二個因素是工作人口未來的生產力。其他因素不變，生產力增長快有助社保的償付能力；人口的生產力視乎教育和健康兩方面的人力資源投資。身體健康者少請病假、有衝勁、壽命長，在職生命期內更具生產力，但教育和健康的投資相輔相成。我們如果相信自己在職生命較長和較具生產力，有充分的時間施展抱負、獲得回報，自然會積極投資進修，提升生產力的經濟效益類似增添工作人口。
但我的計算略去第三個因素：社保利用稅制和轉移支付進行再分配，把資源由社會中上層轉移給下層，必然會削弱工作意慾。廣泛的轉移有損工作誘因、傷及生產力，增加社保「破產」的風險。由於略去這個因素，本文的預測將會高估未來的生產力或工作人口平均實質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成長。
【表一】是以往這五十年（1961-2011年）不同時段關乎實質GDP和人口各種變數的實際年均增長率。首先要注意的是，人口增長率過去持續下跌，今後亦不例外。我們的人口據政府統計處預測，在2011-39年平均年增0.8%，根據聯合國的本世紀預測（2010-2100年）更只有此數的一半。幸而老年人口將會在本世紀中達到高峰，下半世紀老化的壓力可望有所紓緩。
表一：全港人口、工作人口與實質GDP（年增%）
| 1961-2011 | 1961-1997 | 1997-2003 | 2003-2011 | 2011-2039 | 2010-2100 | |
| 工作人均實質GDP |
4.1 |
4.7 |
0.9 |
4.0 |
4.0 |
4.0 |
| 實質GDP |
6.4 |
7.5 |
1.6 |
5.0 |
4.2 |
4.0 |
| 全港人均實質GDP |
4.7 |
5.4 |
0.9 |
4.4 |
3.3 |
3.6 |
| 全港人口 |
1.6 |
2.0 |
0.8 |
0.5 |
0.8 |
0.4 |
| 工作人口 |
2.2 |
2.7 |
0.7 |
1.0 |
0.1 |
0.05 |
註：2011-39年的人口預測取自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2100年的世紀人口預測來自聯合國。
GDP增長預測屬樂觀
量度生產力有一個簡單的指標：工作人口（working population）的平均實質GDP。2003-11年，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復蘇，但其後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來勢更為兇猛。幸而失業率相當低，因而前後八年平均仍然有4%的增長；故可假設，4%是香港潛在的生產力增長率。
我假設4%的生產力增長率可以不只維持到2039年，而是世紀末的2100年。工作人均的實質GDP在過去五十年（1961-2011）年增4.1%。一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力增長率照理會隨着時間的推移下降，故以4%的增長率作長遠預測或有點樂觀。我們據此假設增長率預測2011-39年和2011-2100年的實質GDP和人均實質GDP，所得數據詳見【表一】。
容我把上述假設與長者高齡社保方案結合起來。我們現在有兩套社保方案服務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CSSA）項下的援助金，適用於通過經濟審查的年滿六十歲市民，月付3600元（結合其他資助可達4200元）。此外，每月對每位長者發放1035元的「高齡津貼」（OAA，俗稱「生果金」），其中65-69歲的市民須通過經濟審查，但70歲或以上免查。這兩筆開支佔GDP比重的預測見【表二】。【表二】中所列的方案將於本文稍後談及。
表二：現行高齡社保與梁生、唐生、周教授建議長遠開支佔實質GDP的%
| 綜援 | 現行的高齡津貼(「生果金」) | 綜援+現行的高齡津貼 | 梁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綜援+梁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唐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綜援+唐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周教授建議的頤老金+廢除「衰仔紙」 | 周教授建議的頤老金+保留「衰仔紙」 | |
