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建议「随收随付」的个人退休账户（pay-as-you-go social pension scheme），但反对者众，被迫撤回。经济学者认为财政上难以为继，且带有再分配性，有损工作诱因。最后采用现行的强制性公积金（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简称「强积金」）。
不过，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和长者福利的人士锲而不舍，要求政府向欧美看齐。人口老化，贫困长者日增，更重要的是选举政治，都令有关话题挥之不去。
近月，两大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先生和唐英年先生也各自就老来的社会保障（社保）提出具体建议，足证长者政治的威力。
我就梁生、唐生两位建议所涉及的成本作了一个长远的预测，与现行「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CSSA）项下的援助金（简称「综援」）、每月对每位长者发放的「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Old Age Allowances, OAA），以及同事周永新教授的建议作对比，希望有助分析问题。
三大因素影响社保推行
有三大因素决定社保计划长远是否可行，我选用的计算模式纳入其中两种。
首先是未来人口的年龄组成。政府支付社保的能力视乎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对比，人口若不断老化，收退休金者日增而付退休金者日减，早晚会无法偿付。同理，平均寿命愈来愈长，若退休年龄不相应后延，工作人口相对退休人口的比例会持续下降，长远也支撑不了。
第二个因素是工作人口未来的生产力。其他因素不变，生产力增长快有助社保的偿付能力；人口的生产力视乎教育和健康两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身体健康者少请病假、有冲劲、寿命长，在职生命期内更具生产力，但教育和健康的投资相辅相成。我们如果相信自己在职生命较长和较具生产力，有充分的时间施展抱负、获得回报，自然会积极投资进修，提升生产力的经济效益类似增添工作人口。
但我的计算略去第三个因素：社保利用税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把资源由社会中上层转移给下层，必然会削弱工作意欲。广泛的转移有损工作诱因、伤及生产力，增加社保「破产」的风险。由于略去这个因素，本文的预测将会高估未来的生产力或工作人口平均实质GDP（本地生产总值）的成长。
【表一】是以往这五十年（1961-2011年）不同时段关乎实质GDP和人口各种变数的实际年均增长率。首先要注意的是，人口增长率过去持续下跌，今后亦不例外。我们的人口据政府统计处预测，在2011-39年平均年增0.8%，根据联合国的本世纪预测（2010-2100年）更只有此数的一半。幸而老年人口将会在本世纪中达到高峰，下半世纪老化的压力可望有所纾缓。
表一：全港人口、工作人口与实质GDP（年增%）
| 1961-2011 | 1961-1997 | 1997-2003 | 2003-2011 | 2011-2039 | 2010-2100 | |
| 工作人均实质GDP |
4.1 |
4.7 |
0.9 |
4.0 |
4.0 |
4.0 |
| 实质GDP |
6.4 |
7.5 |
1.6 |
5.0 |
4.2 |
4.0 |
| 全港人均实质GDP |
4.7 |
5.4 |
0.9 |
4.4 |
3.3 |
3.6 |
| 全港人口 |
1.6 |
2.0 |
0.8 |
0.5 |
0.8 |
0.4 |
| 工作人口 |
2.2 |
2.7 |
0.7 |
1.0 |
0.1 |
0.05 |
注：2011-39年的人口预测取自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0-2100年的世纪人口预测来自联合国。
GDP 增长预测属乐观
量度生产力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工作人口（working population）的平均实质GDP。 2003-11年，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复苏，但其后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来势更为凶猛。幸而失业率相当低，因而前后八年平均仍然有4%的增长；故可假设，4%是香港潜在的生产力增长率。
我假设4%的生产力增长率可以不只维持到2039年，而是世纪末的2100年。工作人均的实质GDP在过去五十年（1961-2011）年增4.1%。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增长率照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故以4%的增长率作长远预测或有点乐观。我们据此假设增长率预测2011-39年和2011-2100年的实质GDP和人均实质GDP，所得数据详见【表一】。
