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各种文明此起彼落，小邦大国交互盛衰，个中跌宕起伏，既令人惊叹，也叫人唏嘘，每多发人深省。近年这方面颇有些引人入胜的著作（见文末的参考文献）。今天我会以公元1300年划分回顾威尼斯的先盛后衰。
威尼斯凭着当时新生的政治包容性，孕育出最先进的开放自由经济制度，一跃成为中世纪第一个有现代雏形的共和国。威尼斯的经济崛起伴随着有利成长的制度性创新，其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公元1300年以后制度上失误。这是一个灵巧外向的航海共和国如何沦为只供世人凭吊的博物馆的故事。
意大利所在的亚平宁半岛，在公元五到八世纪遭北方的「蛮族」南下征服；半岛上的重镇，唯威尼斯得以幸免。公元800年，欧洲历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衰败，经济逐渐复苏。与此同时，查理曼大帝等君王重建强势的中央集权。
合伙人分为「在地」「在海」
威尼斯在公元810年政治上获得独立。随着西欧和东地中海的贸易日增，这个地中海中部独一无二的「讨海人」国度得享荣华富贵。由于这两个因素，威尼斯商人在其后那两个世纪富有起来，进而利用新近发现的经济实力，推动政制改革，反过来令经济如虎添翼。
当时长距离海上贸易的困难在于确保买卖合同得以落实。货物随船出海后，货主也就对财产失却控制，务须有新的商业形式和法律创新，以方便资本的调度和分配，以防未能完成买卖。其中最著名的创新是意大利文名为「colleganza」的有限责任合伙关系。这在欧洲其他地区称为commenda，也就是后来大型联合股份公司（great joint stock company）的前身，与其后十六世纪由西半球摩洛哥、西班牙伸展到东半球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合伙合同相似。
Colleganza的合约模式包括两个合伙人，一个「在地」（sedentary）驻守威尼斯，一个「在海」跟船出航；前者出资，后者负责押运卖货收钱。通常主要由在地的合伙人出资，资金不多的年轻合伙人则负责跟船出海。旅途中损失的货价由两位股东按投资比例分担，盈利按colleganza合同条款分享。这令一些既无资金、又无抵押的年轻人得以出海致富，成为当时社会晋升的途径。参与贸易者大增，造就了众多白手兴家的故事，但也见证了一些由富入贫的沧桑。
总督常插手商人业务
同样重要的是，期内威尼斯发展出一套从商的法律和司法架构。当时作为商业交易原则和规条的《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即源于商人（merchant）和贸易商（trader）行规，并非来自任何一个邦国的司法管辖权，后世公认为现代商业法的基石。从远方商旅间的纠纷交由行内人开庭裁决即可知，商人法直接响应了长程贸易的需要。
开放竞争经济，加上凭贸易致富的新贵家族施压，威尼斯的政制日益开放。先是1032年成为共和国，终结了民主为名、世袭为实的总督制（Dogeship）；继于1172年建立议会，作为立法的根源。
在1032年以前，威尼斯由于总督经「公民大会」（General Assembly）选举产生，赢得了民主的美誉。但这个号称全体公民的大会，实则受一批豪门主宰——足足有两个世纪，总督人选由三大家族包办。号称民主，实为世袭，而且权力不受限制，总督出于政治之私，经常插手商人的业务，甚或有损商人利益，致政商冲突不断。
直至1032年，商人的不满达到临界点，群起推举一位丝绸富商接任总督，同时制订并落实选举法，总督此后不得再指定接班人，世袭制告终。
此外，又增设「大公会议」(Ducal Council)，由两位法官组成，专责防止总督揽权独大。总督权力受控后，商人利益得到保障，海上贸易不再受长官意见左右。总督处事须征询两位法官的意见，即使私人事务，亦须遵从司法的决定。此变革是透过对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令长途贸易成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经济扩张带来政改的压力，1171年总督遭人谋杀，令压力一发不可收拾；所形成的权力真空随即由议员（councilors）和几大家族所填补。七个月后，新宪法出笼，自此以选举产生的「理事会议」（Great Council） 成为共和国的核心权力来源，职责包括选举总督。
政制有三大创新
理事会议由法官等公职人员构成，但以贵族为主。此外，由理事会议抽签产生四人，组成提名委员会，负责每年提名一百名新成员加入理事会议；理事会议接着遴选两个次级议会参议院（Senate）和四十人会议（Council of Forty）的成员，分别肩负一定的立法和行政职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事会议之于大公会议的角色演变，其中标示三项威尼斯政制的创新：
一、 理事会议负责遴选大公会议（Ducal Council）的成员，由起初二人增加到六人。
二、 另设会议负责建议总督人选，成员由理事会议抽签产生，虽然人选须经公民大会认可，但由于只提交一个人选，故实际上等如是由负责建议的会议决定人选。
