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1981年至2010年期间，全球经济迅速增长，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年发展中国家人口中，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穷人比例高占50%；及至2010年，虽然此等国家人口增加达59%，穷人比例却减至21%。由此可见，期间全球穷人数量大减，主要得力于迅速全球化环境中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有助扶贫，正是视增长为灭贫良方的信念症结。但要全面发挥市场力量，顺应全球化趋势，则还须发展中国家政府推行经济开放与改革方能成事。
全球化趋势加深财富分配不均或贫富悬殊之说虽然时有所闻，但到底是否由此导致各地贫者的经济状况真正转趋恶化？当然，在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趋势的助力下，发展中国家仍难免有部分贫苦大众的生活条件实质转差，但不会是普遍状况，否则世银的研究结果就不会显示全球贫穷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间锐减。
增长济贫 不均难免
即使社会上不论贫富均能从全球化大趋势中受惠，但富者所得却远胜贫者，因此，即使贫者的经济条件已见改善，但财富分配不均情况依然日趋上升。本文将重点探讨其成因及对策；分析人力资本在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善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所带来的挑战。
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上升，对社会阶层流动性（social mobility）造成障碍，低下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受压，令人感觉希望幻灭甚或绝望，往往引致严重政治后果。话虽如此，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在扶贫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却也不容忽视。经济增长有助解决贫困问题，足证开放经济市场行之有效，皆因开放市场具备改善部分阻碍低下阶层脱贫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性」。但要达致以上成果，还有赖政府制订相应政策。
事实上，经济增长有时亦会引致财富分配不均；各行各业与不同经济活动的经济生产力增幅总会出现分配不均的现象。生产力增长缓慢甚或停济不前的行业自然日形萎缩，而行内从业员则有失业之虞，有关行业与从业员甚或须要转型到较高增长的行业。转型不免需时而代价又高，市场开放与全球化对这一群可说是带来了不良影响。
部分观察者往往给上述现象误导而错觉市场开放是贫富悬殊上升的罪魁祸首，因而把批评矛头指向全球化趋势，无视市场足以带动生产力较高行业创造财富的事实，却未免是以偏概全了。
市场开放之下，难免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只要整体上收获大于损失，就会造就经济增长。受到经济增长鼓舞，损失者自会从中另谋出路；成功者可透过转移方式接济损失者，以致经济增长期间人人多少都可从中受惠。生产力增长缓慢行业的从业员，除可趁机另谋出路以外，亦可借助于政府或私营机构所资助的社会安全网。安全网可为临时或永久的安排，但临时方案在达成目标后，亦往往由于政治考虑而变成长期计划。
全球财富分配不均上升与贫穷同期大减，形成两派壁垒分明的观点。持正面观点的一派，视贫穷比例日降为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良性作用的结果；另一派则认为在贫富愈悬殊，令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阶层生活更艰难，窒碍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对跨代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影响尤甚。
双方所持观点都各有道理，好比把半杯水说成是半满或半空一样。环顾全球各地，虽然穷人生活整体上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往往及不上有钱人，因而予人差距扩阔的印象。正因如此，贫富悬殊日益上升，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视为中产阶级冒升的表现，相反，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则被解读为中产阶级滑落。
前往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内地游客人数日增，也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冒升的迹象。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对中产滑落的担忧日益加剧。本地大学毕业生慨叹无力置业安居，亦难望获得优质医疗、老年生活保障，以及子女升读大学的机会等等基本安逸生活所需；种种忧虑与其说成是贫穷深化的蛛丝马迹，不如视之为担心变穷的心态反映。
抱持这种心态的一群有些自己认为在生命中某阶段会堕入穷网、沦为穷人；有些则担心会在贫穷线边缘胼手胝足，挣扎求存。这一群可称为「濒穷」（near-poverty）一族，而有关问题亦日渐变成足以造成社会分化的政治议题。政府已表示有意采取措施作出补救，然而，本地社会有否实际掌握贫富悬殊日益上升的背后成因？
下文将先扼要解释造成贫穷的基本经济逻辑，然后讨论社会上有何措施最有助于扶贫减贫。要真正了解贫穷、财富不均、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问题，以及三者之间有何关系，则必须从个人微观层面去思考。
资本多源 脱贫关键
资本产生收入，所拥资本太少即会造成贫穷。一个人若在起步之初就已欠缺人力及非人力资本，甚至一直未能累积足够资本，就自然会穷，而终其一生每月收入都会偏低。人力资本是一个人的内在资产，例如教育、健康、美貌、个性等；非人力资本则包括钱财、动产，以及物业资产。
此外，第三种较少为人论及的资本，就是社会资本。一个人往往可借用并依靠父母、兄弟姊妹、配偶的资产，其积聚资本能力及致富潜力应胜过孑然一身者。同一道理，深交较多者，其资本亦自然较缺乏友侪者为多。因此，人类历史上，家庭与亲属关系一直大大有助于个人渡过贫困及其他难关。
在某程度上，职场也可算是一大信贷来源；企业及各种团体往往设有信贷互助社，为员工提供所需协助。市场经济中，资本积聚须靠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已故以色列知名经济学家Yoram Ben-Porath称此等可供积聚的社会资本为「三F关系」（即Families、Friends、Firms）。可藉以借用他人资产的人际关系，正是围绕「资本市场不完善性」的核心议题。
