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本文标题似是意味香港正面临极大隐忧，前途并不乐观。忧心前途者认为，为求应付逆境挑战，香港实有必要采取非常手段。到底香港前景惹人忧虑之处何在？各人对未来发展的忧虑各有不同；长远而言彼此间难有一致看法，就更显然是造成大众对未来惶恐不安的重要原因。前路茫茫的普遍观感是否事出有因？是否无可避免？又可有办法化解？
身为经济学者，我对香港的前途向来持乐观看法，但对港人却未尽然。作为开放城市，且位处全球发展最迅速的国家及地域中，除非香港自我封锁，与世隔绝，否则其经济前景实在断无悲观之理。既然经济前景乐观，社会和政治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近二百年来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足以带动社会各方面的进展；生活改善、政制开明、平权日进、人寿益增等等，均为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发展成果。
事实上，「香港人」反而是一个顺应时势演变的概念，其中包括未来的新世代、新移民、回流的居民，以及那些离开、但仍与香港的人或事保持联系的人。「香港人」这一概念实在不易具体界定，因为香港自由开放，本地人的一切活动都难免与内地和世界各地互有联系。但凡本地人都或多或少是本地前途的持份者，这是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地方村落所无法企及的尊崇地位。
香港开放程度这样高，一旦与外界的关系有变，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自然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如何处理贫苦一群与赢得利益者，足以左右本地的未来发展。为防御外来冲击而独善其身，会使这个城市偏离开放和兴旺之路。如何在保障弱者和奖励强者之间作出最佳的安排，对本地的开放程度足以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的未来同时系于来自香港人和祖国的期望。两方面对香港发展前景的期望，虽然已涵盖于《基本法》之中，却自会顺应时势发展，而非一成不变。香港人和祖国转变中的期望和行动，亦足以影响香港未来的开放程度。
四人夜话三大目标
1997年4月某天傍晚，我们一个商界行政人员、一个公务员、两个大学教员共四个人，在中环共晋晚餐。席间提及对董建华新政府的期望，大家都慨叹数年来中英双方在政治上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以致有损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不少重大政策议题为之搁置而急待议决。
当时意见领袖、商界要人之间的热门话题，不离香港锐意发展成亚洲曼哈顿，兼东南亚区商业中心两大愿景。随着中国崛兴，香港经济前景一片光明的想法深入民心；支持祖国继续对外开放改革，也为香港带来极大发展机遇；香港必须及时把握机会，以免在政治纷争中迷失方向。饭局中，我们四人对此都深有同感。
同样令我们深有同感的是，中国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机遇，亦会对香港社会造成扰乱和冲击。日趋繁荣的背后，有人欢喜有人愁；未能把握机遇的一群应予以照顾，因为随着本地政制日渐开放，他们的政治呼声就会日形突出。为谋对策，必须有大刀阔斧、高瞻远瞩的气魄。
要实现的目标有以下三个：一、同时与内地经济及国际经济融合，从而维持香港作为开放城市的经济繁荣；二、与社会大众分享繁荣成果，使民粹政治不致在民间造成严重分化；三、持续开拓香港与内地互惠双赢合作的机会，令「一国两制」继续保持动力。
闲谈间还有人建议以董先生为首的政府应勇于承担，大胆开拓，将现时各由局长统领的政策局工作，改为委任「超级政策局长」来协调并推动。此举可确保政策局之间的工作协调较佳，并加强政府行政主导成分，实施策略性施政纲领，以弥补过去之不足。
当时我直觉上就认为这个建议并不可行，于是冲口而出，指出香港政府既缺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组织能力，亦无新加坡政府在政治上的认受性。这番话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从未仔细思考过这一问题。饭局之后，我就开始探索相关的课题。
回想起来，是次饭局对谈有两方面颇堪玩味。第一，早在当年就有人意识到香港急需针对连串经济和社会议题，在政策上大事变革；第二，要落实变革措施，政府不但必须厉行行政主导，还须在政治上具认受性，兼备组织能力，以确保推行变革时广获公众支持。
我将在本栏讨论一系列香港的问题，首先探讨为何香港需要在连串议题上推行重大政策变革？变革有何内容？为何部分新政策须以旧有政策为变革蓝本，而部分新政又须与旧政划清界线？
其次我会探讨如此困难实行政改的原因。是既得利益者的抗衡？是社会上政治信念与利益的分歧？是被过往经历牵住？是太理想化或制度化？抑或是政策制订者欠缺想象力？
第三我会探讨能否建立政治支柱和监控架构去影响政改；如果改不了，香港又将陷于何种险境？
回顾过去规划未来
现在先谈谈为何香港需要在连串议题上推行重大政策变革。有人认为香港奇迹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幻灭。我却认为即使在此之前，香港已有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中国自1979年对外开放，为香港制造业北移敞开大门，因而为香港带来重大经济机遇。不过，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亦对本地社会造成重大挑战。经济机遇产生的亢奋作用过后，社会问题的挑战亦日形严峻。
