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我敬爱的老师嘉利．贝加教授（Professor Gary Stanley Becker）于5月3日在芝加哥与世长辞，享年83岁。这位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生前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及社会学教授，2007年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在诺奖经济学得奖人中堪称巨擘。他一向身体健康，原定今年8月往北京讲学，9月来港为芝加哥经济学家协会亚洲分会主持开展礼，突然传来死讯，有如春末惊雷，认识贝加教授的人，莫不有惊闻噩耗之感。
我对恩师突然辞世深感哀伤。小儿柏林去年秋季上过贝加教授的价格理论课，寄来下段引文与我同表哀思：
「何谓哀伤？」这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最近终于向心理学家Steven Stosny提出。
他答道：「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哀伤让人可重温爱的体验。」
「哀伤如何体现？」我再问。
「自己活得充实，就是对亡者的最好纪念。」
贝加教授一生丰盛充实，身为学术泰斗，性格和蔼宽厚、待人谦恭有礼，自然广受景仰敬爱。教授毕生钟情经济学，日常闲谈亦三句不离本行，在其六十年学术生涯之中，凭借天赋异禀屡发创见，年复一年，几乎从未间断。
天资聪慧 盛名早着
我在本文先谈贝加教授的教学及生活点滴，下周将详谈他对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
贝加教授193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Pottsville）镇，举家迁居纽约后入读James Madison中学，不但成绩优异，数学及体育方面表现尤其出众。其妹Natalie于2011年为文提及幼承庭训的轶事：「我们素来用功读书、专心致志、未雨绸缪，而且思考独立，不随波逐流，喜欢动脑筋。哥哥除了是纽约巨人足球队（New York Giants）球迷之外，还热爱乒乓球、棍球、手球、解决数学难题，以至力量、竞赛和「ringolevio」（笔者按：一种讲求团队高度合作性的捉迷藏游戏］；对于宗教、政治、艺术、诗歌却不感兴趣。」
他十七岁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修读数学，三年后以一级荣誉（summa cum laude）成绩毕业，期间选修过一些经济学课程，但最初对此学科的形式主义颇感抗拒；又曾涉猎过于艰深的社会学，而哈佛大学社会学者Talcot Parsons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术语令他望而却步。后来决定上研究院研习经济学，在芝大与哈佛两所学府之间，他选择了芝大。
贝加教授读大学时纵然主修数学，但得凡勒教授（Jacob Viner）指导，写了一篇有关贸易理论的高年级生论文，又与William Baumol教授一起完成了另一篇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因此，他在普大毕业之时已在著名经济学期刊发表了两篇论文。名重一时的凡勒教授更在推荐信中对贝加教授大加表扬：「他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
这样的评价实在非比寻常，因为凡勒教授在任教普大之前，曾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George Stigler、Paul Samuelson三大名家在芝大的业师，他显然对这位来自小镇的小伙子另眼相看。足堪玩味的是，贝加教授继承了凡勒教授的教学作风，以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艰深的自由发挥题（open-ended questions）见称，学生答对了，他会继续追问，直至出现错误答案时即详加解释。即使在课堂以外单独面谈，他也会令学生时刻保持警觉，因他认为学生应不时反省自身想法。
名师高徒 惺惺相惜
2010年，贝加教授来港在香港大学主持公开讲座。翌日我和袁天凡陪他到深圳主持另一场公开讲座，回程时我问他可有兴趣顺道到澳门一游，他问当地有何可观之处，我提出澳门既有类似拉斯韦加斯的赌场，亦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而澳门政府在保存历史文物方面胜过香港。他闻言马上问道：「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否较为有利？」我们于是围绕有关政府、保育、经济发展等问题深入详谈，随着话题一转，也就把澳门置诸脑后。
