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4年12月2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传媒报导形容「占领运动」体现了本地社会的世代矛盾：旧世代较注重物质、易于妥协，新世代则较崇尚理想、勇于抗争；报导并指世代不同，人生志向也各异。其实世代差距，可分为两方面：生命周期（life cycle）差异以及长期趋势（secular trend）差异。
英国战时名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说过：「任何人二十岁时当不成自由派，可算毫无心肝，到了四十岁仍是自由派，就是没头没脑。」所指的正是首项差异。丘吉尔认为，差异无非因为新世代仍处于成长阶段，尚未经历父母或祖父母辈所曾饱历的人生体验，只要明白到人生志向乃顺应人生周期而有所演变，就可知生命周期差异根本并非真正的世代差异。
曾参与运动的21岁兼读制学生Chester Tsang有不同看法：「运动不但关乎争取民主，也关乎社会上的不同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关心社会公义，我母亲那一代人只在乎有个栖身之所，至于祖母那一辈，但求温饱，于愿足矣。」
至于第二种世代差异，成因在于经济增长；长期经济趋势促使不同世代各有所需、行为各异。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莫过于人们拥有的时间和金钱都大为增加。
世代鸿沟始于经济增长
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始于工业革命时代，在资本主义日益扩张下，随着人均生产力持续上升，人均财富也急剧增加。在工业化时代降临以前，全球人均GDP从来未见任何显著增长，从公元开始及至1850年，才仅由467 美元增至666美元，但到2000年已飙升至一万美元。
期间全球经济与生活水平升势持续，世代差异渐露，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回顾过去，世代间差异并不显见，除却战乱或饥荒时期，各世代面对的经济环境都大同小异，但工业化时代到临，经济增长带来种种新挑战、新机遇，不同世代所处的环境各异。
经济增长意味旧世代的技术、知识、智能难免随岁月而贬值，变得落伍，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步伐愈快，一直沿用的人力资本便愈见落后。社会上对旧世代的观感也随着经济增长而变，相对于传统农业时代，旧世代在现代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地位可谓今非昔比，现今时代的特点在于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这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并不存在。
余暇充裕源于寿命延长
现代生活不但为大众带来财富，健康质素同样大有改善。近至18及19世纪初，英、法两国劳工家庭的粮食开支占总开支比率高达50% 至75%；经济日趋繁荣，大众营养与健康也日见改善，人类平均身高也有所提升，例如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就从1775年的1.66米增至1975年的1.75米。
卫生环境较佳，既有助减低死亡率，亦能延长预期寿命。185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3岁，1950年为68岁，2010年为78岁。据联合国估计，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可望于2050年及2100年分别达至84岁及89岁。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William Fogel）教授更认为联合国未免低估情况，而将两项数字提高至87岁及98岁。
香港的人口预期寿命由1960年的63.2岁增至2010年的83.3岁，按联合国预测，更可望于2050年及2100年分别增至90岁及95岁（大概亦属低估）。在1960年及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的预期寿命分别为44.6岁及75.2岁，同期台湾人的预期寿命分别为65.3岁及79.6岁，新加坡则为60.2岁及82.2岁。
1960年至2010年期间，各地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岁数计美国为10岁、台湾15岁、香港及新加坡俱为20岁、中国大陆30岁；同期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质人均GDP增幅，美国为2.0%、新加坡6.1%、台湾5.4%、香港4.8%、中国大陆4.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人口由于财富增加而且寿命延长，生活质素不断改善。
随着寿命延长、每年工作时数减少，个人生活方式也经历大变，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增多。消闲活动其实都不免消耗精力，就连静坐默想也不例外，故可视为「无偿志愿工作」，所得是心理上的回报，并非实质收入。
