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27日，是南非的「自由日」（Freedom Day）。 1994年这一天，南非首次举行平等选举，成年人不分种族都有权投票；三年后的同一天，新宪法生效，终止始自1948年的种族隔离（apartheid）。
种族互动和冲突贯串着南非历史。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南非79%是黑种非洲人，9.6%是白种人，2.5%是印度裔和其他亚洲裔；原住民为科伊桑人（Khoisan），在当地已有数千年之久，此外是从北边移入的其他非洲人。
白种南非人是后来欧洲殖民者（settlers）的后裔。先是1652年荷兰人移入，但所创建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于1806年遭英国并吞；1835年后，荷兰后裔布尔人（Boers）离开开普殖民地，另创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德兰士瓦共和国（The Transvaal）。
英裔移民和布尔人其后于1879年击败当地的祖鲁族（Zulus），但随即于1880-81年和1889-1902年，彼此间爆发战争。 1910年，英裔殖民地和波尔人的几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现时南非的有色人种至少部分是上述所有族裔的后人，以及东印度群岛奴隶的后裔；此外，还有些印度裔和华裔，他们的祖先是十九和二十世纪抵达的劳工。
隔离非因歧视而起
Apartheid意为「隔开」，是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政府于1948-94年间实施的制度，立法隔开种族，大量剥夺占人口多数的非白人的权利，确保白人的少数统治权。这是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波尔人后裔）的知识界所发明，理论上是让不同的族裔得以分开发展。方法是为九个黑人部落各划出一些地区，让其在该范围内实现「民族」愿望。其余的非白人包括混种的「Coloreds」和印度裔也长期受忽视，后来才松散地纳入某种联邦国会架构里，但地位至今仍待界定。余下的一个「部落」是白人，由说英语和说南非荷兰语（Afrikaan）的两大族群构成，为南非各族的和平进步提供「必要」的领导。
这个制度当初也许是想维持阿非利卡人（以下简称荷裔，与英裔相对）的认同，回应不同族裔文化参差的实际问题。荷裔笃信宗教、生活自律，熬过了几百年的逆境，包括英国当权者的压迫。第二次波尔人战争期间，荷裔平民遭扔进集中营，所受到的对待令人发指；对于英裔企图消灭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独立性，荷裔铭记在心，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英裔长期主宰着商业，在对待有色人种方面被视为「自由派」（liberal）；发明种族隔离的荷裔被视为右派。英裔和荷裔的政治分野也正是他们的文化分野。
一般以为种族隔离因种族歧视而起。其实不然。种族歧视的缘起也许不敢说，但南非公开的种族歧视之所以会长时间持续，是种族隔离的果，而不是因。说白了，南非白人并非心态上先歧视黑人才导致隔离，刚好相反，正因为长时间与黑人隔离，才造成歧视的心态。
William Harold Hutt（1899-1988）教授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较为简单也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种族障碍经济学：有关南非种族隔离经济起源和后果的研究》）说，种族隔离严重窒碍了经济，殃及所有族群。该书兼有学术和激情，是一项激发良心的研究，但写来很需要勇气，因为同时得罪了左派和右派。
向黑人劳动力设关卡
在经济上，种族隔离制度以两种关卡限制黑人劳动力。一、未获官方批准不得跨区工作，尤其限制由「乡间」的黑人区进入城市的「白人」区，而且须由雇主提出申请，黑人有了雇主后，不得离职为他人工作；工人离职后，理论上须立即返回所居住的黑人「家园」（homeland）。二、有些工作讲明保留给白人，在职业上限制黑人上进。
这也就减少了劳动力供应，尤其是城市工业区的技术工人，从而抬高白人技术工人的工资，而压低乡间黑人的工资。 Hutt更认为，白人工会是早期推动歧视的引擎，而且禁止非白人组织工会，在经济上也是对白人工会有利，最终目的不离保障白人劳工的利益，这是南非经济史上常见的主旨。南非1910年成立联邦后，没有一届政府可与保障白人工人利益的政策抗衡。对黑人劳工设限，不但抬高白人的工资，更让白人优先获得技能。但保障白人工人其实有损白人雇主的利益，后者反希望有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这项经济冲突与英裔和荷裔白人的文化和语言分野是一致的。荷裔大都是乡下人，受教育少，贫穷；英裔主要是城市人、有技术，中产。矿场是南非主要的就业机会，雇主和矿场的技术工人以英裔为主，非技术白种工人则主要是荷裔。