贝加教授当年选择芝加哥大学的决定，不但关乎其个人前途，对芝大以及经济学的影响也非同小可。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芝加哥学术界风起云涌、濒临巨变的时期，佛利民当时正着手创建的崭新课程与研究纲领，更为后来的芝加哥学派奠定基石；他以经济学假说的严格实证测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认为赖以建立理论模型的各种假设均属次要，关键在于理论模型是否与实证数据吻合，以及能否提供对效果的评估。佛利民当时设计的研究纲领反驳凯恩斯系统的核心思想：一、消费作用；二、货币政策失效之说；三、劳工市场中实质工资的胶着状态。
教学方面，佛利民一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面貌，使之从高级知识分子的斗智游戏变为洞悉世情、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重新突显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主要功能。虽然佛利民以研究宏观经济现象见称，并凭借有关研究获颁诺贝尔奖，但他的实质贡献乃在于重建在凯恩斯革命中遭摒弃的微观经济学，而这正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佛利民素以学习价格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一直在芝大教授广受称颂的价格理论课程，直至1976年退休为止；我有幸在1972至1973学年旁听他这个课程，得以一睹大师的教学风范。
贝加教授进芝大之初，挟普大高材生兼发表过两篇论文的盛名而志得意满，不过，他首天上佛利民价格理论课就受到教训。佛利民教授向班上学生提出问题，贝加教授率先举手回答，佛利民教授随即指出他只是以另一方式把问题重复一遍，并没有解答问题。贝加教授后来经常复述是次经历，还告诉我尽管感到丢脸，但却明白老师是对的；当天归家途中他对自己说：「别再只顾写论文，应重新钻研经济学。」
短短一年半后，佛利民为贝加教授写奖学金推荐信时大加赞扬：
「贝加年纪轻轻已获颁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毕业后获该校诸师推荐申请本校的学系奖学金，信中形容他为『普大十年来最优秀学生』，以及个别老师心目中『历来最佳学生』，此等溢美之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从近一年半以来个人对其紧密观察所得，我亦不禁以同样溢美之词予以表扬：此子天资聪颖，实有望成为经济学大家，是我任职芝大六年以来所未见……
「贝加天资聪敏，分析入微而创意出众，对经济学思想史了然于胸，且珍而重之；他深明政经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价格系统的功能及其对保持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了如指掌。正因如此，贝加若获颁奖学金乃属实至名归；我但愿每年都能遇上像贝加一样的英才，却也自知过于奢望。」
锲而不舍 诲人不倦
贝加教授醉心于芝大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倒早已深明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减贫、了解个人及国家致穷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减贫政策，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者的首要动机。他无意仕途，亦婉拒所有出任企业董事的邀约，毕生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包括公众教育，这一方面，他似佛利民多于凡勒。他学识异常渊博，对各种议题每能道出趣味盎然而又别具卓见的分析，同事遇有工作难题都会向他请教。他对别人提问亦都认真对待，但不喜别人空谈胡扯，虚耗光阴。
贝加教授的敏捷思路、锐利观察以至世界观都别具一格，堪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对万事万物的诠释方法，均以植根于价格理论的深层理论架构为依据。虽然一般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中价格主导选择的关键作用都有所认识，但贝加教授更能洞悉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在非市场环境中对选择的主导作用。在以钱易物的市场中价格显而易见，但在非市场交易中，影子价格却隐而不见，未能直接察觉，须根据交易者的行为及其选择结果加以推断。
