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三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上星期探讨过政治有何性质，阐释修辞与语言权术的作用，前者为游说语言，后者则利用语言作策略部署以达游说目的。既然误导和操控是政治修辞不可或缺的特色，那么政治生活的是非曲直应如何判断？主要有以下两个南辕北辙的因素。
一、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若所采取行动旨在促进社会上某些普遍道德准则，而又不违背其他道德准则，即属合乎道德规范。废除奴隶制有助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同享天赋权利的崇高道义原则，固为理所当然。
二、效果为本（consequentialist approach）：集体行动若有助于改善大众生活，社会互利共融，即属合乎道德规范。以美国在1865年的国情为例，废除奴隶制至少因其有利大众而视为理所当然。
种族共融前路维艰
《林肯》电影中最动人心魄的情节，在于林肯与太太的黑人友人Elizabeth Keckley的一段对话，其中不但道出美国内战的基本道义原则，也阐明美国宪法第13条修订案所包含的，正是人人得享自由的天赋权利。
Keckley：我知道还有四天就要投票表决了。我知道你很忧心，也感谢你为这件事操心；我想你知道他们必定会通过的。上帝自会作主。
林肯：我可不羡慕祂要为这种事作主。国会议员这样难应付，说不定祂已后悔把任务交给他们处理。
Keckley：那就由你作主好了。
林肯：修宪要是通过了，你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吗？会为同胞的前途担心吗？
Keckley：白人不愿跟我们和平共处。
林肯：很多白人都不愿意。
Keckley：你又怎样？
林肯：嗯…… Keckley太太，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的同胞。我所知道有关黑人的种种，跟其他人并无分别，居无定所，一穷二白，也与我们一样会言不由衷。我有权期望的，你也有权期望，要明白彼此的期望相信也不难。我相信我会迟早习惯跟黑人共处。不过，黑人的国民身份，以及废除奴隶制之后何去何从，我实在一无所知。
Keckley：黑人今后的路怎样走，我也说不准。我从未听闻有人问起自由之后怎么样；总之要先有自由。至于我自己，我儿子为联邦战死沙场，为自由捐躯；而我身为他的母亲，这就是我的国民身份。林肯先生，你说我还要怎样？
单从争取天赋人权的首要原则出发，并不足以保证就能预见一切后果。历史的发展并非既定：过去虽然影响未来，但不能预设未来。美国内战与宪法第13条修订案所造成的人命损失根本无法预计，影片中林肯亦为黑人解放后何去何从忧心忡忡。
修订案表决通过之后，内战随之结束，联盟州份重投联邦怀抱，经济重新开展，工商业渐见兴旺，为美国盛世创造有利条件。虽然成就堪夸，但黑奴获得解放之后，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依然吃尽苦头，命途似是更为坎坷。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蓄奴制度是无利可图、毫无效率、一味苛待黑奴的夕阳制度。但Robert Fogel与Stanley Engerman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相反意见。他们对奴隶制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内战前美国南方经济发展并未停滞不前。1840年至1860年期间，南方人均收入增幅执全国牛耳；南方黑奴农场一直为农场主带来可观利润，若非爆发内战，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南方一个聘用15名以上黑奴的农场，以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生产力较北方非黑奴农场高出33%。美国南方黑奴的生活条件其实优于北方不少工厂工人。
