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本文標題似是意味香港正面臨極大隱憂，前途並不樂觀。憂心前途者認為，為求應付逆境挑戰，香港實有必要採取非常手段。到底香港前景惹人憂慮之處何在？各人對未來發展的憂慮各有不同；長遠而言彼此間難有一致看法，就更顯然是造成大眾對未來惶恐不安的重要原因。前路茫茫的普遍觀感是否事出有因？是否無可避免？又可有辦法化解？
身為經濟學者，我對香港的前途向來持樂觀看法，但對港人卻未盡然。作為開放城市，且位處全球發展最迅速的國家及地域中，除非香港自我封鎖，與世隔絕，否則其經濟前景實在斷無悲觀之理。既然經濟前景樂觀，社會和政治方面也不會差到哪裏。近二百年來人類發展的最重要經驗告訴我們，經濟發展足以帶動社會各方面的進展；生活改善、政制開明、平權日進、人壽益增等等，均為工業革命推動下的經濟發展成果。
事實上，「香港人」反而是一個順應時勢演變的概念，其中包括未來的新世代、新移民、回流的居民，以及那些離開、但仍與香港的人或事保持聯繫的人。「香港人」這一概念實在不易具體界定，因為香港自由開放，本地人的一切活動都難免與內地和世界各地互有聯繫。但凡本地人都或多或少是本地前途的持份者，這是與世隔絕、與世無爭的地方村落所無法企及的尊崇地位。
香港開放程度這樣高，一旦與外界的關係有變，社會上各階層的利益自然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如何處理貧苦一群與贏得利益者，足以左右本地的未來發展。為防禦外來衝擊而獨善其身，會使這個城市偏離開放和興旺之路。如何在保障弱者和獎勵強者之間作出最佳的安排，對本地的開放程度足以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香港的未來同時繫於來自香港人和祖國的期望。兩方面對香港發展前景的期望，雖然已涵蓋於《基本法》之中，卻自會順應時勢發展，而非一成不變。香港人和祖國轉變中的期望和行動，亦足以影響香港未來的開放程度。
四人夜話三大目標
1997年4月某天傍晚，我們一個商界行政人員、一個公務員、兩個大學教員共四個人，在中環共晉晚餐。席間提及對董建華新政府的期望，大家都慨嘆數年來中英雙方在政治上各不相讓，爭論不休，以致有損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不少重大政策議題為之擱置而急待議決。
當時意見領袖、商界要人之間的熱門話題，不離香港銳意發展成亞洲曼哈頓，兼東南亞區商業中心兩大願景。隨着中國崛興，香港經濟前景一片光明的想法深入民心；支援祖國繼續對外開放改革，也為香港帶來極大發展機遇；香港必須及時把握機會，以免在政治紛爭中迷失方向。飯局中，我們四人對此都深有同感。
同樣令我們深有同感的是，中國對外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機遇，亦會對香港社會造成擾亂和衝擊。日趨繁榮的背後，有人歡喜有人愁；未能把握機遇的一群應予以照顧，因為隨着本地政制日漸開放，他們的政治呼聲就會日形突出。為謀對策，必須有大刀闊斧、高瞻遠矚的氣魄。
要實現的目標有以下三個：一、同時與內地經濟及國際經濟融合，從而維持香港作為開放城市的經濟繁榮；二、與社會大眾分享繁榮成果，使民粹政治不致在民間造成嚴重分化；三、持續開拓香港與內地互惠雙贏合作的機會，令「一國兩制」繼續保持動力。
閒談間還有人建議以董先生為首的政府應勇於承擔，大膽開拓，將現時各由局長統領的政策局工作，改為委任「超級政策局長」來協調並推動。此舉可確保政策局之間的工作協調較佳，並加強政府行政主導成分，實施策略性施政綱領，以彌補過去之不足。
當時我直覺上就認為這個建議並不可行，於是衝口而出，指出香港政府既缺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組織能力，亦無新加坡政府在政治上的認受性。這番話連我自己也意想不到，因為在此之前，我根本從未仔細思考過這一問題。飯局之後，我就開始探索相關的課題。
回想起來，是次飯局對談有兩方面頗堪玩味。第一，早在當年就有人意識到香港急需針對連串經濟和社會議題，在政策上大事變革；第二，要落實變革措施，政府不但必須厲行行政主導，還須在政治上具認受性，兼備組織能力，以確保推行變革時廣獲公眾支持。
我將在本欄討論一系列香港的問題，首先探討為何香港需要在連串議題上推行重大政策變革？變革有何內容？為何部分新政策須以舊有政策為變革藍本，而部分新政又須與舊政劃清界線？
其次我會探討如此困難實行政改的原因。是既得利益者的抗衡？是社會上政治信念與利益的分歧？是被過往經歷牽住？是太理想化或制度化？抑或是政策制訂者欠缺想像力？
第三我會探討能否建立政治支柱和監控架構去影響政改；如果改不了，香港又將陷於何種險境？
回顧過去規劃未來
現在先談談為何香港需要在連串議題上推行重大政策變革。有人認為香港奇蹟是在1997年回歸之後幻滅。我卻認為即使在此之前，香港已有種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中國自1979年對外開放，為香港製造業北移敞開大門，因而為香港帶來重大經濟機遇。不過，隨之而來的經濟結構轉型，亦對本地社會造成重大挑戰。經濟機遇產生的亢奮作用過後，社會問題的挑戰亦日形嚴峻。
