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在阿当史密斯首部经济学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贯穿主线在于作者深信平民百姓具备道德判断能力，哲学家与决策者不应将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强加于百姓身上。他认为伦理道德并非硬性规定的行为准则，而是从民间日常交往中逐渐演化，成为和平共存的社会规范。
史密斯所建构的一套伦理学说，以日常道德判断为基础，而非从凌驾于此等判断、高高在上的哲学观作起点。其伦理道德可说从下而上，亦即以平民百姓的行为出发，而非自上而下。换言之，史密斯提倡，指引平民百姓行为的伦理道德观，乃源自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本性。
相反，史密斯视自上而下的伦理道德观为硬性行为规条，而那些基于知识分子理性分析或神性感召权威的伦理观，由于非以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共存方式为依据，因而有违自然定律，难免与人类的社会动物本性背道而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对于此自上而下的观点同样不以为然，书中反对政府官员就平民百姓在经济事务上事事指指点点。
伦理基础 人性为本
观察他人的言行举止，不但能够自省其身，更对自身德行有所了解。此一原则既是社会生存的要素，也是社会昌盛的关键。史密斯学说着眼于人性中以下四大范畴：私心、正义、善心和良知，作为人类道德情操的根源。
在他看来，虽然私心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但作为社会动物，人的本性中也具备同情心，对别人的痛苦或喜悦都会感同身受，只是程度深浅有别而已。人类的伦理道德观既源自其社会特性，也就有其实证基础。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
无论一个人的私心有多重，其本性之中显然或多或少包含关心他人利益的原则。虽然其中并无任何实质利益，只有替人高兴的份儿，但关心别人的福祉，可带来所需快乐，此乃人性使然。
史密斯指出，伦理道德并非斤斤计较的结果，而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质；人类的情感心志在指引行为方面较理智、更可靠，情志有如体现人性的本能。在《国富论》一书中，史密斯阐释人类私心的本质，以及私心何以成为人类「互通有无」的自然结果。
正义自发 不容强制
事无大小，赏罚分明，无疑是一大社会功能。有利大众福祉的作为，理应受到赞扬，甚或荣获奖赏；有损大众利益的行为应遭指责，甚或加以惩罚。私心纵然无可避免，但人际交往既是在所难免，提防损人利己亦同样重要，正义感因而成为社会存亡所系的最低限度条件。
至于任何进一步的善举，则已纳入善心的范畴。善心固然令人愉悦，但社会不应对此有等同于对正义的要求。若有人行有余力却不愿助人，或得人恩惠而不图报，虽然可视之为有欠善心或知恩不报，但社会上任何惩罚措施，只会用以制止立心不良甚或有损社会实际利益的行为，倒不会用以迫人行善。大众均须服从正义原则，否则社会能否维系也成问题。善心有助促进义举，带动社会昌盛，属于社会的伦理范畴而无关宪法规定；既然如此，亦毋须以立法程序加以强制。正义感的作用，仅限于维系社会存亡之需，要适可而止。
史密斯认为，同情心作为善心的基础，源于人类的天性，实为人类道德情操之本。不过，缺乏同情心不应受到惩罚，否则既侵犯天赋人权，亦有违正义原则。硬性规定行善属侵犯人身自由且是不必要的，因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其本性已蕴含同情心。
法制以外 还须自制
除却私心、正义和善心三大要素之外，史密斯相信人性兼备自省意识或称良知，远较外在惩罚措施实在。良知从人际关系产生；对数之不尽的行为作出判断的过程中，人类逐渐从经验中学会何谓大众接受的行为准则，形成一己行事的道德标准。
良知是反省自身行为的「无私镜子」，例如当我们关心别人，自知会受到这面镜子的认同，内心亦会有喜悦的感觉。人与人之间既可以互为彼此行为的无私镜子，亦可凭良知加以自省。
