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97年回归以前，港英末代总督彭定康建议推行「随收随付」式社会退休金计划。建议后来因财政可行性受到质疑，且会对工作及储蓄意欲造成负面影响而撤销，取而代之是2000年颁行的强制性公积金（简称「强积金」）。可惜强积金投资表现不济，以致惹来大众对老年退休保障的关注。
围绕老年退休保障的公众讨论一直欠缺清晰焦点，实因其将纾解贫困与争取选票（或称政治本钱）混为一谈。
部分关注团体对贫困长者水深火热的处境显然深表关注。长者贫穷问题所以尤其严峻，皆因他们既无工作能力，亦缺乏储蓄，须倚靠别人的经济支持与照顾；要知道并非人人老来都有子女供养，香港就设有甚多为贫困长者而设的福利计划。
周永新教授方案 三大目标
论者固然可以质疑扶助贫困长者的现有计划是否足够，若然不足，应考虑如何加以改善，甚或质询改善经费从何而来。但政客与社福团体力推的全民计划却未必是支持贫困长者所必需的。
不过，政客及关注团体却以扶贫为名，不断要求政府推行某种形式的全民高龄福利计划，但若目标只为扶助贫困长者，又何需制订全民计划？
原则上，任何全民计划都可以在设计上注入收入重新分配元素以扶助贫者。要是纯粹扶贫，实在毋须如此多生枝节。解决任何政策难题最具效率、又最能收效的方案，莫过于对症下药，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案。
全民高龄福利计划并非纯粹旨在扶助贫困长者，而是包含其他目的。
周永新教授近期发表「香港退休保障的未来发展」研究报告中对各政党及关注团体较早前提出的五项方案作出精算分析，并提出第六项方案。
从实效角度而言，这份报告中第六项方案达到三个目标。第一，将现有各项养老方案合而为一，每月向每名长者派发三千元。现有计划包括具针对性的扶助贫困长者计划，亦即「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及「长者生活津贴」，以及适用于所有长者的「高龄津贴」计划。
第二，报告中周教授提出他建议的加强援助贫困长者的方案，教授素以扶助贫困长者为己任，在社会上备受敬重。
第三，报告一视同仁，同时惠及中产及社会上层，这两个阶层的长者人数更多。
首两个目标不难明白，但为何要援助长者人数更多的中产及社会上层？诚然在推行全民退保计划前，通过提高入息税，这类长者会先行付出；但香港税率偏低，工作人口中只有半数纳入税网，中产阶级约有半数毋须付出或只需支付极低税款，即可享有每月三千元的长者津贴；而已经退休且毋需纳税者将坐享其成，行将退休者也不例外。若大部分人只顾自身利益，漠视下一代须为此背负税务重担的后果，则这一退休保障计划将可赢尽选票。
将全民高龄福利计划充作退休保障计划，其实纯粹为达政治目的。利用收入重新分配计划争取选民支持，也是政客常施的惯技。在民主政制发展成熟的国家及地区，政客利用倡导此等政策以扩大影响力或争取连任，已属司空见惯。
社福政治的历史缘起
1871至1890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卑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既是贵族阶级、保皇派，也是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于1889年率先在德国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无非基于政治目的，而非为全民构建社会安全网。自始至终，卑斯麦坚拒推行宪制改革，是为了避免与教会、社会主义党派，甚至西泽分权；他所以推行社保计划，纯粹为了收买人心。
此等以政治挂帅的社福制度，均难逃以破产告终的命运。这类社福计划都有碍经济增长，为后代带来沉重债务负担。各国政客虽然声称社福改革势在必行，但却一直未有实现。
上述社福计划往往忽略人均寿命日益延长的趋势，造成严重低估所涉代价，终于难逃破产厄运。事实上，德国在1889年推出首项社福计划之时，婴儿的预期寿命仅为42岁。
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于1925年制定「寡妇、孤儿及长者供款退休金法案」（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Contributory Pensions Act），承诺为年满65岁的男性及年满60岁的女性国民提供退休金；当时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为56岁，女性为60岁，这项福利基本上是专为寿命超过预期者而设的社会保险金，对象并非刚刚退休的一群，显然视退休保障为个人而非社会责任。
但早于1918年设立的全民普选的选举制度当时只适用于男性人口，却一直牵制着英国政府，即使预期寿命有所延长，亦不敢提高䦕始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于2011年已达81岁，约较1925年延长22年。目前各地民主政体倒未见有勇气投票延迟退休金年龄，以恢复社会退休金计划的偿付能力。
社福计划 先天不足
据周永新教授在其研究报告中的计算，他所建议的退休保障计划将于2026年资不抵债，报告内分析的其他三项退保计划亦将先后于2017年、2024年、2028年落得同一下场。至于其他两项由政府经常性开支负担的退保计划，预计至2041年将约占GDP2%或2.38%，较政府现时在长者津贴方面开支高出一倍以上（现时比率约为1%）。由此足以证明，在人口老化日益加剧趋势下，这些计划代价有多大。
然而，上述估计数字仍属过份乐观。首先，人口老化趋势于2041年其实仍未见顶（只是政府统计处的预测数字止于那年而已）。据联合国同类预测数字显示，长者对工作人口比例将持续增加，至2060年渐趋平稳，然后维持至本世纪末期）。
其次，计算退保支付款额是基于每月金额只因应生活指标作出调整，对于为期数以十年计的预测，如此假设未免不切实际。事实上随着各地经济持续增长，实在难以想象支出款额会维持不变。难道于实质收入续见改善的同时，我㥃会如此忍心，拒绝增加对长者的经济援助？
第三，上述人口数字似未有顾及人类未来预期寿命日益延长的趋势。美国社会保障局统计表的估算显示，美国人到了2070年的预期寿命达83.9岁，估计属严重偏低。迄今对人类寿命最为可靠的预测，首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介乎92.5岁与101.5岁之间的估算，即使此一估计略有误差，香港人的预期寿命应也会大为延长，则各方提出的退休保障计划均永难资足抵债，根本无法实现。
三大措施 迎战老年贫困
究竟还有何可行的退休保障计划？对背负种种资不抵债计划重担的发达国而言，恐怕只有把开始领取退休金年龄提高数年，以舒缓偿付能力。对于香港而言，较佳办法应在于先从开支最高而又最受长者关注的各项开支入手。
本地退休保障制度可循三大措施加以改善：一、注资扩充医疗服务；二、大事改革强积金，为存户争取合理回报；三、将公屋租住单位私有化，并降低所有资助房屋应补地价。单凭房屋政策改革，已足以令香港一半人口受惠，使无资产阶层获得价值不菲的房产，藉以增辟财源应付日常开支。此三大措施实可为退休保障缔造奇迹，无产阶级尤其受惠。
参考文献：
Robert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