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的五年規劃希望藉着創新，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由出口導向內需。伴隨着GDP在2000-2009年間驚人的增幅，研究和開發（簡稱「研發」或R&D）開支佔GDP的比重同期內也由0.9%增至1.7%。
創新可分三個層次
眼看中國和印度科技實力日增，再加上龐大的勞動力，發達國家有人憂心忡忡，要求加強保護主義、增加R&D開支。但純就創意而言，國際上真正的競爭不在於誰來發明，而在於誰將發明化作商品。繁榮通常帶動科技，科技卻不一定帶來繁榮；以為先要領先科技才可領先經濟，是嚴重的誤解。
創新涉及新產品或新工序的開發，以及由此而來的技能（know-how）。Amar Bhidé教授將創新分為高、中、車間╱作坊三個層次，彼此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以產品來說，各自相當於部件或原材料、中途產品和終端產品。創新的過程是大量人的心血結晶，需要不同層次長時間的投入。
高層次的創新若不能在低層次上獲得應用，難言經濟價值；基本原理層次上的突破要有中層工藝配合，才有工業價值可言；但中層工藝缺少作坊層次的應用，例如操作的經驗法則，通常也無用武之地。
比方說，汽車內燃機的科技已存在了一個多世紀，美國福特車廠自1903年起就開始生產汽車。以任何標準看，內燃機都是成熟的工藝，但車間層次的創新至今不缺，而技術專利則由製造商和轄下生產團隊擁有，在公營企業實屬罕見。
我們往往把創新看得太簡單，以為凡公諸學報的科學發現和研究機構獲頒的技術專利均屬創新，忽略上述不同層次和類別的技能，更罔顧那些不見於論文、也未申請專利的創意。
以為發展科技才能繁榮經濟，純為假設只有終端產品會跨境為我所用，但高層次的想法和技能絕少越境而來。事實剛好相反，科學發現在學術著作裏唾手可得，不受地域限制，使用他國的專利一般也毋須支付較高的費用；反而很多終端產品的流通受阻，服務業尤然。
在網絡時代，科技知識轉眼間就傳遍世界，又何須理會最初是哪一國的發明？Google的搜索引擎是否發明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有何關係？再說，一個英國人在瑞士實驗室發明萬維網（WWW）的通訊協定；一個瑞典人和一個丹麥人在愛沙尼亞開創視像通話軟件Skype。很多重大發現都有跨國的影子，中層的工藝基本上是公開的。美國藥廠Eli Lilly早在十多年前開始透過互聯網外判R&D課題，由俄羅斯、東歐到印度的科研人員都踴躍提供服務。
全球化大大促進了終端產品的貿易，透過全球供應鏈進行的中途產品採購、資產投資的流動，以及外來勞工的業務，但服務業仍然難以跨境貿易，能外判給遠處的創意工作不多。為了享有最大的效益，中層的創新，特別是服務業，一般要在客戶所在地進行。
科研過度有礙經濟
政府是否願意在低層次的創新上下苦工，對經濟的重要性不亞於謀求高層次的科技突破，缺少切實可行的低層次創新，經濟難以繁榮。經濟學者早就認識到，科研過度反有礙經濟成長，因為太多人才埋頭添加知識，卻很少用已有的知識來開發應用。中國要避免落入這個怪圈。
說白了，只有大科學家和實驗室並不足夠；還要有各式各樣的創新者，善用全世界的高層次發現。中國是否有這種人才？
中國的GDP佔全球8%，但R&D開支佔全球12%；R&D佔GDP百分比或不及南韓、日本和美國，但韓、日、美處於較高的經濟發展階段，可投放於R&D的資源也較大。R&D開支非得這樣高，才能趕超先進？人均收入趕上富國與R&D開支趕上富國，兩者或有關聯，但畢竟有別，過分投放資源於R&D反而可能造成浪費，而且對於長遠經濟發展會帶來負面影響。
後進國應多借助先進國的科技。爭取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突破無疑可提升國譽，但在現實中可能只是為外人作嫁衣裳；一些外國企業較原創國更有能力利用這些發現來牟利。
蘋果電腦的iPod、iPhone和iPad風靡全球，但有關的高中層次技能早就為人熟知，很多企業都推出過類似的產品；蘋果創辦人Steve Jobs只在設計、包裝、用途（如iTunes軟件）、銷售等作坊層次上有所突破。
製造業的R&D主要開拓工藝，但服務業的R&D主要是綜合各種新方法，讓工藝起到更大的作用。過程中所需的資源較少，也不需科技專才，但員工要有熱誠，願意在工作場合發揮創意。這類創意的得益主要歸於員工和消費者，因為地方經濟所創造的服務業主要供本地消費。
研究發現，市場自由度較高地區的企業通常較容易採納新工藝。減少庫存的軟件面世後，美國零售業比德國的更願意採用，後者為了保護小店舖，不鼓勵企業採用新事物。1990年代中期至今，美國的生產力和收入比歐洲和日本增長得快，即與服務業的自由度有關。