贝加教授的特殊天赋，在于能在知识层面洞悉一般人选择中的内藏玄机，其直觉性令人叹为观止。他能长时间专注于同一问题，不惜连续花上多个小时、多天以至多个星期，直至参透个中元素为止。直觉性与专注正是他学术天赋中最强而又最历久不衰的元素。
有缘亲炙 前缘待续
有时，贝加教授会质疑某一命题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依然成立，否则有关命题便不能当作真确。若某一命题在极端情况下出现矛盾，那就较易作出分辨；以数学等式为例，若代入极大（如无限大）或极小（如零）数字，就可知有关等式是否成立。直觉性可透过极端状况去推断会否出现矛盾和不合理结果，快速判断命题是否成立。
我早年在芝大求学之际，跟贝加教授的接触都在严肃的气氛下进行。1972至73学年曾修读过他教授的价格理论课程，其后当过他的研究助理两年，也曾连续多年参加过他的经济学应用研习班，后来更在他悉心指导下完成哲学博士论文。贝加教授在课堂上准备充足，根据手写笔记讲课，说话有条理，不苟言笑。研习班上的同学也都不会谈笑，因为教授认为这有碍专注与严肃讨论。要见贝加教授须先行预约，我们都会在他办公室外的一排座椅候见，其中更包括助理教授；要认识教授为人可真不容易呢！
即使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跟贝加教授的交往亦是气氛严肃。我在他主持的研习班上宣读我的论文初稿，随后跟他单独见面共两次，每次半句钟，面见前他都事先给我传来两页手写评语作讨论之用，虽然只得短短两页，却令我更全面地理解自己的论据，而教授也会指出我所作研究的贡献所在，并提点我毋须力求交代所有研究发现，以免过度解读实证结果。
我在大学四年级修读英国经济史课程时首次获贝加教授青睐，我以十九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及威尔士犯罪与刑罚为题写了一篇论文，请他过目。他说他的研习班刚好有段空档，可让我在班上宣读我的论文；我虽然受宠若惊，但明白机会难逢，也就战战兢兢地欣然答允。后来他问我可有兴趣根据同一题材再写一篇论文，更表示可代为寻求资助。由于我对人口问题较感兴趣，故婉拒了教授好意。二十年后，我把那篇旧文重新整理付梓，寄了一份给他。他回复时表示已久候我写该文多时，并敦促我再细考十九世纪上半叶，且看从中有何发现。我收到教授提示后会心一笑，暗忖这样子正是我的老师贝加教授啊！也许迟些会与这篇旧文再续前缘吧。
赤子挚诚 洞烛入微
我在芝大毕业后，贝加教授先后多次造访香港和中国内地，我得以跟他深入接触。1978年，乘他来港出席Mont Pelerin Society会议之际，我陪他到香港仔一游。我明知他不会热衷在海鲜舫上用膳，于是如一般游客那样，与他一起乘舢舨同游香港仔避风塘，虽然看似是一般的旅游项目，但却有不同的感受。贝加教授对女艇家接载游客的小生意、她之前的工作，以至家庭状况均极感兴趣，更提出不少我不懂如何作答的问题，我只能凭猜想回答，颇有回到从前与他在课堂的感觉。他显然很有兴趣知道传统生活形式如何与现代社会融合，对这次舢舨畅游乐在其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贝加教授偕伊朗裔的妻子Guity Nashat（二人于1980年成婚）访港，期间我带他俩游览重新发展的沙田，一睹该区剩余的旧有农村面貌。Guity对农村生活甚感兴趣，而教授遇上小贩卖卖中式小吃，乍见一串串泡在水瓶中的马蹄，马上问我到底是何种美食、取价若干、是否美味，未待我答完，他已随手取出两串马蹄，一串递给妻子，另一串放进口中大嚼起来。Guity显然对街头摆卖未经煮熟的食物有所保留，来不及制止教授，惟有任由我俩饱尝马蹄滋味，但在她劝喻之下，是次一行三人的沙田游再也没有机会尝到小贩美食。
我们又相偕到太平山顶一游，Guity拿起相机给教授和我合照。观光之余，贝加更挑战Guity在山顶公园的环回小径上来一次赛跑。夫妻俩各自向相反方向跑，看谁先跑回原地，由我当裁判，倒数三声便起跑。Guity脚踏一双高跟鞋，行动自然不便，所以我倒数一声，她已拔足起跑。赛后贝加教授恰似稚气未除，连声抱怨Guity不守游戏规则，我也注意到，他明知太太偷步也乖乖等我数完三声方才起跑。后来贝加教授伉俪再来访多次，我亲睹夫妻恩爱之情。
我和教授多次畅论中国发展情况，他深信中国定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取得成果，只要此泱泱大国能一直保持市场竞争性，有效分配资源以刺激经济增长与创新的诱因就会继续存在，而制度改革自会适时出现。他又认为日本未能改善市场竞争状况，正是其经济持续增长的绊脚石。我感受到在贝加教授眼中，中国的经济成就可视为全球减贫的重大突破，一如香港在市场竞争带动社会繁荣方面为全球树立楷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