虽然无私镜子是一种社会产物兼表现方式，但其准则一经内在化，即变成道德评价的标准，有助个人自我抽离，从而批判其身在的社会。在史密斯看来，道德上的自我改造，虽受社会制约启发和指引，但最终由个人自发驱使。因此，个人须为自身行为的对错与后果负责。人类虽带有社会特性的伦理道德，却不会限制个人行为上的自由。
只要顺着良知行事，不知不觉间自会造福人群。虽然社会法规，或史密斯所称的「人为法制」 (亦即立法; man-made laws or legislation) ，同样尝试透过赏罚的方式去为人群造福，但却永远不及良知般贯彻、直接、有效，因个中的伦理道德，亦源自人类的社会特性。
史密斯指出「人为法制」(亦即立法; man-made laws or legislation) 的作用，应在于维护社会存亡攸关的正义考虑。若要社会繁荣昌盛，则须靠个人善心及良知指引。耐人寻味的是，自汉代以来，中国人赖以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基石，一直是法家思想配合儒家道统。
史密斯的杰作《道德情操论》，以刻划完人质量的一段描写作结；在他笔下，完美人格之中，正包含私心、正义、善心和自制四大品质。私心从自利出发，却以社会公利为念，以免过度放纵自己，此质量虽然值得尊重，却并不可亲。正义感可以避免个人作出有损他人的行为，对维系社会至关重要。善心助人行善，以利他人福祉，这质量不可硬性规定，但必受人赞赏。自制使人行事知所节制，以良知为出发点，以免为害社会。
史密斯从未视伦理道德为神圣天条，或纯属「有利大众福祉」公利之举。其结论在于社会得以和谐有序，实有赖自由与人性，而非哲学家或独具创见者的所谓理性或受神性感召使然。至于其政治意愿，则在于确保平民百姓待人处事得享「天赋自由」。
《国富论》早已预言资本主义将兴，以及近两个世纪以来自由贸易及经济全球化在减贫方面的佳绩；而《道德情操论》则阐释现今世界的伦理道德观，以期世人共享繁荣之余得享和谐并存。
史密斯也得承认，人性中的自利原则往往凌驾同情心之上，但却能避免爱心泛滥或强人行善，以免落入罔顾世人自然习性而空谈伦理道德的陷阱，徒令社会分化，各走极端，带来公害。
例如在多元政治环境中，美国社会在强制医疗保险及债务上限问题陷于僵局，正是史密斯所指假「社会公义」之名强制行善的必然结果。在这位哲人眼中，「社会公义」并非社会存亡所系，并不等同于正义，反而有违一般人的本性，导致社会进一步分化。一旦有欠善心或知恩不报亦被视作违反「社会公义」，实反映社会深层矛盾的政治僵局经已形成。
史密斯深知传统世袭君主如何恶行昭彰，但身处十八世纪，未及目睹民粹政府如何假「社会公义」之名胡作非为的现象。他视法国大革命为解救黎民于水火的义举，但他有此看法，也许只因卒于1790年，无从得知随后出现一段惊心动魄的「恐治时期」（Reign of Terror）而已。
人性光辉 照亮未来
一如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伦理哲学家，史密斯一方面深明人类本性，以及人性中优点与弱点，而社会风气为何应以人性为本；另一方面也通晓伦理道德如何发扬人性光辉，以及政治决策及措施一旦具严重侵犯或威胁人的本性，只会完全适得其反。
在高度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互通有无者彼此往往素未谋面，甚或各不相干。有鉴于此，自发行善究竟对减轻弱势社群的贫困处境有何效果，实在还有待验证。除非面临自然浩劫，否则一般人只会关心身边受苦的人，而对其他人的苦难则有所疏忽。
另一方面，在时下民粹式民主政治环境中，口口声声维持「社会公义」的政界中人，却动辄假借政府权力，强制扶助弱势社群。我倒应同时指出，政界中人所以如此着力扶贫，不外乎志在打动人心，拉拢有利一己政途的选民；对史密斯的伦理观，以及一众苏格兰伦理哲学家的至理名言自然充耳不闻。
话说回来，鉴于全球各地纷纷成立非政府慈善组织，可见人心不死，希望在明天，例如盖茨（Bill Gates）夫妇及股神毕非德（Warren Buffett）的善举可谓振奋人心。至于香港本地，据私人银行Coutts的一项调查发现，香港去年有47位大慈善家捐出共计8.77亿美元，按人均计算，尤高于美国139.6亿美元及中东11.8亿美元大额善款总额。
可见香港社会即使经常被曲解为自私自利，骨子里却洋溢同情心。按照史密斯所著《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两书的标准而言，香港堪称典范。对于史密斯抱持平民百姓具备道德情操的坚定信念，相信仍值得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