中國急須開放服務業來帶動內需。但正如上文所說，服務業的創新主要是利用技術來滿足消費者，行業要有靈活性才行。至於高科技，舉國上下普遍繁榮後，自然會在高層次上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太早栽進去並非上策。
早在1980年代，美國不少人認為，經濟不振是因為律師和經理太多、科技人員太少，從而推崇在這方面相對較為均衡的德國和日本。不料到了1990年代，德日經濟放緩，美國則由於服務業較為靈活和較富創意，而且善用已有的科技而興盛。同期內，美國高中生的數學和科學水準進展不大，法律學院依然吃香，經理人數與工人的對比繼續攀升；美國科學論文、科技博士和專利數目所佔的比重繼續下跌，製造業就業停滯，只有服務業繼續擴張。這並非說不應重視科技的教育和研發，而是說應均衡發展高、中、作坊所有三個層次的創意。
美國的醫療部門充分說明政策偏向高科技之弊。美國醫療R&D的投資佔GDP的比重較其他OECD國家高好幾倍，但局限於醫療科技；相對地，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則較高而存活比率則較低。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關鍵不在於加強R&D，而在於改善醫院的管理、善用IT、理順醫療保險。可是，縱有企業家願意提供較廉宜的醫療，但由於現有的服務提供者有議員和保險公司撐腰，阻力很大，幾乎不可能成事。
中國今後五年將會大幅增加R&D開支，生物和醫療更高踞各項技術之首。純就生物科學今後十年可能的發展看，這項政策很有遠見，但以目前的醫療制度，看不出單靠科研如何能造福國民；最後或會送到海外申請專利，讓外人牟利。體制改革不但更迫切、收效大，國民也得以共用。
及早為服務業鬆綁
中國應該加強R&D，但搞好R&D不等於萬事大吉。當初以為創新可由上而下，執意為手機開發全球獨有的通訊制式TD-SCDMA，但原來國際上早已有了通用的標準。
拜市場自由度之賜，中國在創意上已初見成效，電訊、藥物等行業就頗具創意，內地企業和大學發現了許多化合物；「華為技術」和「中興通訊」（ZTE）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上升，部分就來自創意。
中國正在發掘新的契機，為市場人士營造創新的誘因，在投資發展電動車的同時，作出公家車隊採用的承諾，又為私人買家提供優惠，以確保有足夠需求。但實際的創新留待民營部門進行。
可喜的是，當局將R&D開支由政府控制的研究機構轉移到佔R&D開支65%的大中企業。而且，外資企業雖然不滿當局保護知識產權不力，R&D開支仍然佔中國的17%，可見市場正在發揮作用。
中國在先進手機網絡、高速鐵路等一些方面突飛猛進。但選定開發哪些領域時，當局會不會走了眼？只研發電動車而「放棄」傳統的內燃機車是否明智？計劃經濟早已證明行不通，為創新定規劃是否更不可能？何況，所謂規劃只是各方議價的結果，並非按經濟規律辦事。
看銀行業即可知，中國的服務業以國企為主，創新必定極其有限。目前最迫切的是開放服務業，營造環境，讓企業得以開發新的商業模式，同時提供創新的誘因，鼓勵其利用境內境外一切可用的工藝以刺激內需。中國很需要對消費口味進行細緻的調查，並據此創新。
中國至今最佳的創新在於商業模式。「阿里巴巴」透過網上平台，將小生產者與境外買家串連起來；「遠大空調」則找到方法，將大型建築物的燃氣空調系統商業化。
創新想在各方面都出人頭地，團隊不但要傑出，更要多元化，但百年樹人，談何容易。日本在1860年代末開始現代化，一百五十年後的今天，開發和應用創新的能力仍然不如美國；南韓和台灣在1970年代就創造了經濟奇迹，但論創新則仍遜一籌，主要因為服務業監管過度，多個歐洲經濟體系亦有同一命運。
服務業不及時鬆綁，在R&D上過度投資，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現在的中國企業靠一些勉強過關的產品來擴大國際市場，躋身全球百大名牌榜的志氣無可厚非，但能否帶動內需？
創新可促進繁榮，但創新要能持續，政策上須避免厚此薄彼，間接打擊其他領域的創意。以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創新高科技的重要性不會高於在本土中低層次上應用高科技。新的五年規劃宜對所有層次的創新一視同仁。
參考文獻：
Amar Bhidé, The Venturesome Economy: How Innovation Sustains Prosperity in a More Connecte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rdon Orr, “Unleashing the Chinese Invent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sia, December 28,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