1979年至1997年间，香港经济顺利过渡，有赖劳工市场灵活性高，而工业又转型成功；期内兴起的服务业经济，足以有效支持北移的生产基地。商业服务、专业服务、物流及运输服务均有长足发展；这亦正是本地工商业支持服务的雏形。
当年制造业北移，而一般低技术工人依然满足于现状，实拜人口结构变化所致；因为正值本地年轻工人数目增长速度处于战后最低水平。劳工供应严重短缺，引致工资上涨，通胀亦处于双位数水平。
不过，年轻工人的就业前景随后日形黯淡，因为本地生产者服务渐由支持北移劳工密集生产基地，转为以输出旅游服务为主；有关转型过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转型之初，内地旅客带来旅游业的发展确因有助于减低失业而被视为可喜现象，可惜由于生产力停滞不前，低技术工人于是优势渐失。
此外，香港高等教育资助学额的发展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陷于停顿，人力资本投资既渐形落后，以致个人入息差距日益悬殊。此外，入境政策容许港人内地家人优先来港团聚，新移民教育程度普遍低于本地居民，促使人力资源问题进一步恶化。
同时，人口老化对长者社会及医疗服务造成的压力日形增加，对本地经济构成影响。近十年来，虽然各项社会服务仍不时获得政府注资，但医疗服务开支却日见放缓。有关问题须以勇于创新的规划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应付；资金固然重要，却非关键所在。
1997年以前，中英政府之间的重大分歧，导致香港政界未能及时正视在本地逐渐萌芽的种种社会问题。回归以后，建制派与泛民反对派之间势成水火，更令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备受忽略。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离不开政经鸿沟的观感日形巩固。但备受吹嘘的所谓「Ｍ型社会扎根于政治、社会、经济三个层面的分歧」这个说法从来就缺乏真确性和认受性，但获得传媒广泛报道。不断重复的说法会令人信以为真，岂非变相洗脑？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确实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不过我们并未有完全把握。1992年夏天，我曾四度与其他经济学者前赴珠江三角洲一带，考察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地的经济发展实已超越当时号称亚洲第五小龙的泰国。考察珠海期间，得知当地政府已动工兴建连接香港的大桥，但二十年来，是项工程却一直备受香港人质疑，而大桥工程至今仍在进行。坐失良机自会有损于香港的未来经济发展，以致日后面对教育、医疗、安老等社会问题时，可用资源就会相应减少。
政治纷争与尚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未如理想的情况下，只会变本加厉，更形恶化。教育、医疗、安老服务所需开支高昂，是本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低入息者占就业人口比例日增而工资又无甚增长，只会导致贫者愈贫，而有关社会服务代价更高。此外，房屋问题当然亦至关重要，也是我向所关注的课题，随后将在本系列文章中探讨。
本地有部分团体认为，政府既然库房充裕，理应不愁资源问题。此看法可说不无道理，只因特区政府所面对的头号挑战，往往只在于争取立法会支持通过拨款申请！不过，若以为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就未免大错特错；况且这些社会服务所需的金额，并不只是未来数年而是长达数十年内所需开支，实在远超政府现时库房所能负担。假使经济表现未如理想，自然难望政府财力足以应付。若以加税方式来资助补贴，则难以避免经济放缓的风险。
政经互动公信为重
政府必须对教育、医疗、安老服务制订长远规划，人口老化一环既已在本地社会耳熟能详，应知今后数十年间将持续成为严重问题。社会服务须以长远经济策略配合方能应付所需开支；尤其重要的是，为此作出承担者还须在政治上具深远公信力。
政府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承担能否取信于民，还系于香港长远经济表现能否赢得信心，以及香港政局能否长治久安，以确保对公众所作承诺能够一一兑现，而免受政府换届而产生变化。以美国为例，该国的「福利社会」（welfare state）共识在1928年至1980年期间，历时半个世纪一直维持不变，但在1980年至2008年期间却有所动摇；今后能否重建共识仍是未知之数。
正当本地社会在政制发展路线图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之际，香港能否短期内达成悬空已久的政策共识？新政策共识须包含什么内容？本栏下周将开始探讨当前政策分歧的历史成因，以期为摆脱目前困境提供索引。
参考文献：
Yun-Wing Sung, Pak-Wai Liu, Yue-Chim Wong, and Pui-King Lau, The Fifth Dragon: Emerge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1995.
香港奇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