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希望借着创新，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出口导向内需。伴随着GDP在2000-2009年间惊人的增幅，研究和开发（简称「研发」或R&D）开支占GDP的比重同期内也由0.9%增至1.7%。
创新可分三个层次
眼看中国和印度科技实力日增，再加上庞大的劳动力，发达国家有人忧心忡忡，要求加强保护主义、增加R&D开支。但纯就创意而言，国际上真正的竞争不在于谁来发明，而在于谁将发明化作商品。繁荣通常带动科技，科技却不一定带来繁荣；以为先要领先科技才可领先经济，是严重的误解。
创新涉及新产品或新工序的开发，以及由此而来的技能（know-how）。 Amar Bhidé教授将创新分为高、中、车间╱作坊三个层次，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产品来说，各自相当于部件或原材料、中途产品和终端产品。创新的过程是大量人的心血结晶，需要不同层次长时间的投入。
高层次的创新若不能在低层次上获得应用，难言经济价值；基本原理层次上的突破要有中层工艺配合，才有工业价值可言；但中层工艺缺少作坊层次的应用，例如操作的经验法则，通常也无用武之地。
比方说，汽车内燃机的科技已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美国福特车厂自1903年起就开始生产汽车。以任何标准看，内燃机都是成熟的工艺，但车间层次的创新至今不缺，而技术专利则由制造商和辖下生产团队拥有，在公营企业实属罕见。
我们往往把创新看得太简单，以为凡公诸学报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机构获颁的技术专利均属创新，忽略上述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技能，更罔顾那些不见于论文、也未申请专利的创意。
以为发展科技才能繁荣经济，纯为假设只有终端产品会跨境为我所用，但高层次的想法和技能绝少越境而来。事实刚好相反，科学发现在学术著作里唾手可得，不受地域限制，使用他国的专利一般也毋须支付较高的费用；反而很多终端产品的流通受阻，服务业尤然。
在网络时代，科技知识转眼间就传遍世界，又何须理会最初是哪一国的发明？ Google的搜索引擎是否发明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何关系？再说，一个英国人在瑞士实验室发明万维网（WWW）的通讯协定；一个瑞典人和一个丹麦人在爱沙尼亚开创视像通话软件Skype。很多重大发现都有跨国的影子，中层的工艺基本上是公开的。美国药厂Eli Lilly早在十多年前开始透过互联网外判R&D课题，由俄罗斯、东欧到印度的科研人员都踊跃提供服务。
全球化大大促进了终端产品的贸易，透过全球供应链进行的中途产品采购、资产投资的流动，以及外来劳工的业务，但服务业仍然难以跨境贸易，能外判给远处的创意工作不多。为了享有最大的效益，中层的创新，特别是服务业，一般要在客户所在地进行。
科研过度有碍经济
政府是否愿意在低层次的创新上下苦工，对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谋求高层次的科技突破，缺少切实可行的低层次创新，经济难以繁荣。经济学者早就认识到，科研过度反有碍经济成长，因为太多人才埋头添加知识，却很少用已有的知识来开发应用。中国要避免落入这个怪圈。
说白了，只有大科学家和实验室并不足够；还要有各式各样的创新者，善用全世界的高层次发现。中国是否有这种人才？
中国的GDP占全球8%，但R&D开支占全球12%；R&D占GDP百分比或不及南韩、日本和美国，但韩、日、美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可投放于R&D的资源也较大。 R&D开支非得这样高，才能赶超先进？人均收入赶上富国与R&D开支赶上富国，两者或有关联，但毕竟有别，过分投放资源于R&D反而可能造成浪费，而且对于长远经济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
后进国应多借助先进国的科技。争取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无疑可提升国誉，但在现实中可能只是为外人作嫁衣裳；一些外国企业较原创国更有能力利用这些发现来牟利。
苹果电脑的iPod、iPhone和iPad风靡全球，但有关的高中层次技能早就为人熟知，很多企业都推出过类似的产品；苹果创办人Steve Jobs只在设计、包装、用途（如iTunes软件）、销售等作坊层次上有所突破。
制造业的R&D主要开拓工艺，但服务业的R&D主要是综合各种新方法，让工艺起到更大的作用。过程中所需的资源较少，也不需科技专才，但员工要有热诚，愿意在工作场合发挥创意。这类创意的得益主要归于员工和消费者，因为地方经济所创造的服务业主要供本地消费。
研究发现，市场自由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通常较容易采纳新工艺。减少库存的软件面世后，美国零售业比德国的更愿意采用，后者为了保护小店铺，不鼓励企业采用新事物。 1990年代中期至今，美国的生产力和收入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快，即与服务业的自由度有关。