三、 新总督就任时须宣誓以限制权力，例如不得侵吞国家财产、不得主持针对总督本人的控诉。这类限制与日俱增。最后，总督不但要服从法官，甚至所有决策都要交大公会议批准。大公会议的一项职责是看管总督，确保其遵从理事会议所有的决定。
威尼斯落实上述政改后，商船和海军实力大增。1082年，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大量经商特许权。市内的威尼斯人数以万计，有自己的侨民区（Venetian Quarter）。由此可见，开放竞争型经济与包容性政治制度实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政改更带动了一系列其他制度的创新：法律上产生独立的法官、法庭、上诉庭和新式的私人合同和破产法。这些新制度又带来法律上新的商业形式和各类新的合同；金融方面也紧随步伐，现代银行的雏形宣告诞生。威尼斯至此达致全面开放竞争型经济与包容性政治制度，看似势不可挡。
不过，进步的同时也带来张力。威尼斯经济发展，随之而来是已故经济学者熊彼特（Schumpeter）所谓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也暗中酝酿。每逢有一批具创业精神的年轻人透过colleganza等经济渠道致富，也同时分薄了众多老行尊的利益；后者不仅利润受蚕食，政治权力也遭到挑战，理事会议里的大老总想关上大门，不再接纳新人。这个发展把威尼斯导向衰落。
理事会议每逢年初决定该年的成员，方法是年底随机推举四位选举人，负责为来年提名一百人，而一获提名即自动入选。但1286年10月3日那天，有人建议修例，由自动入选改为由豪门控制的四十人会议多数票确认；换言之，精英阶层要求对获提名的一百人拥有否决权。这项建议被否决，但两天后的另一项建议则获得接纳：获提名的一百人除了父亲或祖父曾任理事会议成员者可自动入选，其余交由大公会议认可。10月17日又通过了另一项改动：理事会议成员的任命须经四十人会议、总督和大公会议通过。
理事会议变相世袭
1286年的政争和修宪是威尼斯「封闭」（「La Serrata」）的开端。1297年2月更决定，此前四年内曾任理事会议成员者自动获得提名并入选，提名新人要经四十人会议批准，不过只需十二票；1298年9月11日后，现任成员及其家人更毋须确认。理事会议至此基本上对外来者关上大门，初始成员变相世袭，类似贵族。精英阶层进而在1315年给自己颁发金证书（Libra d’Oro, Gold Book），正式成为贵族。
白手兴家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才获得点权力，不甘就此失去。1297-1315年，政治张力有增无已。理事会议的做法是把成员由450人增至1500人，以收纳声音最大的反对者；但与此同时压制不满，1310年起设立警察，以打压来巩固新的政治秩序。
继上述的政治封闭，理事会议进而扩至经济封闭。封闭式垄断经济制度伴随着独专的政治制度，连带当初令威尼斯得以致富的colleganza合同也遭禁制。这也许不难理解，Colleganza有利新进的商人，不为建制精英所喜。这只不过是迈向封闭式垄断经济制度的其中一步。
到了1314年，威尼斯索性把贸易国有化，由官方船队包办贸易。自1324年起，个人参与贸易须缴重税，长程贸易变为贵族的专利。但精英阶层的来源愈来愈窄，大生意由他们包办后，贸易开始走下坡，由是展开了威尼斯没落一页。
威尼斯的人口变更反映了她的衰落；经济扩张始自十世纪，人口由1050年的45000，至1200年增加一半至70000人，至1330年又增一半至110000人。当时城市的规模与巴黎相若，可能是伦敦的三倍；但接着回落，1500年的人口跌至100000。1650-1800年间，欧洲整体上人口激增，但威尼斯不进反退。
总督宫顶层是特工办公室
威尼斯本来看似会成为人类第一个开放竞争经济、且具政治包容性的社会，惜自毁长城。起初很好的政经制度变得封闭、垄断和独专，致使经济由盛转衰。时至今日，除了零星的捕渔业，唯一的经济活动是旅游；献给访客的不是贸易和经济先锋，而是意大利薄饼、色彩斑斓的玻璃器皿。即使今天瞻仰总督宫，仍然可以想象威尼斯封闭前的辉煌 –– 威尼斯已由经济强国沦为博物馆。
威尼斯的总督府有双重的含义。作为中古时期的贸易中心，财富满盈，除了大兴土木，留下许多富丽堂皇的建筑，还带来了不少现代的制度。富商组成的议会就设在总督宫的大房间（Sala Maggiore），负责监督总督的一举一动；这是威尼斯包容性的象征。总督宫的顶层是隐秘的特工办公室，特工队成立于1310年，为那些靠抽剥外贸致富、圈子愈来愈小的豪门望族卖命；这是威尼斯封闭性的象征。
参考文献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
Norman Davies, Vanished Kingdoms: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and Nations, Viking Penguin, 2011.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Viking Penguin, 2005.
Frederic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