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4年12月17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占领运动要求真普选，否定现时提出的政制安排，指所谓「一人一票」的制度不过虚有其表，认为市民大众在特首提名及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中，其实并无平等政治权利。
我认为毋须废除现有政制安排，其实可以透过改革以扩大政治代表性，在不违反《基本法》的原则下实现真正民主；一切应从长计议，集思广益，以期找出可行方案。
占领运动对政制安排作出两方面非议，首先是道义上的控诉。「一人一票」既属《基本法》内许下的承诺，有关安排一日未能实现，社会管治只会日益举步维艰，要是迟迟未能恢复有效管治，建制崩坏在所难免。
抗争的第二方面针对社会不公现象，力指缺乏民意基础的政制一直由管治精英独揽，以致社会包容性渐受削弱、社会公义难以伸张，经济增长则沦为向既得利益者倾斜从中取利的封闭机制，与有助自由竞争的开放制度背道而驰。观乎当前状况，此等非议未免言过其实，但潜在危机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真民主关乎保障小众利益
现代民主的最早范例首先出现于英美法三国。英国民主政制历经数世纪才演变而成，期间逐步通过宪法限制王权，提高地主贵族继而平民百姓的政治地位，最终妇女亦获赋予投票权。
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民主化可视为将政权从少数统治精英手上，透过「一人一票」投票方式移交民众的过程，亦即以多数统治取代少数统治的过程。由此不难想象为何有关过程易于产生暴力倾向，即如法国大革命风云人物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颁布法令将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又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亦于1917年俄国革命中遭处决。
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若能达成协议，多数派同意尊重并保障少数派利益，则可把暴力减至最低程度；英、美就采取包容之道，因而得以尽可能减轻暴力情况，法国贵族土地被充公，分赠予农民，在随后百年之中该国饱尝政局动荡之苦，期间历经三段共和国及两段复辟时期。
从理念角度看，与投票及选举相关的民主建制繁多，例如宪法限制、法治、三权分立、多院制、司法独立、政治问责、新闻自由、选举规则（尤其是比例代表制）、有限任期及定期选举、拉布守则等，皆专为制约由「一人一票」安排而生的大众专制而设。
上述种种民主建制均由先行民主政体引入，旨在确保小众利益免受大众专制威胁，至于实际安排则各地民主政体各有不同，视乎当地具体情况及历史背景而定。
惧怕多数统治反成小众专制
时至今日，民主政体正面临各项新挑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及文化多元趋势下，各地社会日见分化，以致产生特殊、狭隘的利益集团，且具庞大影响力，对民主政制发展造成沉重打击，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
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即政府决策备受商界权贵左右的作风，可说是现代经济发展及多元化趋势的众多征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强大特殊利益集团，裙带资本主义并非为害最深，例如发达国家中占少数的农业界，利用游说兴风作浪，导致世贸的多边自由贸易议程触礁。
又例如新界东北千多名村民的抗争，就足以阻挠新界东北发展；此外，将军澳堆填区选址在居民反对下难以落实、重划郊野公园部分土地用途以济土地短缺的燃眉之急亦未能成事，在在说明旧有建制已无法化解现今社会的种种矛盾。
由此可见，小众组织再三颠覆本来为限制大众专制而设的民主建制，造成形势逆转，小众专制无疑已摆在眼前。当今民主需要新的建制，目的不在避免大众专制，而是为防止社会受小众专制压迫。
