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4年12月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由民主制与民粹式民主的政治理念，同时诞生于欧洲启蒙时代（又称理性时代），两者分别主要在于对自由概念诠释不同。自由民主制度认为个人自由不应受约束，尤其是来自政府的管制。自由主义大师伯林（Isaiah Berlin）称之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基本上视之为所有人的天赋人权；在此制度下政府被赋予有限度权力，藉以保障市民个人权利免受不公平损害，或免受别人侵扰。
至于民粹式民主制度下，自由的意义在于体现「公意」（general will），为追求集体目标而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例如集体政治运动、公民投票、全民普选，是谓「积极自由」，因为其中既包含共同体验，并且涉及对共同目标的追求；独立自主个人共同行动中拥抱的集体要求，对社会、个人都是一种解放，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体现。
鉴于现时由学生主导的占中争取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我想分析一下何种民主制度最切合本港所需。
我认为香港不应拥护民粹式民主理念，原因有下列九个，其中三个属普遍性质，适用于所有国家及社会，其余则针对香港的独有情况。
三大理由 四海皆准
【理由一】关乎信念问题。民粹主义者信奉「公意」的理念，他们假设所有个人都服膺同一套关于自身处境和利益的信念，这种假设也许偶能适用，例如在奥运会中一同为国家队打气，又或者遇到外敌入侵，人人同仇敌忾，合力保家卫国。
不过，除非遇到此等特殊情况，否则难望在正常情况下，所有人皆拥抱共同信念，反而个人信念各有不同，才是各地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现代多元社会就更尤其甚。那怕在全民团结一致的短暂时刻，也难免出现叛国、绥靖主义者，又或想法独立及异见分子等。
「人类本来就有共同信念」是启蒙时代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始创的理念，他试图以人类尊严取代神的尊严，就连神学的光环也一并摘除。
事实上当时在法德两国，启蒙运动差不多等同于反宗教；但这个时期为自由民主制奠定概念基础的不少苏格兰哲学家，却是备受敬重的教会人物，既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同时致力于当时的新学探索，他们的学说更直接影响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James Madison）。
法国启蒙时代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曾以「即使对方话不中听，亦誓死捍卫其发言权」这句话闻名于世，也对当时的苏格兰哲学家甚为佩服，并且表示：「说到文明理念，我辈概以苏格兰为马首是瞻。」
【理由二】源自对历史恶果的恐惧。伯林审视民粹式民主对人类的影响，不但识别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更体会到「积极自由」是暴政的根源。
1994年，已届暮年的他在一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指出，20世纪的种种可怕经历，实源于各种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演辞中写道：「如果你确信人类的一切问题在某程度上总有办法解决，而且只要人人都为达成理想而努力，必能构思出理想中的社会，则你和你的追随者就必须相信，要打开通往理想国度之门，需不惜任何代价。面对如此绝对又简单的真理，只有愚不可及和居心叵测之徒才会拒绝接受；拒绝接受的必须加以劝告，要是不听劝告则须立法禁止，法禁不绝则即使动武甚至采取恫吓或杀戮手段，亦要使其就范。」
伯林还作出如此忠告：「因此，我们必须权衡利害，讨价还价，甚或作出妥协，也要避免一种生活形式遭反对者粉碎。我明白青年男女怀着理想的一腔热诚，绝不会甘于跟随这样的旗帜，会视之为太懦弱、太守规、太平庸(bourgeois)、毫不激动人心；但请相信我，一个人总不能事事如愿，不但实际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无法办到。拒绝面对现实，一味追求单一而凌驾一切的理想，把它当作唯一真理，只会招来镇压；随之而来的是摧毁与流血；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就如不断打鸡蛋也煮不成奄列，眼中变得只有无数的人、无数的蛋去打破，原本满腔热血，到头来却忘了目的是为煮奄列，而只顾打鸡蛋。」