中国急须开放服务业来带动内需。但正如上文所说，服务业的创新主要是利用技术来满足消费者，行业要有灵活性才行。至于高科技，举国上下普遍繁荣后，自然会在高层次上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太早栽进去并非上策。
早在1980年代，美国不少人认为，经济不振是因为律师和经理太多、科技人员太少，从而推崇在这方面相对较为均衡的德国和日本。不料到了1990年代，德日经济放缓，美国则由于服务业较为灵活和较富创意，而且善用已有的科技而兴盛。同期内，美国高中生的数学和科学水准进展不大，法律学院依然吃香，经理人数与工人的对比继续攀升；美国科学论文、科技博士和专利数目所占的比重继续下跌，制造业就业停滞，只有服务业继续扩张。这并非说不应重视科技的教育和研发，而是说应均衡发展高、中、作坊所有三个层次的创意。
美国的医疗部门充分说明政策偏向高科技之弊。美国医疗R&D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较其他OECD国家高好几倍，但局限于医疗科技；相对地，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则较高而存活比率则较低。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关键不在于加强R&D，而在于改善医院的管理、善用IT、理顺医疗保险。可是，纵有企业家愿意提供较廉宜的医疗，但由于现有的服务提供者有议员和保险公司撑腰，阻力很大，几乎不可能成事。
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大幅增加R&D开支，生物和医疗更高踞各项技术之首。纯就生物科学今后十年可能的发展看，这项政策很有远见，但以目前的医疗制度，看不出单靠科研如何能造福国民；最后或会送到海外申请专利，让外人牟利。体制改革不但更迫切、收效大，国民也得以共用。
及早为服务业松绑
中国应该加强R&D，但搞好R&D不等于万事大吉。当初以为创新可由上而下，执意为手机开发全球独有的通讯制式TD-SCDMA，但原来国际上早已有了通用的标准。
拜市场自由度之赐，中国在创意上已初见成效，电讯、药物等行业就颇具创意，内地企业和大学发现了许多化合物；「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ZTE）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上升，部分就来自创意。
中国正在发掘新的契机，为市场人士营造创新的诱因，在投资发展电动车的同时，作出公家车队采用的承诺，又为私人买家提供优惠，以确保有足够需求。但实际的创新留待民营部门进行。
可喜的是，当局将R&D开支由政府控制的研究机构转移到占R&D开支65%的大中企业。而且，外资企业虽然不满当局保护知识产权不力，R&D开支仍然占中国的17%，可见市场正在发挥作用。
中国在先进手机网络、高速铁路等一些方面突飞猛进。但选定开发哪些领域时，当局会不会走了眼？只研发电动车而「放弃」传统的内燃机车是否明智？计划经济早已证明行不通，为创新定规划是否更不可能？何况，所谓规划只是各方议价的结果，并非按经济规律办事。
看银行业即可知，中国的服务业以国企为主，创新必定极其有限。目前最迫切的是开放服务业，营造环境，让企业得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同时提供创新的诱因，鼓励其利用境内境外一切可用的工艺以刺激内需。中国很需要对消费口味进行细致的调查，并据此创新。
中国至今最佳的创新在于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透过网上平台，将小生产者与境外买家串连起来；「远大空调」则找到方法，将大型建筑物的燃气空调系统商业化。
创新想在各方面都出人头地，团队不但要杰出，更要多元化，但百年树人，谈何容易。日本在1860年代末开始现代化，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开发和应用创新的能力仍然不如美国；南韩和台湾在1970年代就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论创新则仍逊一筹，主要因为服务业监管过度，多个欧洲经济体系亦有同一命运。
服务业不及时松绑，在R&D上过度投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现在的中国企业靠一些勉强过关的产品来扩大国际市场，跻身全球百大名牌榜的志气无可厚非，但能否带动内需？
创新可促进繁荣，但创新要能持续，政策上须避免厚此薄彼，间接打击其他领域的创意。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创新高科技的重要性不会高于在本土中低层次上应用高科技。新的五年规划宜对所有层次的创新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Amar Bhidé, The Venturesome Economy: How Innovation Sustains Prosperity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rdon Orr, “Unleashing the Chinese Invent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December 28,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