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学生抗议及占领运动要求香港实施更大程度的民主；表面上，这场政治运动以民主理想为出发点，主要为争取：一、2017年特首候选人提名程序机会均等；二、废除立法会的功能组别。
更深层的问题是，此行动反映出受到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香港的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已达临界点，虽然此等矛盾在九七之前已经存在，但回归后一直未获正视，致令一切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缺陷。
本地「有产阶级」（haves）与「无产一族」（have-nots）之间差距日益悬殊，加上中产阶级机会递减的观感渐成，令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相信问题根源在于政制安排。
当前的政治纷争反映出「建制论说」与「自下而上论说」两大政治论说无法就香港的未来发展，找到共同的立足点，加上受到北京政府因素的影响，双方之间的分歧更难收窄。在六四事件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议题上，「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先后与北京政府对着干，导致北京政府与「建制论说」支持者进一步靠拢。
北京政府倾向支持「建制论说」固然与《基本法》有关，不过随着「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对中国批评日多，此种倾向自然日益明显；北京政府的取态，改变了两方势力固有的平衡，醸成本地两方自1966及1967年暴动后形成的均势出现失衡，当年的暴动成因不一，但工业经济发展迅速无疑是其中关键因素。
自下而上 形势逆转
1960年代，在香港生活及工作甚为艰苦，政府官员贪贿成风，普罗大众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骚动濒临沸点，1965年天星小轮加价令群情汹涌，时任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发起反加价请愿行动，共收集得二万名市民签名。
1966年4月4日，苏守忠身穿写上「支持叶锡恩」（“Hail Elsie”）字样的黑衣公开绝食，随即被捕入狱，短短数天事件迅速升温，爆发全面示威及暴动，警方发射数以千计催泪弹应付，宣布戒严之余，并警告暴民有遭枪击之虞。
暴动风潮过后，各种行业协会及工会相继成立，各类社会服务亦大行其道，反映政府政策有所改变，针对香港工业经济急剧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社会矛盾而寻求化解之道，为工业资本主义展现亲善面貌，不少非政府组织随之壮大，并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这些团体都得以在公共政策范畴中占较大席位，以及获得拨款资助，从此在社会、政治与行政的领域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在本栏曾将这个非政府社会界别归纳于政务司司长的政策范畴，以别于财政司司长政策范畴中的商业经济界（参见2011年3月9日《香港政策环境的矛盾》一文），港英殖民时期之际，虽然商业经济界在政策事务方面一向扮演主导角色，但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角色亦很重要， 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中，蕴含的政治论说，其宪制上的原意在于保存香港当时的既定制度。
如此政制安排成于1970年代，当时本地制造业经济仍方兴未艾，但及至1990年代，香港急剧转型为服务业经济，再度面临巨变，为应付新时代新挑战，必须订立另一套政治论说，因而亟待双方共同努力，以化解已出现的种种社经矛盾。
非政府社会界别中政策倡导者及中坚分子的传统处事方式，虽已与时代脱节，却未被扬弃。1970年代的香港仍有年轻的劳动人口，但今时今日人口正迅速老化，对于「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所鼓吹的种种高昂社会福利计划，社会负担能力有限实在显而易见，这对「建制论说」自然构成重大影响。
「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既对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一知半解，对阐释有关经济政策更不感兴趣，只聚焦在足以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及政治议题。在他们心目中，民主选举已成为实现其社会政策的手段。
至于「建制论说」支持者，则因慑于民粹主义威胁，而利用北京政府对「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的戒心，不时合力阻挠民主政制改革的进程。