在史匹堡的电影中，林肯对奴隶制经济学了如指掌，这在他向国会议员George Yeaman提及自己父亲的对话中表露无遗：「他（林肯父亲）明知小本经营的一介农夫，根本无法跟黑奴农场竞争，于是举家迁离肯德基州，避之则吉。他希望印第安纳州能够幸免（于黑奴制度）。」
两位经济学家在书中谈及奴隶主如何对待黑奴的问题。他们研究农场记录，认为黑奴工作量较轻，食用较佳，受鞭打的次数亦不多，农场黑奴甚至获鼓励信奉基督和成家立室。农场主人视奴隶产业为一盘生意，因而在剥削和压制黑奴方面知所节制；一个农场黑奴帮工，终其一生所得报酬，亦等于生产总额的九成。不过，他们亦不忘在书中声明，黑奴实际上受剥削的情况，当然未能在农场记录中尽录。
黑奴根据第13条修订案规定而获解放之后，就不再属私有财产，前奴隶主自然再无照顾其利益的诱因。重获自由的黑人必须在备受白人歧视甚至憎恨的社会中自力更生。「三K党」正是成立于美国内战结束后满含种族仇恨的地下组织。南方一些人口以黑人居多的州份对黑人选民登记设置重重障碍，限制黑人取用其他种种公私资源的措施亦相继实施；不少黑人为求生计于是移居北方，可是却苦无技术或资金足以另觅新生。
黑奴制度结束 重建未果
事实上，两位作者无意为奴隶制涂脂抹粉，反以道德立场反对奴隶制。书中所述，反映出第13条修订案虽为解放黑奴的义举，但对于如何实现种族平等却未有任何部署。因此，黑人虽获自由，但其经济条件反而变差，政治地位亦未见有任何改善之处。事实上，美国在修宪之后还须再过整整一个世纪，种族平等及黑人投票权才再度成为受关注的政策议题。
电影描述林肯于1865年4月14日与幕僚开会考虑如何以保守审慎的方式逐步赋予黑人投票权；中途给提醒须偕夫人前往观赏歌剧，他在离开之际喃喃自语：「是时候去了，可是我宁愿留下。」岂料他一语成谶，就于当晚在歌剧院遇刺身亡。
假使林肯大难不死，又会如何？这一问题当然不可能有确切答案，但臆测一下亦无不可。可以说，答案视乎每个人对内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的看法而定。
以往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南方获解放的黑奴本来就无法妥善行使投票权，强行要南方赋予黑人投票权不过是战胜的北方的错误决定。时至今日，一般史家认为内战后重建时期试图在全国实现种族融和民主制度，虽说是有瑕疵的实验，但仍是一个崇高的创举。可惜最后沦为悲剧，主因在于重建实验以失败告终，把种族公义问题遗留给后世。
以为林肯对「重建时期」胸有成竹的看法未免昧于形势。林肯本来就并非共和党的激进派人物，在内战爆发之前，从未支持过获解放黑奴应取得投票权。因此，除了解放黑奴之举以外，林肯根本不曾视「重建时期」为大事改革南方社会的时机；其立场有别于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等党内激进派。男性黑人的普选权虽在即将停战之际已成激进派的争取目标，但却绝非林肯心目中的当务之急。
林肯伟大杰出之处，在于其与时并进及处事圆通的本事。内战期间，林肯曾一改初衷，转而拥护党内激进派实时解放黑奴，并且征召黑奴入伍的立场。1865年4月，在遇害前不久，林肯首度公开表态支持赋予部分黑人投票权，以曾受教育、获解除私有财产身份，或曾在联邦军中服役的黑人为合资格者，变相给予黑人有限度的普选权。
可惜其继任人约翰逊（Andrew Johnson）缺乏如林肯般的过人之处。林肯开明、接受批评、紧贴北方民意，并能与党内不同派别合作。约翰逊则刚愎自用、种族偏见兼严重偏听，所行政策不但与党内激进派的主张背道而驰，亦不见容于大部分共和党人。在任期内失势，也是咎由自取。
约翰逊先在南方各州建立新政府，置黑人呼声于不顾。即使这些政府官员企图通过黑人法令（Black Codes），使获解放黑奴又重陷形同奴隶制的枷锁；他亦一意孤行，漠视北方的疑虑或国会的反对。国会对其重建计划不予支持，又制订连串激进措施，赋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法定权利。1866年的民权法、1867年及1868年的重建法，以及1868年的美国宪法第14条修订案，都是双方互斗期间所通过的法例。修宪之后，南方各州根据新规定成立新政府，让黑人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投票权。虽有国会颁发的禁制令迫令总统执行，但约翰逊仍千方百计运用总统权力百般阻挠。