在现代社会中，以借贷方式作人力资本投资尚未发展成熟，原因之一在于现今社会并不接受「卖身契」（indentured servitude），造成个人难望以此方式取得金融机构贷款，人力资本投资于是须依靠家庭及亲属关系等传统非市场组织（non-market institutions）。
传统社会中的个人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非人力资本。至于现代社会，不但人力资本日形重要，还可利用一种资本滋生出其他各种资本。穷人本来就欠缺资本，自然无法加以大量积聚。一般人踏足社会之初，先从累积人力资本入手。例如在传统社会，儿子先从父亲身上学会如何耕作，然后继承父亲那块非人力资本的农地。至于现代社会，子女靠父母及政府支付学费、生活费，在学校学习各种维生技能；部分为人子女者更可继承家族生意或其他资产。
人口变化 收入指标
一般而言，个人的人力及非人力资本随年事增长而有所提升；若两人年龄有所差距，则互比资本以判定谁较富有并不恰当。以下两种对比方式可算合理：一、对比双方终身所得收入；二、对比二人同龄（例如以40岁或50岁为准）时月入。
举例来说，仍在求学阶段的大学生，虽然收入暂时未及已投身职场的中学毕业生，但却正在累积有助于日后提升收入的人力资本。因此，即使终身收入分布形势维持不变，但基于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收入不均的显示系数）数字或会随时间推移而出现变动。
以香港为例，近数十年来按家庭收入计算的坚尼系数持续上升，部分原因在于本地社会老化人口异常地迅速增加。【表】中显示1981年至2041年香港人口的实际及估计数字，其中长者与就业人口比例1981年为0.115；1991年为0.138；2001年为0.170；2011年为0.193；至于预测比例2021年为0.287；2031年为0.449；2041年为0.531。
表: 人口数据 (百万人)
| 年龄组别 | 1981 | 1991 | 2001 | 2011 | 2021 | 2031 | 2041 |
| 年青人: 0-19 | 1.85 | 1.62 | 1.55 | 1.25 | 1.15 | 1.19 | 1.09 |
| 工作人口: 20-64 | 2.99 | 3.63 | 4.42 | 4.88 | 5.06 | 4.81 | 4.82 |
| 长者: 65+ | 0.34 | 0.50 | 0.75 | 0.94 | 1.45 | 2.16 | 2.56 |
| 人口总数 | 5.18 | 5.75 | 6.72 | 7.07 | 7.66 | 8.16 | 8.47 |
| 长者与工作人口的比例 | 0.115 | 0.138 | 0.170 | 0.193 | 0.287 | 0.449 | 0.531 |
数据源: 香港政府统计
随着整体人口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人类预期寿命亦显著延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地社会的预期寿命已延长50%至100%，其对终身收入增加的效应有两种：直接效应在于个人可在较长时间内，利用所有资本产生较高终身收入；间接效应在于促使个人作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进修，从而提高收入。
总而言之，要探究社会收入不均程度是否日趋上升，不可单靠分析家庭或个人收入在某段时间的分配状况，而须以终身财富或终身收入分配为依据，而后者又极受人口变化影响。
投资补贴 双管齐下
综合以上论点，我建议下列四个减贫和扶贫的措施：
一、首先须开放经济以及服膺市场规律；经济增长确有助于不少人脱贫，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即为最佳例证。
二、全面投入资源扩阔人力资本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及减贫。
三、针对补助年轻贫穷者（包括在保健及教育方面），俾能及早累积人力资本，从而增加终身收入。
四、对退休后生活贫苦的长者而言，投资人力资本已显非其法，相关扶贫措施应侧重于补贴开支，而非提高收入，例如通过政府或慈善机构为长者提供收入或资本补贴。政府的高龄津贴计划，正是一种收入补贴。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公屋私有化计划，即为非人力资本补助或财富转移之方式。
人力资本投资，显然是减贫的有力措施，最终获得的人力资本取决于两大因素：能力与机会。能力指一个人将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收入的效率。有人效率较高，可将一元的投资化为1.5元的人力资本；效率较低者，则等量投资只能化为五角人力资本。一般来说能力较高者在人力资本投资会较多，所得回报自然高于能力较低者。
至于机会，则关乎借来一元投资所需的成本。由于奴隶制在现今社会有违法规，以签卖身契抵押作为人力投资已不可能，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借贷市场亦极不完善。若有幸生于富贵人家，父母又宠爱有加，即使将来须以孝敬方式回馈，借贷成本亦可算甚低。
电影《中国合伙人》有一幕讲述主角孟晓骏跪在母亲与村中父老跟前，恳求给予重考大学入学试机会，以免终身要务农为生。部分长辈也劝其母顺应儿子所求，她终于答应；但他们正欲离开之际，她立刻要求众人出钱资助儿子的学费。短短的一幕就将教育经费所蕴涵的资本市场不完善性，以及家庭、亲属在其中所起的弥补作用表露无遗。
在大部分社会，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志愿组织都提供教育贷款与津贴，在改善资本市场不完善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政府的相关角色亦日形重要。现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资助，确可缩减穷家子弟面对机会不均所造成的差距。
教育机会为何难以完全均等？主要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所涉及的成本与技术性问题。下周将进一步探讨能力与机会如何互相牵引而产生不平等现象，并且分析有关社会支持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措施，以及如何规划教育政策。
「穷根」究底．之一
参考文献：
Yoram Ben-Porath, “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Friend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6, No. 1, March, 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