| 香港政府統計處人口預測 | |||||||||
|
2011 |
0.32 |
0.36 |
0.67 |
0.56 |
0.87 |
0.74 |
1.05 |
1.54 |
1.02 |
|
2039 |
0.66 |
0.76 |
1.41 |
1.17 |
1.83 |
1.54 |
2.20 |
3.19 |
2.12 |
| 聯合國人口預測 | |||||||||
|
2010 |
0.31 |
0.35 |
0.66 |
0.55 |
0.86 |
0.73 |
1.04 |
1.52 |
1.01 |
|
2040 |
0.80 |
0.92 |
1.72 |
1.42 |
2.23 |
1.88 |
2.68 |
3.90 |
2.59 |
|
2070 |
0.80 |
0.95 |
1.75 |
1.45 |
2.25 |
1.90 |
2.70 |
3.88 |
2.58 |
|
2100 |
0.75 |
0.88 |
1.63 |
1.35 |
2.10 |
1.78 |
2.53 |
3.64 |
2.42 |
註：綜援數據只包括年滿65歲領取者的開支
假設長者每月領取的津貼與人均GDP增幅看齊，貼近生活水準提高的平均進度。此外，假設工作人均的實質GDP年增4%，則按照政府的人口預測，目前綜援加高齡津貼（「生果金」）合計佔GDP的比重，會由2011年的0.67%增至2039年的1.41%。若採用聯合國的人口預測，2040年的比重是1.72%，但2040年以後，隨着老年人的比例趨平並最終回落，社保支付的比重也會回降。
若此，未來三十年，綜援 + 高齡津貼佔GDP的比重將會增加0.74%（ = 1.41%－0.67%）至1.05%（ = 1.72%－0.67%）。假設薪俸稅和利得稅約佔GDP的9%，若此等津貼依靠此兩種稅收支付，則薪俸稅和利得稅大概要加8至11%。
梁振英唐英年周永新的建議
下文將會逐一列舉較現行做法有所提升、因而開支較大的梁、唐、周三種建議。我會假設現行的綜援計劃不變、未來的開支按工作人均GDP年增4%的水平隨時間而上調，就這些建議作長遠預測。
梁生競選時建議增設一項特殊的高齡津貼，通過經濟審查的長者每月可收取2070元，也就是現行「生果金」的兩倍。根據政府的人口預測，按照上述的假設，現行的綜援加梁生的特殊福利金，佔GDP的比重將會由2011年的0.87%上升至2039年的1.83%；若採用聯合國的人口預測，將會在2040年增至2.23％。
換言之，三十年後，現制度加梁生高齡津貼佔GDP的比重，將會增加1.16%（= 1.83%－0.67%）到1.56%（ = 2.23%－0.67%）。薪俸稅和利得稅大約相應要加13%至18%。
唐生競選時建議為通過經濟審查的長者每月發放3000元高齡津貼。根據以上假設，現行的綜援加唐生的高齡津貼佔GDP的比重，按照政府的人口預測，將會由2011年的1.05%增至2039年的2.2%；按照聯合國的人口預測，將會在2040年增至2.68%。
換言之，三十年後，現制度加唐生的高齡津貼佔GDP的增幅將會介乎1.53%（= 2.20%－0.67%）到2.01%（ = 2.68%－0.67%），亦即大約1.5%至2%，薪俸稅和利得稅大約相應要加17%至22%。
周永新教授建議重組長者綜援和生果金，另設「頤老金」，分三級發放，月付1200元、2400元或3600元。首1200元毋須經濟審查，但較高的兩級須經審查。周教授也建議撤銷俗語所謂的「衰仔紙」（即受助者須簽署文件，聲明未獲子女供養），因為這份文件令不少長者羞於登門。因此，本文也分別就保留和撤銷「衰仔紙」的開支作了預測。
按照上述的GDP增長率假設，撤銷「衰仔紙」的話，按政府的人口預測，周教授方案的開支在2011年佔GDP的1.54%，到2039年會增至3.19%。按聯合國的人口預測，到2040年會增至3.90%。換言之，三十年後，毋須「衰仔紙」申領的高齡津貼佔GDP的比重將會增加2.52% （= 3.19%－0.67%） 至3.23% （= 3.90%－0.67%）。薪俸稅和利得稅大約相應要加28%至36%。若保留「衰仔紙」，開支會少很多，薪俸稅和利得稅加幅大約降至16%至21%。