容我把上述假设与长者高龄社保方案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有两套社保方案服务长者：「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CSSA）项下的援助金，适用于通过经济审查的年满六十岁市民，月付3600元（结合其他资助可达4200元）。此外，每月对每位长者发放1035元的「高龄津贴」（OAA，俗称「生果金」），其中65-69岁的市民须通过经济审查，但70岁或以上免查。这两笔开支占GDP比重的预测见【表二】。 【表二】中所列的方案将于本文稍后谈及。
表二：现行高龄社保与梁生、唐生、周教授建议长远开支占实质GDP的%
| 综援 | 现行的高龄津贴(「生果金」) | 綜援+现行的高龄津贴 | 梁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綜援+梁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唐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綜援+唐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周教授建议的颐老金+废除「衰仔紙」 | 周教授建议的颐老金+保留「衰仔紙」 | |
| 香港政府统计处人口预测 | |||||||||
|
2011 |
0.32 |
0.36 |
0.67 |
0.56 |
0.87 |
0.74 |
1.05 |
1.54 |
1.02 |
|
2039 |
0.66 |
0.76 |
1.41 |
1.17 |
1.83 |
1.54 |
2.20 |
3.19 |
2.12 |
| 联合国人口预测 | |||||||||
|
2010 |
0.31 |
0.35 |
0.66 |
0.55 |
0.86 |
0.73 |
1.04 |
1.52 |
1.01 |
|
2040 |
0.80 |
0.92 |
1.72 |
1.42 |
2.23 |
1.88 |
2.68 |
3.90 |
2.59 |
|
2070 |
0.80 |
0.95 |
1.75 |
1.45 |
2.25 |
1.90 |
2.70 |
3.88 |
2.58 |
|
2100 |
0.75 |
0.88 |
1.63 |
1.35 |
2.10 |
1.78 |
2.53 |
3.64 |
2.42 |
注：综援数据只包括年满65岁领取者的开支
假设长者每月领取的津贴与人均GDP增幅看齐，贴近生活水准提高的平均进度。此外，假设工作人均的实质GDP年增4%，则按照政府的人口预测，目前综援加高龄津贴（「生果金」）合计占GDP的比重，会由2011年的0.67%增至2039年的1.41%。若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2040年的比重是1.72%，但2040年以后，随着老年人的比例趋平并最终回落，社保支付的比重也会回降。
若此，未来三十年，综援+ 高龄津贴占GDP的比重将会增加0.74%（ = 1.41%－0.67%）至1.05%（ = 1.72%－0.67%）。假设薪俸税和利得税约占GDP的9%，若此等津贴依靠此两种税收支付，则薪俸税和利得税大概要加8至11%。
梁振英唐英年周永新的建议
下文将会逐一列举较现行做法有所提升、因而开支较大的梁、唐、周三种建议。我会假设现行的综援计划不变、未来的开支按工作人均GDP年增4%的水平随时间而上调，就这些建议作长远预测。
梁生竞选时建议增设一项特殊的高龄津贴，通过经济审查的长者每月可收取2070元，也就是现行「生果金」的两倍。根据政府的人口预测，按照上述的假设，现行的综援加梁生的特殊福利金，占GDP的比重将会由2011年的0.87%上升至2039年的1.83%；若采用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将会在2040年增至2.23％。
换言之，三十年后，现制度加梁生高龄津贴占GDP的比重，将会增加1.16%（= 1.83%－0.67%）到1.56%（ = 2.23%－0.67%）。薪俸税和利得税大约相应要加13%至18%。
唐生竞选时建议为通过经济审查的长者每月发放3000元高龄津贴。根据以上假设，现行的综援加唐生的高龄津贴占GDP的比重，按照政府的人口预测，将会由2011年的1.05%增至2039年的2.2%；按照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将会在2040年增至2.68%。
换言之，三十年后，现制度加唐生的高龄津贴占GDP的增幅将会介乎1.53%（= 2.20%－0.67%）到2.01%（ = 2.68%－0.67%），亦即大约1.5%至2%，薪俸税和利得税大约相应要加17%至22%。
周永新教授建议重组长者综援和生果金，另设「颐老金」，分三级发放，月付1200元、2400元或3600元。首1200元毋须经济审查，但较高的两级须经审查。周教授也建议撤销俗语所谓的「衰仔纸」（即受助者须签署文件，声明未获子女供养），因为这份文件令不少长者羞于登门。因此，本文也分别就保留和撤销「衰仔纸」的开支作了预测。
