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泛民主派中人背景相若，喜以自下而上论说诠释一国两制，其理念和实践大概源自三方面：一、支持民主理念；二、为弱势社群请命；三、捍卫公民自由。
民主理想 战后生根
主流民主理论声称法治及种种经济、公民自由皆系于政治自由，泛民主派看来对此亦表赞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套哲学理念在大部分大学广为传授，大学生学会政治民主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其中大多数人在求学时期甚至今时今日，都深受这套学说影响；众多具高教育水平的香港精英以及年青一代对此理念毫不陌生，部份人更极之拥戴。
自下而上论说视民主为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往往忽略要让民主运作畅顺，必须具备设计妥善的规则与安排，内容绝不简单。政治改革往往受制于各式各样新、旧既得利益，使改革前路荆棘满途，推行新规则及安排不但冲击旧有既得利益，也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窒碍进一步改革。我相信即使中期至长远而言，民主改革难以达至预期效果。
建制派论说因此对民主改革有所保留，他们认为既然香港过去一切运作畅顺，实在毋需改变游戏规则，而民主的分化性质更令建制中人对大众专制及小众专制深以为虑。另一方面，自下而上论说却视小众利益各异为民主政体多元性质的基础，并以大众取向作为民众公意。
香港经验实际上当然与主流民主理论之说大有不同，香港社会不仅法治制度完善，经济及公民自由亦十分充足，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却一直未享政治自由。不过，如此经验至今仍未能动摇主流民主理论对港人思维的影响。
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先锋和领袖，不少都来自各种非政府机构，主要为专业团体、工会，以及争取或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不少为殖民地时期的压力团体。他们的共同特点首先在于并非依附北京政府；再者，其核心工作在于迫使或游说政府支持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或加强规管。
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于为弱势社群请命，对既定政治安排鲜有不满，与政府可能出现的矛盾，大概只在政府行动或政策失当之际，他们肩负监察及批评之责，但也当不上忠诚反对党，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他们向无从政的机会，充其量只能向在位者献策而已。他们的角色只在于提高资本主义制度的包容程度，以展现资本主义社会较为仁慈的一面。归根究柢，他们只能仰赖政府支持及拨款，根本难以取得权力。
为民请命
1967年暴动爆发之后，揭露了社会面对从转口贸易迈向出口制造业的重大经济转型引起经济和社会层面出现的矛盾，非政府机构及压力团体迅即冒起，在港督麦理浩公屋、医疗、福利并举的政策带动下，这些机构及团体均取得长足发展。
它们被纳入行政管治架构之中，通过各种顾问委员会得以提供政策建议，并且反映草根阶层的意见，唯独未能享有政治权力。九七将近，这些机构及团体渐觉若民主政制随之来临，它们有望乘势而起，取得政治权力，是以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日后民主运动中不少领导人物，也来自此一行列。
民主运动领袖多聚焦于社会政策议题，实也不足为奇。争取选票的压力、立法权力的宪制局限，及其既有的社会民主目标，一一成为界定其政治视野及授权的狭隘基础，民主运动因此与劳工及社会议题挂帅的反对派结成联盟。
鉴于民主运动领袖的背景，商界及专业精英自然担心他们会主张在社会福利开支上大洒金钱，对一向行之有效的小政府、自由企业制度无疑构成威胁。《基本法》承诺在香港实行民主，但未能把社会上自然形成的两大论说加以贯通；以往行政吸纳政治的做法必须告终，却是未知如何取代。
小政府和自由企业经济皆已写进《基本法》之内，对民主运动构成难以踰越的障碍。非政府机构在港英政府治下，虽具有针砭时弊的所谓「社会牛虻」（social gadfly）功能，却难望有进一步参政的雄心壮志，在民主的大前提之下，不但商界与专业精英与基层组织壁垒分明，就连基层组织之间亦各不相让。但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诞生，非政府机构则以民主运动支持者的姿态，在社会及劳工议题上成为亲北京政府基层组织的政治竞争对手，争夺选民支持与政府拨款。
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的同时，香港亦经历重大经济转型，从制造业中心摇身一变，成为服务业经济。经济全球化、中国对外开放、内地新移民大量涌进，都为香港带来更大挑战。巨变初期产生莫大裨益，大部分市民从中受惠不浅。在转变过程中，市场自由开放，令社会各界得以迅速而畅顺地过渡。
其后通胀、失业率激增（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楼价飙升肆虐，政经转型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渐趋白热化，一些论者甚至暗批建制派论说，认为他们为导致社经矛盾日深的种种不公安排涂脂抹粉（参见潘慧娴2010）。
香港中产阶级则对伴随其成长社会的前途感到迷惘。社会矛盾深化，倒不足以激发他们支持社会民主运动，他们至今依然保持「一定得」的资本主义式拚搏精神，担心政治分化。
捍卫自由之士
六四事件令香港民主运动一度大丰收，一百万市民上街，表明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团结一致，捍卫公民自由，与北京政府抗衡，更为本地民主运动建立持久的广泛民意支持，自下而上论说得以开展新一页政治议程。
过去的事例在在证明，每当北京政府打压公民自由，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支持度必随之上升。部分市民显然对与自身有关的公民自由颇为敏感，背后原因则难以参透。不过，即使公民自由在本地足以牵动人心，但香港人对抗北京政府的行动，看来一直是有组织的表态多于自发行为。
反对北京的行动，对本地民主运动好比一柄双刃剑。泛民主派于近年发觉除非有压制公民自由问题出现，否则难以与北京政府展开对话、寻求财政资助，甚或凝聚市民支持。在近期赢得新一代支持以及占中事件之前，泛民一直未能打破这个困局，公然对抗北京政府更令本地建制派与民主运动日形疏离。在共同面对民主运动挑战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与本地建制派更有互相靠拢之势。
回归以后，本地民主运动渐形分化，渐有走上街头示威运动之势，且与北京政府抗争味浓，激进分子更倾向以破坏性和不合作手段，作为争取民间支持的策略。
种种形势尽皆反映各方愈来愈抗拒彼此合作。民主派联盟已逐渐改变港英时期的监察社会、针砭时弊面貌，转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断测试与本地政界周旋及北京政府的底线。
九七回归后，建制派论说虽然足以左右不少重大政治决策，却一直未能在社会上获得足够认受性；当前困局出现，在于九七之前未能整合出一套清晰的政治论说所致。建制派论说由于缺乏某种关键元素，以致未能响应自下而上论说中种种备受公众关注的要素。两大论说各执己见，香港的政治矛盾更难望化解，而处于夹缝的中间派恐会被逼表态支持那一阵营，难以保持缄默。
参考文献：
《地产霸权》：潘慧娴‧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