表三：2039/2040年支付現行高齡社保與梁生、唐生、周教授建議所需的薪俸税與利得稅加幅
| 現行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不變 | 綜援+梁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綜援+唐生建議的高齡津貼 | 周教授建議的頤老金+撤銷「衰仔紙」 | 周教授建議的頤老金+保留「衰仔紙」 |
|
8 – 11% |
13 – 18% |
17 – 22% |
28 – 36% |
16 – 21% |
扶貧有別於資助高齡
由【表三】可見，就財政負擔來說，三位的建議以梁振英的相對較輕，但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三個建議基本上都是透過經濟審查的扶貧計劃，沒有一個是不論貧富發放的。除了本人提出的第四點，見下文詳述。
二、三個建議對加稅的壓力就算不說過分，也絕對不輕。對長遠的經濟成長作出投資，有各式各樣的支出項目競爭，而以改進醫療和教育尤甚。GDP若與時俱增，高齡社保可信也會水漲船高，經濟增長愈快，計劃所需費用愈龐大；因為有了選舉後，貧窮問題再也沒有絕對的標準，貧窮線隨主流的生活水準上升而下移，納入的人口愈來愈多；是為民主政治的真意。因此，西方國家出現雖然經濟持續成長，但退休保障仍入不敷支，甚至近乎破產的例子。
三、現行的各種長者津貼有一項毋須經濟審查，在各方的建議中份屬異數。解決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或可凍結發放額，使大部分撥款轉為透過經濟審查的用途，假以時日恢復計劃的原意，照顧真正有需要的老人家，同時減輕稅負。
四、周教授的建議基本上從經濟審查出發。但若撤銷「衰仔紙」，反會把計劃變成「全民」式的退休金。
須知道，扶貧和資助高齡社會保障計劃是兩回事，但坊間往往混為一談，模糊了問題的本質。後者的問題在於市民應自行為退休儲蓄抑或靠政府代勞。社保是最近這一百年的發明，此前各自未雨綢繆、積穀防饑，而且主要是透過家庭。家庭為個人的逆境提供庇護，也透過兒女，對父母提供跨代的資金轉移。孝心當時是普世的價值，人們養兒育女，準備老來從子。
別重蹈上世紀英國覆轍
其後三大因素促使西方改由政府開展高齡社保，挑起擔子。首先是十九世紀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西歐興起，現代政府誕生，效能較古代有所提高，政府開始有能力大規模地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
第二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後，工會在政治上舉足輕重，有能力要求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退休保障就是其中一項政治工具，但在各種資源轉移機制裏破壞性最大，足以令政府破產。
第三，民主政治興起既是上述兩個因素的因和果，但亦可視為退休社保獨立的推手。代議政府的政客發現，貧窮、對社會缺乏安全感和個人日漸衰老，都是滙聚選民、爭取支持最有力的議題。這三大因素最終集中到長者身上。在各種選民裏，退休人士是最可靠的票源。
1925年，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提出《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寡婦、孤兒及長者供款退休金法案》），承諾對年滿65的男性和年滿60的女性發放退休金。當時英國男性的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是56歲，女性60歲。1945年工黨政府宣佈把英國發展成福利國家時，男性的預期壽命是64歲，女性68歲。但隨着生活和醫療改善，預期壽命持續延長，上世紀的政客嚴重低估了發展。
今天香港男性的預期壽命是79歲，女性是85歲，比英國開始成為福利國家時長十幾年。港人實有必要三思，是否任由政客重蹈上世紀英國的覆轍？香港或須設立可負擔的扶貧計劃，特別是照顧老人，惟須透過經濟審查，不能是一個政府無法負擔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