另一方面，为求扩大政治上的支持，「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中的激进分子变本加厉，对北京政府大肆抨击，北京政府则依靠本地亲北京组织团结基层群众，藉以抗衡，以免其进一步在民间坐大。于是这派追随者忽然在社会政策议程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敌，更要被迫竞争有限资源，甚至在社会政策范畴内的固有组织网络及支持，同样备受挑战。面对当前种种变化，就连这派自1970年代以来的一贯运作方式，亦面临重大考验。
建制论说 漏洞频生
香港在1990年代经历社经蜕变挑战程度之大，与1960年代不遑多让，可惜各有关方面却未能就如何迎接挑战，构建出共同的政治论说。「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与「建制论说」支持者一直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坚执己见，不但引致纷争不断，政治陷于僵局，更令社会大众日渐相信「建制论说」先天缺陷严重，社会上对富豪经济或地产霸权的批评，遂渐有市场（参看潘慧娴2006年及Stilwell 2014年）。
港英时期，「建制论说」所以言之成理，只因香港当时并无民主，管治者为伦敦派来的总督，与本地商界及专业精英毫无轇輵。港督与此等本地利益集团固然合作无间，而且关系融洽，既毋需仰其鼻息以确保禄位，自亦能加以驾驭，在决策上不会受其左右。
宪制上港督受命于英女皇，位高权重，可维护法治、维持小政府、推广自由企业经济、保障公民自由，亦有权推动资本主义展现济世为怀一面，1960年代末以后实施的社会政策即属一例。
香港的政制安排整体上有利于资本主义，不过个别资本家未必能从中受惠，商家深明竞争环境虽云公平，但市场上适者生存，成功难免竞争激烈。营运不济的英国商行纷纷被华商收购，例如会德丰被包玉刚收购、和黄及港灯被李嘉诚收购、中华煤气被李兆基收购。
九七之后，特区行政长官须由本地人担任，本地政治生态从此变天，「建制论说」随之出现漏洞。究竟行政长官应向商界及专业精英选委负责，抑或向有普选权的广大市民负责?
自汉朝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有鉴于郡县官吏勾结地方势力的挑战，为确保吏治清明，中央政府于是制定郡县官吏定期调迁的制度，官员调任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以减低官吏贪污渎职的机会。中国历史上贪污一直是备受中央政府关注的挑战，对国家的稳定繁荣构成极大威胁。
基于九七的情况，中国政府容许香港精英在政治上扮演特别吃重的角色，一开始，本地商界及专业精英的意见甚获中国政府及官员垂青。为求确保「一国两制」广受香港各界及国际舆论认同，如此安排可算不无道理，但却出现另一漏洞：由资本家自己管治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一大功能在于充当中立裁判，确保人人得享公平竞争环境，维持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等同维护法治，这对于财雄势大精英阶层的寻租活动，不啻是最佳防御，既能活化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强化「建制论说」。由资本家负责创造财富，可促进经济繁荣，但一旦由他们掌管政府，就只会导致社会不稳。
1997年以后，「建制论说」日难令人信服，在市民眼中，商界及专业精英阶层看来重视维护自身利益，多于维护社会大众福祉，本地社会形成「有产阶级」与「无产一族」互相对立的现象，对以机会均等、竞争公平为号召的论说而言，无疑是一大讽刺。
社会上对立法会一直保留功能组别以及特首选委会只属小圈子玩意的大肆抨击日盛。这最初只是「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为求达到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政治手法，后来却随着僵局持续、社经矛盾深化，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渐感不满，日益广受认同，演变成对政制安排的批评，以及对种种社会不公现象的控诉。
「自下而上论说」追随者的致命伤在于触怒北京政府，又无法推进任何政治目标；追随者日见分裂，最佳成绩莫过于单靠政治雄辩贬损「建制论说」的公信力，激进派也藉此伎俩招揽不满的年青人。
在两大政治论说争议中，北京政府被迫承担最大责任，实不足为奇。北京政府失误之处在于过份偏袒，须知政治上有所谓「朋友相亲，敌人近身」之说。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令到香港的深层社经矛盾增加，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事已至此，只有通过普选方式选出向大众问责的行政长官，方可有望化解两大政治论说之间的分歧。
参考文献：
潘慧娴《地产霸权》香港天窗出版社, 2010
Joe Studwell, “HK should focus on its fight on the tycoon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6 October 2014
《香港政策环境的矛盾》王于渐，信报，2011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