白种工人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自己变成垄断性的劳动力，防止其他群体加入竞争，确保其经济优势。他们在1907年采取工业行动，接着首次在1911年立法，禁止非白人从事最赚钱的工作，先是采矿，然后扩至其他经济领域。白种工人在策略上采用多种变调，有时候很隐晦，有时候玩虚伪，手法由罢工打击雇主到立法规定「公平工酬」（fair pay），用类似今天最低工资的规限来排除非白人。理据是：低于此水平的工资有违良心；此外，利用非白人各个次群组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
由此可见，种族隔离并非一小撮极端分子的神来之笔，而是历史上白人劳工保护主义的延续，只不过由南非变成一种更彻底、以至祸害更大的制度，在1948年成为国策。
隔离带出三种恶果
种族隔离造成一些重大的后果。首先，对流动黑人劳工的管理必定有不完全的地方。管制进出白人区的黑人时，手法暴虐、常见滥用。黑人身处白人区，须随身携带「通行证」，警方可随时随地查看。无证者不论情由，一律逮捕「解回」家园，或拘押到可出示「通行证」为止。但一如世界各地「非法外劳」的问题，外来的人想打工，本地雇主想省钱，南非不论白人雇主还是黑人劳工都想逃避审查，以致总有不少非法「黑」工流入市区。
种族隔离的第二个后果，是技术工人长期短缺——此由限制黑人在地区之间流动，从而把获取技能的机会垄断保留给白人引发。这就牵引出动态的发展，经济成长带动对技术劳工的需求，从而抬高工资。在自由的体系里，非白人可入学受训以提升技术，但在南非没有选择；于是只有白人步步高升，直到相对非白人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但这也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原意。
后果之三是，黑人无法取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令种族关系长期绷紧。种族隔离扩大了种族的社会和经济分野，这造成两个效应：一是打击了非白人的自尊；白人则觉得黑人没有教养、无知、无能。由于缺乏训练和激励，非白人表现欠佳，又强化了社会的定见。这最终成为双方「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愈说愈像，落入恶性循环，最后变成「预见」的事实。长远来说，非白人对白人深怀怨恨，不让非白人上进不仅使他们世代贫穷，更剥夺了他们的尊严。
限制劳工流动，最严重的后果也许是摧毁黑人家庭。想要持续地累积人力资本，最有利莫过于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但流动劳工的制度分开家庭：黑人进城工作不得携眷。父亲长期在外打工，与留在「家园」的妻儿分开，家庭缺乏温暖，子女缺乏教养，更造成杂交、酗酒、生活上不负责任。加上年轻的黑人妇女也进城打工，乡下只剩老弱，无人照料。
以上只是种族隔离的其中一些恶果。为了达到社会目的而设立的制度，若有违个人自然的利益，必定有不良的后果。南非政府认识到问题后，一度雄心勃勃，想用分散经济计划来扭转问题；这就是把工作带到乡下，以免黑人长途跋涉进城。但这只不过是人类监管经济的历史上，由一种干预带出另一种干预的典型。
方法是提供各种税务津贴，鼓励白人企业在分隔黑白的「交界地区」开业设厂。不少企业响应，但未能令经济散开，因为所涉及的地域太大，这点津贴根本不够，要全面做则负担不起。有关计划必须将全国按种族隔离的政治划分，作同样的经济划分。
白人商界要到1970年代初才算说服政府，承认种族隔离的社会代价难以负担，从而开始拆除。当时的商界包括人数众多的新兴荷裔阶层，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年，才克服各种既得利益，最终是市场力量使南非白人认识到种族隔离代价太大。
Hutt 1964 年的著作Color Bar 无可避免地开罪了一些彼此对立的政治群体。对左翼自由派来说，把种族隔离归咎于白人工友绝对是异端邪说。南非的左翼运动与海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阵营关系密切，认定种族隔离是白人资本家剥削的工具，用来奴役非白人、压低工资，抬高利润。白人劳工被视为非白人劳工的阶级盟友，黑人被视为种族隔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受害者，要推倒这两座大山才有出路。
但Color Bar指出了左派逻辑上的谬误和历史上的差错。左派认定，白人雇主务求将黑人的工资压到最低；但Hutt证实，现实刚好相反，因为生产力牺牲太多，雇主无法接受。事实上，据历史记载，由于很多工种不准黑人做，技术工人奇缺，白人雇主想站出来反对这项政策。换言之，Hutt证明，白人雇主不但不反对黑人累积人力资本，而且愿意负担这项成本。
