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廿六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占领运动结束后本地政治生态面貌如何，目前固然未可预料；有谓北京政府将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政治操控，而本地各方则会加紧寻求化解社会深层矛盾之道，大部分人则认为，在政治僵局足以瘫痪政府的形势下，香港公共决策质素恐怕会从此走下坡，也有人预测本地民主运动将使社会更形分化，让民粹主义乘势而起。
以上观点勾划出当前的政治关口，香港的民主政制或已陷于前路茫茫的险境，今后何去何从更堪忧虑，未来发展是自由民主制抑或民粹式民主？
1997年英国政府撤出香港后，本地政制似曾有望演变成自由民主制，但随着政治环境渐趋壁垒分明、僵局常现，自由民主制的发展变得前景未明。
香港社会迈向自由民主制的发展进度一直未见理想，令部分人义愤填胸，民粹式民主观念逐应运而起，且愈见昌盛。占领运动出现而持续不止，相信更令政制发展偏离自由民主制，逐渐走上民粹民主之路。
方法理想 两种观点
民主是带有公义原则的政治理想，强调人皆有平等权利和均等参与机会，并透过投票、选举等渠道以实现这理想。
自从民主成为世人着意争取的要求以来，关于作为一种政治方法（涉及投票、选举）应如何构建，才最能实现政治理想，一直众说纷纭。若要民主在政治上发挥实质作用，理想和实现方式必须贯彻始终，方能成功。
民主人士一致公认，民主政制聚焦于以投票为基础的均等参与机会，但「一人一票」并不保证能产生人人受惠的良策，这道理非常显浅，不难明白。足以引发争议的关键，在于民主理论中对自由的真义如何理解，其中分为「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投票及选举有何目的及后果，各有诠释。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伯林（Isaiah Berlin）将自由分为积极、消极两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指个人行动中不受任何他人（尤其是政府）胁迫或干涉的一种自由，自由民主制拥护的正是这种观点。
「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则指掌控自我生命及命运，并透过参与民主活动集体掌控社会命运，实现达致人类道德理想与社会公义的共同理念，民粹式民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采纳的正是这种观点。
自由民主 制约多数
最令自由主义忧虑之处，在于政府可以随意行使强权，迫令民众支持官员视为必要的政策，英国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权力令人腐化，绝对权力令人彻底腐化」的名言，反映的就是此一忧虑。自由主义中人寄望，政府官员碍于担心有损下届选举的选情，于是在行使强权方面知所收敛，换言之，自由的防御机制系于民主选举的纪律作用。
自由民主制度下，政府的一切权力均直接或间接源于民众，从政者来自民众，任期有限。自由民主精神在于确保参与、公平，自然视大众选票为必须的要求，而另外的要求则是任期设限，目的在确保自由。
这两项要求构成自由民主制的全部定义，但对候选人的质素并无进一步要求。根据自由派的观点，投票的作用仅在于监控公职人员，而辞退官员的权力则是自由受到威胁时的基本防线。
自由民主政制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制约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以保障个人自由和小众利益，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这项挑战自然非同小可；解决方法在于对投票及选举设立制约机制，诸如宪制约束、三权分立、多院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选举条例、有限任期及定期选举、拉布守则，及其他足以保障小众及个人利益的各种安排。
具体细节则因地而异，视乎当地情况及历史因素，设立上述所列的制约机制，旨在制约政府权力，而「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就是促成自由民主制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各种制约机制难免存有缺撼，间或产生政治矛盾，导致政局陷于胶着状态，甚至引发暴力冲突。
当代的政局又面对另一新挑战：狭隘特殊利益渐居主导，左右政治进程。环顾全球民主政体中经常产生的僵局，可见当初为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制约机制，反而诱发当前的小众专制。
民粹民主 唯我独尊
「积极自由」这一概念较难掌握，指的是正确行事的自由，而非不受干扰的自由。在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社会所以自由，皆因众人透过参与民主活动去掌握主宰社会生活和命运；民众所以自由，皆因社会大众行事追求道德理想及社会公义；民粹主义民主政体所以自由，因为民众有共同的目标与理念。
共同的目标亦即社会「公意」（general will），民粹式民主假设公民对道德理想及社会公义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私底下并无难以化解的恩怨与利益冲突。这一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公意」可从咨询公民及总结共同利益之中取得。
民粹主义者认为全民投票是寻求「公意」的最佳办法，占中运动三番四次借助公众咨询以及非正式公投，以期发掘民意（public’s will）；2010年泛民政党的「五区公投」以及占领运动主事者提出的类似建议，均属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
民粹主义者认为有机会参与投票即可从而获得自由，投票结果代表自由本身，而由此所制定的规则包含自由的意义，应视为正当并受尊重；自由于是等同于遵从民众自定义的法律，这是民粹主义者的「公意」所在。
民粹主义理想要求民选政府迅速果断，以立法方式确立当选者政纲，任何有碍落实这项民意授权的宪制约束或适当程序都不能容忍，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之废除。
同一道理，在自由民主制度下为免个人及小众受制于大多数而设的各种机制，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也就无足轻重，废除一切约束之后，要变更选举安排更轻而易举。正因如此，民粹式民主政体可演变为独裁政体，法西斯主义当年在德国抬头即属一例。
自由概念 两极之别
从自由派观点出发，投票既以限制官员权力的方式体现自由，即毋须将政府决策视为宝贵的圣喻，等同自由的化身；在他们眼中，法律无非是立法会议员或法官通过，而又获公民接受的判令而已。
自由民主制不带价值判断，尊重个人价值观及愿望的多元性，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中，任何人只能在为免他人受到伤害的前提下行使权力。
伯林较能接受「消极自由」，却同时看出一个弱点。「消极自由」的精义在于摆脱个人生活中的种种约束，甘愿放弃难以达成的愿望，自能提高个人的自由度，例如获主子善待的奴隶，可能不再为求自由而出走，可见「消极自由」或会导致人类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不断妥协。
反观民粹式民主的信徒，倒认为降低愿望只会贬损自身价值，不能藉此提升自由度；自由离不开自己作主，而非听命于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可以通过自身行动来表达真我。他们鼓吹大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面对政治（及外在）环境。伯林声称「积极自由」曾经推动不少革命运动，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
不过，伯林忧虑「积极自由」理想反而会将革命运动推向极权深渊。革命领袖往往只愿接受一己的道德观念，强迫其他人顺从自己的一套，历史上种种「积极自由」理论或歪理，亦多用作压制异己的工具。伯林无非藉此指出，「积极自由」概念虽然最初看似无伤大雅，却成为 20 世纪暴政的根源。
此外，这位自由主义宗师同样反对「积极自由」唯我独尊的价值观；相反，「消极自由」却能与多元价值观相容。
香港的民主发展既难望一蹴而就，过程中亦不免多番周折，势将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虽然只有讲求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容纳市民大众的多元价值和利益，但在社会已分为「有产阶级」（haves）和「无产一族」（have-nots）的大前提下，梦想和命运势成水火，加上民众但求足以振奋人心的论说，以助超脱政治和生活困局，民粹式民主不愁没有市场。
参考文献：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31 October 1958, Clarendon Press, 1959.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