1979年至1997年間，香港經濟順利過渡，有賴勞工市場靈活性高，而工業又轉型成功；期內興起的服務業經濟，足以有效支援北移的生產基地。商業服務、專業服務、物流及運輸服務均有長足發展；這亦正是本地工商業支援服務的雛形。
當年製造業北移，而一般低技術工人依然滿足於現狀，實拜人口結構變化所致；因為正值本地年輕工人數目增長速度處於戰後最低水平。勞工供應嚴重短缺，引致工資上漲，通脹亦處於雙位數水平。
不過，年輕工人的就業前景隨後日形黯淡，因為本地生產者服務漸由支援北移勞工密集生產基地，轉為以輸出旅遊服務為主；有關轉型過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出現。轉型之初，內地旅客帶來旅遊業的發展確因有助於減低失業而被視為可喜現象，可惜由於生產力停滯不前，低技術工人於是優勢漸失。
此外，香港高等教育資助學額的發展亦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陷於停頓，人力資本投資既漸形落後，以致個人入息差距日益懸殊。此外，入境政策容許港人內地家人優先來港團聚，新移民教育程度普遍低於本地居民，促使人力資源問題進一步惡化。
同時，人口老化對長者社會及醫療服務造成的壓力日形增加，對本地經濟構成影響。近十年來，雖然各項社會服務仍不時獲得政府注資，但醫療服務開支卻日見放緩。有關問題須以勇於創新的規劃和不懈的努力才能應付；資金固然重要，卻非關鍵所在。
1997年以前，中英政府之間的重大分歧，導致香港政界未能及時正視在本地逐漸萌芽的種種社會問題。回歸以後，建制派與泛民反對派之間勢成水火，更令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備受忽略。社會階層之間的鴻溝離不開政經鴻溝的觀感日形鞏固。但備受吹噓的所謂「Ｍ型社會扎根於政治、社會、經濟三個層面的分歧」這個說法從來就缺乏真確性和認受性，但獲得傳媒廣泛報道。不斷重複的說法會令人信以為真，豈非變相洗腦？
另一方面，中國對外開放，確實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不過我們並未有完全把握。1992年夏天，我曾四度與其他經濟學者前赴珠江三角洲一帶，考察當地經濟發展情況。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當地的經濟發展實已超越當時號稱亞洲第五小龍的泰國。考察珠海期間，得知當地政府已動工興建連接香港的大橋，但二十年來，是項工程卻一直備受香港人質疑，而大橋工程至今仍在進行。坐失良機自會有損於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以致日後面對教育、醫療、安老等社會問題時，可用資源就會相應減少。
政治紛爭與尚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在經濟發展未如理想的情況下，只會變本加厲，更形惡化。教育、醫療、安老服務所需開支高昂，是本地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當低入息者佔就業人口比例日增而工資又無甚增長，只會導致貧者愈貧，而有關社會服務代價更高。此外，房屋問題當然亦至關重要，也是我向所關注的課題，隨後將在本系列文章中探討。
本地有部分團體認為，政府既然庫房充裕，理應不愁資源問題。此看法可說不無道理，只因特區政府所面對的頭號挑戰，往往只在於爭取立法會支持通過撥款申請！不過，若以為有錢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就未免大錯特錯；況且這些社會服務所需的金額，並不只是未來數年而是長達數十年內所需開支，實在遠超政府現時庫房所能負擔。假使經濟表現未如理想，自然難望政府財力足以應付。若以加稅方式來資助補貼，則難以避免經濟放緩的風險。
政經互動公信為重
政府必須對教育、醫療、安老服務制訂長遠規劃，人口老化一環既已在本地社會耳熟能詳，應知今後數十年間將持續成為嚴重問題。社會服務須以長遠經濟策略配合方能應付所需開支；尤其重要的是，為此作出承擔者還須在政治上具深遠公信力。
政府對解決社會問題的承擔能否取信於民，還繫於香港長遠經濟表現能否贏得信心，以及香港政局能否長治久安，以確保對公眾所作承諾能夠一一兌現，而免受政府換屆而產生變化。以美國為例，該國的「福利社會」（welfare state）共識在1928年至1980年期間，歷時半個世紀一直維持不變，但在1980年至2008年期間卻有所動搖；今後能否重建共識仍是未知之數。
正當本地社會在政制發展路線圖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之際，香港能否短期內達成懸空已久的政策共識？新政策共識須包含什麼內容？本欄下周將開始探討當前政策分歧的歷史成因，以期為擺脫目前困境提供索引。
參考文獻：
Yun-Wing Sung, Pak-Wai Liu, Yue-Chim Wong, and Pui-King Lau, The Fifth Dragon: Emerge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95.
香港奇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