香港在环球经济及公民自由排名榜上名列前茅，是一个多元发达的工业化城市，存在着各种特殊利益，究竟那种民主政制才适用？目前难有定案，世界各地其实也正在同一问题上探索。本地政制改革应如何向前推进？，是否应暂时放下提名委员会代表性不足兼受北京政府操控的疑虑，姑且「袋住先」，好让普选行政长官得以落实？
北京会否偏袒统治精英？
占领行动同时控诉社会不公现象，关注社经矛盾日深，现有政制纵使并非罪魁祸首，亦难辞乃有碍化解矛盾的绊脚石。
这种社会论说所以支持度日增，皆因当局对社经矛盾一筹莫展，使市民大感不满。政府在此问题上愈拖延，则其保障统治精英利益、无意解决问题的印象，只会愈发深入民心，社会只会愈加埋怨北京政府支持统治精英。特首选委会及立法会功能组别被视为统治精英的桥头堡，成为占领运动的抗争目标，而当局无意开放现有政制，则愈发令市民感到北京政府与本地统治精英时相勾结。
泛民阵营中出现激进分子，不但反映政制发展毫无进展，也是选举规则有欠妥善的恶果，皆因比例代表制变成了保障极端小众权益；此等激进分子走上街头抗争，行动更趋暴力。
占领街道行动为期两个多月，造成双方对立的深层矛盾仍未化解，幸而双方表现尚算克制，终能临崖勒马，但若政改再无寸进，则十月以来的街头连串事件，说不定会成为日后危机的预演，本地社会只会持续分化，即使亲友亦基于政见不同而意气用事，互不瞅睬。一旦双方但求坚持己见，不惜动员支持，则政治中立的缓冲空间就会荡然无存。
对立双方为求争取政治支持而面向社会，民主于是沦为民粹，政策措施一概变成政治工具，非为大众服务；对不满现状的市民而言，哪怕是政棍的花言巧语也顿变中听。
不幸地民粹主义不只保障少数派利益，使之免受大众专制压迫，更是助长少众专制。在充满小众利益的社会，横行霸道的往往是结盟致胜的小众集团。任由立场左摇右摆的小众联盟把持大局，状似代表大众利益，却旨在欺压其所不齿的小众，而社会大众则只能任其鱼肉。
罪魁祸首是谁？
虽然支持政改者日众，但对可行方案及困局元凶，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泛民阵营至今仍靠选民恐惧北京政府的心理，作为争取选票的筹码，其对所谓真普选的要求，实建基于对北京政府的介心。如此铤而走险的策略，未免有机会主义之嫌，甚至可说极为短视。触动北京政府的神经，民主运动难免被定性为不爱国之虞，结果难为了支持者，被迫在北京政府与香港之间作出抉择。
要在香港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关乎统治精英与永久居民之间政治权力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北京除非情非得已，否则毫无必要偏袒统治精英，而与本地永久居民为敌。《基本法》中既已就香港发展民主政制作出规定，北京政府若选择作出偏袒，则完全欠缺政治智慧。
换个角度，本地统治精英自然期望获得北京政府偏袒；同一道理，泛民对抗北京政府的策略实在愚不可及，而且机会主义得可以，只求短期内能在选举中保住席位，不惜将民主发展推向绝境。泛民基层政治取态的激进化今后定会变本加厉，着眼于竞选连任，更将趋向机会主义。
基于与北京政府为敌的一贯立场，泛民反对所谓「袋住先」的建议，声言将在第二轮咨询之后否决政府的政改方案，阵营中人亦忧虑一旦行政长官在2017年以普选方式诞生，便可凭借较大的政治授权及认受性，从而凌驾于泛民之上，《基本法》第23条随之得以通过亦未可料，但这般坚持下去，最终会发展成怎样的局面呢！
香港有待制定既足以整合大众意见，又能保障小众利益的可行政治制度。似现在人人各行其是，社会分化，导致政治生态支离破碎，实无异于各地先行民主政体尚未实现真正民主的境况。本地社会分化现象难望在2017年有任何转机，假若2017年特首普选安排未能落实，即使2017年以后分化现象亦休想有所改善。
面对两难的困局，究竟香港应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议，在真正普选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坏至无可救药？市民又能否以争取提名委员会及立法会选举将持续改革的可信承诺的大前题下，从而构思出未来发展的可行之道？为香港打破困境？
上述问题均有待整体社会深思熟虑，在明年作出决定，无论支持占领行动与否，社会各界务必携手为未来努力。决策者必须细听民意以及抚心自问。政改发展兹事体大，无论建制抑泛民均不应在这政治关口上只顾一己私利，罔顾社会大众利益。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