人力资本系于时间分配
个人时间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有薪工作、无偿志愿工作、非自主支配时间（包括睡眠、饮食、个人卫生、日常杂务、生病、上下班交通等时间，是常规而颇固定的）。福格尔教授就曾发现，美国男性每天的平均非自主支配时间，曾一直维持在13.5小时左右，历百年而变化甚微。
实证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人们花在无偿志愿工作的时间显著地增加，主要因为预期寿命有所延长。
1960年出生的一代香港人，花于无偿志愿工作的时间比例占自主支配时间的29%，及至1985年出生的世代，则已增至50%，这与新加坡由29% 增至 47%、台湾由28% 增至 49%，以及中国大陆由12%增至 49%的情况相差不远，同期美国的增幅则相对较低（见【表】）。
1960年至1985年期间，15岁至24岁年龄组别的受教育年期亦增长迅速：香港由6.8 年增至11.8年，台湾亦由4.4 年增至10.6年；同期增幅较低的有中国大陆由5.0 年增至 7.4年，新加坡由4.4 年增至 7.4年，美国则由10.2 年增至 11.8年。
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无论在教育、预期寿命，以至经济繁荣方面，都经历了急剧提升，拥有远较父母辈充裕的自主支配时间，发掘志愿潜能以体现自我的机会大大增加。现今以至可见将来，社会上的人力资本将趋向于拥有卓越知识，获得高薪厚职，兼且具有充裕闲暇花于无偿志愿活动以体现自我。时下年轻世代希望每周、每月甚或每年的工作时数更具弹性，停薪留职数年投入无偿志愿工作，视为可贵的人生体验，工作与退休之间的界线将日渐模糊。假以时日，优差的必备条件说不定是弹性休假，以便从事无偿志愿工作。
人口老化造成世代隐忧
科技曾是从前推动大规模企业发展的工具，把办公室与家居分野，但时至今日，科技有助两者互相融合，以致传统上男女之间的分工界线日趋模糊。随着家人相处时间日增，彼此关系趋于融洽，传统家庭价值得以强化。
这种趋势倒也不无威胁：人口老化对年轻世代日渐构成隐患。十年之内预期寿命延长将导致年过65岁的长者占人口比例约达三分之一，若其中的专业人士及行政人员选择留任而不退休，年轻人晋升机会大减，或需多等十年才有望接棒。
年轻就业人口是职场创意的一大泉源，年轻人入职机会减少，自然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近30年来社会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向上流动途径受阻令人气馁，更引起政治后果；年轻人很容易误把「社会不均」现象视为「社会不公」的产物；事实上，社会不均现象主要因经济急剧增长所致。
当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经济增长日渐放缓的情况出现，中国大陆或快将面对同一处境；内地年轻人即使平均收入偏低，但由于可用以参与无偿志愿工作的闲暇日增，亦势将寻求自我体现的机会。
寻求人生意义、自我、自尊颇为费时，但香港年轻一代既有充裕的余暇，也就花得起时间。上一代若非寿命长得出乎意料，恐怕也难以在退休后得到足够余暇作此追求。
表：工作时数、受教育年期、预期寿命以及无偿志愿工作时间比例
| Year | HK | Taiwan | Singapore | MainlandChina | U.S. | |
| 年份 | 香港 | 台湾 | 新加坡 | 中国大陆 | 美国 | |
| Paid work hours per year每年受薪工时 | 1960 | 2613 | 2772 | 2472 | 2000* | 1863 |
| 1985 | 2328 | 2344 | 2344 | 2050* | 1742 | |
| 2010 | 2344 | 2174 | 2287 | 2100* | 1695 | |
| Years of schooling of 15-24 year olds15至24岁人口受教育年期 | 1960 | 6.8 | 4.4 | 5.7 | 5.0 | 10.2 |
| 1985 | 11.8 | 10.6 | 8.4 | 7.4 | 11.8 | |
| 2010 | 13.5 | 13.0 | 12.7 | 9.2 | 12.0 | |
|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出生时预期寿命 | 1960 | 63.2 | 65.3 | 60.2 | 44.6 | 68.6 |
| 1985 | 75.7 | 73.5 | 72.9 | 67.7 | 74.3 | |
| 2010 | 83.3 | 79.6 | 82.2 | 75.2 | 78.9 | |
| Lifetime share of total available discretionary time for voluntary work一生中可用于无偿志愿工作的自主支配时间比例 | 1960 | 0.29 | 0.28 | 0.29 | 0.12 | 0.55 |
| 1985 | 0.50 | 0.49 | 0.47 | 0.49 | 0.62 | |
| 2010 | 0.56 | 0.57 | 0.56 | 0.54 | 0.66 |
注：估计数字一律以*号为记。
参考文献：
Robert W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