【理由三】触及逻辑分析。黎卡（William Riker）教授曾经指出，民粹主义者的理念是透过民主活动找出「公意」；公众咨询、公民投票、全民普选，都是藉以找出「公意」的民主政治活动；这些民主活动过程的结果成为体现集体要求的宝贵成果。假如任何方式均无法找出「公意」，社会就无从得知其集体抉择为何。
黎卡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theory of social choice），在选择多于两个目标的情况下，无论利用那种收集标准以归纳个人选择，都不可能从中厘清社会整体的真正要求。换言之，在A、B、C三项选择之中，根本无法避免出现「偏好循环」（preference cycles），即A排序高于B，B又高于C，C又高于A，出现令精神分裂的循环序列，社会抉择因此无法确知。
既然无法确知社会整体抉择，民粹式民主自然无法实现。通过种种民主手段达致的政治效果，也就不再是「公意」的珍贵体现，不过是政治手腕的效果，甚或历史上或某些环境下出现的意外而已。
重重限制 慎防民粹
【理由四】一个国家断不可能同时出现两种对立的公民意愿，公民意愿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述。假如香港自行表述另一种公民意愿，难免演变成带有僭越国家主权的意味，本土主义若全面转化成民族主义，只泊难免会进一步变为分离主义。
中国作为民粹式的宗主国，不会容忍一个特别行政区僭越主权的另类表述，即使公民投票，亦可视为僭越主权之举。北京早已作出制订反叛乱法例即《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可见早已有见及此。只有自由民主制中的「消极自由」，才有望见容于中国主权之下。
【理由五】在于香港所承袭的各种制度，例如法治、新闻自由、低税率、利伯维尔场、强大的公民社会，作用都在于保障「消极自由」，在本地发展自由民主制也就顺理成章。立法会议员不得就财政预算提交私人条例草案的规定，已令基于群众的自下而上政治参与，以及为执行「公意」而策动的群众行动白费心机，在本地建立民粹式民主必然面对障碍重重。
【理由六】在建立广获支持政党及联盟的过程中，实在难以避免造成社会分化。《基本法》要求政府以行政主导，用意即在限制政党日益壮大而夺权，但亦造成政党基层日形分化，新一代在党内晋升无望，往往另组新党，在政治策略上更龃龉频生。在政党无法广获支持的情况下，民粹政治运动变得激进、充满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流于分化及边缘化，以致逐渐疏远大多数群众，失败告终。
【理由七】香港人口和社会均属高度多元，个人自由备受保障，人人得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独立自主、富于创意、教育程度高且忠于理想，但即使崇尚民主理想及民主的生活方式，香港青年却并非人人醉心政治。
这与二百年前工业化年代的贫农大众绝对不可相提并论，民粹式民主只会对疏离的激进分子有吸引力，否则在本地社会难有市场，无奈政制发展进度缓慢，令社会上不安的一群日益疏离而转趋激进。
【理由八】行政长官角色矛盾，究竟代表北京政府还是香港市民？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有关矛盾较小，行政长官只不过是任期与权力均有限的官员，只须善侍二主，以防被解雇；然而民粹式民主则要求行政长官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全港市民「公意」，无疑置特首于与北京政府抗衡境地。
【理由九】在于香港若能制定可行的政制发展模式，无疑可供北京政府在改革国家政制方面作为参考。西方各国及日本的民主政体，即在法治和政治问责原则下，基于政党竞选执政的模式建立而成，虽然以往尚算行之有效，但近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及日本政府往往陷于政治僵局。一旦政府渐倾向于受有组织的小众问责，反会令整体管治的问责性愈见丧失。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导的政府的代表性、获广泛民意支持的问责性以及认受性？若能成功，则香港经验堪足为中国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镜。香港人虽然未必具备足以解决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实也别无选择，但愿改革之需终能激发创意。
参考文献：
Isaiah Berlin, “A Message to the 21st Century,” An Honorary Doctorate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5 November 1994,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14.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