白人雇主既然希望工作场所改行民主，为何从未认真地对政府施压？ Hutt认为，打一开始，白人雇主怕得罪荷裔工会、刚从英国引入的工匠，以及支持工会的荷裔政治建制。经历1911年长时间的罢工和暴力，白人雇主杯弓蛇影，对于工人类似的威胁宁可信其有。但南非和海外的左翼运动有他们传统的思维，不吃这一套，一头栽进反种族隔离，令一些本来有可能支持Hutt的人士也敬而远之。
至于遭到Hutt批评的荷裔政坛，由于Hutt不采用常见的左派观点，反而鲁莽地说，种族隔离是反共的荷裔政治运动与「亲共」的社会主义派工人非神圣的结盟，荷裔政坛对他的敌意变本加厉。 Hutt因此继被左派攻击后，再遭到右派咒诅；他在这两种极端的眼里都是异端，「左」「右」不是人。
Hutt成为南非学术界反种族隔离的意见领袖，但曲高和寡。对他来说，种族隔离时代是中央政府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持续扩权的终极产物，说到底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央计划。 Hutt在最后的分析中认为，「令我们感到关注的，并非因为人性偏见的缺失而导致种族上的不公，而是那些容许和强化这类不公的社会组织」。
三分一女性必遭强奸
种族隔离废除多年后，所留下的问题仍然令人气馁，其中特别是贫穷。失业率高达25%，人均寿命49.3岁，一半人生活在贫穷线下；爱滋病之多全球数一数二，强奸案之频在全球非战争地区也绝无仅有，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预料在一生之中会遭到强奸。种族隔离的人类成本由此可见，而且挥之不去。
William Harold Hutt是英国经济学家，出身劳工家庭，1924年毕业于港人简称LSE的伦敦经济学院，获颁商学学士；在出版社工作到1927年，接着回母校听课，1928年受聘到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在1930年获擢升为商学讲座教授，其后任商学院院长。他有关凯恩斯经济学和劳动市场的著作原创而且深邃，但身处南非，远离欧美的学术中心，贡献受到忽视。他1936年的著作Economists and the Public首创「consumer sovereignty」（消费者主权）一词，现已广泛使用。
Hutt曾于1978年来港。听过他演讲后，我有幸和他谈到香港的经济。我们当时对偷渡客仍然实行「抵垒政策」。得知香港的劳动市场几乎不受法例干预，他觉得特别有趣。今天若仍在生，得知我们限制港人在内地的家人来港团聚、抗拒让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大力推动标准工作周，他肯定会伤感。他以南非为家，有生之年目睹其堕落。这个伟大的经济学者值得我们尊敬。
最低工资扩大失业
下周生效的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歧视社会上技能最少的劳动力，也就是新移民。光顾过火锅店的读者相信都会注意到，不少女服务员带有乡音，工作性质与传菜员相若，只不过职衔好听些，她们只具备起码职级的技能。火锅店创出这种商业模式，令一些绝难雇用的员工有工作可做，食客则有宾至如归感觉，值得一赞。
市场是非技术劳动力最好的朋友，各种企业发挥创意，为一些很难就业的市民带来工作机会。最低工资生效后，直接威胁到最少技能者的就业，间接也波及消费者。如果缺乏技术的新移民要改以自雇方式找工作，那就更不幸。如果再实行标准工作周，只会进一步扩大失业面；然后下次衰退来袭，就会全力推动失业保险。一法带来另一法，没完没了，而且割得愈来愈深，恍如古时的凌迟极刑。当以历史为鉴。
今天的南非是中等收入的新兴经济体，被视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在废除种族隔离的新宪法通过十七周年之际，未来充满希望，人民怀有憧憬。两位学者Maxim Pinkovsky和Xavier Sala-i-Martin 去年发表的研究发现，1995年以来，拜制度改革后市场扩大之赐，撒哈拉以南各国的贫穷数据明确下降，预料还会继续。希望我对自己的城市也能这样乐观。
参考文献：
Maxim Pinkovsky and Xavier Sala-i-Martin, “African Poverty is Falling Much Faster than You Think”, NBER Working Paper 15775, 2010.
William H. Hutt, The Economic of the Color Bar: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Racial Segregation in South Africa,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