按照上述的GDP增长率假设，撤销「衰仔纸」的话，按政府的人口预测，周教授方案的开支在2011年占GDP的1.54%，到2039年会增至3.19%。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到2040年会增至3.90%。换言之，三十年后，毋须「衰仔纸」申领的高龄津贴占GDP的比重将会增加2.52% （= 3.19%－0.67%） 至3.23% （= 3.90%－0.67%）。薪俸税和利得税大约相应要加28%至36%。若保留「衰仔纸」，开支会少很多，薪俸税和利得税加幅大约降至16%至21%。
表三：2039/2040年支付现行高龄社保与梁生、唐生、周教授建议所需的薪俸税与利得税加幅
| 现行综援+高龄津贴(「生果金」) 不变 | 综援+梁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综援+唐生建议的高龄津贴 | 周教授建议的颐老金+撤销「衰仔纸」 | 周教授建议的颐老金+撤销「衰仔纸」」 |
|
8 – 11% |
13 – 18% |
17 – 22% |
28 – 36% |
16 – 21% |
扶贫有别于资助高龄
由【表三】可见，就财政负担来说，三位的建议以梁振英的相对较轻，但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三个建议基本上都是透过经济审查的扶贫计划，没有一个是不论贫富发放的。除了本人提出的第四点，见下文详述。
二、三个建议对加税的压力就算不说过分，也绝对不轻。对长远的经济成长作出投资，有各式各样的支出项目竞争，而以改进医疗和教育尤甚。 GDP若与时俱增，高龄社保可信也会水涨船高，经济增长愈快，计划所需费用愈庞大；因为有了选举后，贫穷问题再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贫穷线随主流的生活水准上升而下移，纳入的人口愈来愈多；是为民主政治的真意。因此，西方国家出现虽然经济持续成长，但退休保障仍入不敷支，甚至近乎破产的例子。
三、现行的各种长者津贴有一项毋须经济审查，在各方的建议中份属异数。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或可冻结发放额，使大部分拨款转为透过经济审查的用途，假以时日恢复计划的原意，照顾真正有需要的老人家，同时减轻税负。
四、周教授的建议基本上从经济审查出发。但若撤销「衰仔纸」，反会把计划变成「全民」式的退休金。
须知道，扶贫和资助高龄社会保障计划是两回事，但坊间往往混为一谈，模糊了问题的本质。后者的问题在于市民应自行为退休储蓄抑或靠政府代劳。社保是最近这一百年的发明，此前各自未雨绸缪、积谷防饥，而且主要是透过家庭。家庭为个人的逆境提供庇护，也透过儿女，对父母提供跨代的资金转移。孝心当时是普世的价值，人们养儿育女，准备老来从子。
别重蹈上世纪英国覆辙
其后三大因素促使西方改由政府开展高龄社保，挑起担子。首先是十九世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西欧兴起，现代政府诞生，效能较古代有所提高，政府开始有能力大规模地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
第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工会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有能力要求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退休保障就是其中一项政治工具，但在各种资源转移机制里破坏性最大，足以令政府破产。
第三，民主政治兴起既是上述两个因素的因和果，但亦可视为退休社保独立的推手。代议政府的政客发现，贫穷、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和个人日渐衰老，都是汇聚选民、争取支持最有力的议题。这三大因素最终集中到长者身上。在各种选民里，退休人士是最可靠的票源。
1925年，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提出《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寡妇、孤儿及长者供款退休金法案》），承诺对年满65的男性和年满60的女性发放退休金。当时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56岁，女性60岁。 1945年工党政府宣布把英国发展成福利国家时，男性的预期寿命是64岁，女性68岁。但随着生活和医疗改善，预期寿命持续延长，上世纪的政客严重低估了发展。
今天香港男性的预期寿命是79岁，女性是85岁，比英国开始成为福利国家时长十几年。港人实有必要三思，是否任由政客重蹈上世纪英国的覆辙？香港或须设立可负担的扶贫计划，特别是照顾老人，惟须透过经济审查，不能是一个政府无法负担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