在北方民主党支持下，南方绝大部分白人坚拒赋予前黑奴平等权利；在约翰逊怂恿下，更极力反对实行国会所通过的种种激进平权措施，无疑为三K党等种族主义组织针对黑人的暴行铺路，大大损害重建工作。1868年，国会以顽固无能为由向约翰逊提出弹劾，结果经参议院审判，他仅以一票之差得以幸免。
换了是林肯，就很难想象他会在国会、共和党内，以至北方民众之中弄得众叛亲离，以致总统之位也因险遭弹劾而几乎不保。林肯亦不似会明知政策注定失败亦要一错到底，反而应会在「重建时期」顺应局势发展而修订主张。若他能在1865年为黑人在南方获得投票权奠下基础，也定必会细听国会及北方针对黑人法令的反对意见。
既然林肯生前在党内各派之间左右逢源，不难想象若他依然在位，应可与国会达成共识，制订出包含赋予黑人基本民权（正如1866年订立的民权法），以及他死前建议黑人有限度普选权安排的重建计划。激进派自然会得寸进尺，但国会之内毕竟以温和派为多数。约翰逊冥顽不灵，反而促使温和派趋向附和激进派，以致国会通过连串重建法（Reconstruction Acts）。
假使林肯并未遭逢不幸，而在1866年与国会达成协议，至少男性黑人不会实时全数获得普选权。林肯在生会如何决定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遇刺之后入主白宫的继任人，在面对美国历史上一大严峻挑战时力有不逮。
第13条修订案通过之后，对美国的经济、政治与民间造成重大苦难。修订案必先获视为维护黑人自由，才能在道义原则上站得住脚。整体而言，此项修订案亦谈不上造福国民，因为黑人以及南方穷等白人都因而大吃苦头。纯粹讲求天赋权利，以公义为大前提，往往容易忽略行事后果实为一大考虑因素。政策上的变革要人人受惠，难免要将利益重新分配。此外，政策后果难以预计，在短视政客下台之后，其政策的长远效果就更不易参透。
伟略兴邦诡辩误政
政治上的误导与操控手段，其实与道义原则沾不上边，因为要采取集体行动，语言权术在所难免。既然无法以民意作为集体行动指标，美国内战与宪法第13条修订案所涉及的道义问题，只在于作为政治行动，两者是否合乎道德准则而已。此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政客往往为求达到眼前目的而鼓吹采取民粹行动，高举所谓「民意所在」的幌子，但民间要求其实各有不同，甚或互相矛盾。
至于常以首要原则为依据，罔顾后果而贸然鼓动市民采取激进行动的政客，其实亦同样危险。后果难测断非任意妄为的借口；这类政客的行为可算不负责任至极点。我甘冒「道德骑墙派」之讥，也要表明，举凡涉及集体行动的道义评价，我宁取「效果为本」与「天赋权利」两腿走路的立场。若事关重大，任何决定都必须同时通过两大准则才算可行，万万不可单凭某一原则，作为权宜之计。
不少走民粹主义路线的政客经常行使诡辩术（casuistry），亦即容许道德准则有例外，这样正正违反了道德准则。诡辩手法之所以危险，因为假借道德之名走快捷方式，实则盲目鼓吹天赋权利或所谓民意的民粹式概念。两者性质相近，其实都可成为决策者掩饰私利的手法，例如在寻求当选或连任时。
施展诡辩术者往往狡辩，道德准则既然各有不同，可以适用的情况以至角色亦各有不同，从而混淆政治与伦理。电影《林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这位一代总统，不但精通语言权术，也深谙为政之道，为化解无比艰巨的挑战寻求解决方案，不惜肩负沉重无比的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2 Volum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4.
Eric Foner, The Fiery Trial: Abraham Lincoln and American Slaver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