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月1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法国《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上周遭到恐怖袭击，三名被射杀的「圣战」分子均为生于巴黎的移民后裔，其中两人为阿尔及利亚裔，另一人为塞内加尔裔。
2005年，伦敦地铁列车内三枚炸弹爆炸，另一枚于驶经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一辆双层巴士上爆炸，四名凶徒中三名为巴基斯坦裔英国人，另一名生于牙买加，及后皈依伊斯兰教。2002年，一名曾短期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巴基斯坦裔英籍「圣战」分子，因绑架杀害《华尔街日报》美国记者珀尔（Daniel Pearl）被捕，被判死刑。
上述暴行实为先归化而后造反之心态的写照，这类移民来自政治上臣服于收容国的地区，往往发现本身文化根本无法见容于身处的社会，即使在当地出生，往后亦会变得怀有异心，最终采取政治抗争行动。
历史上相类例子屡见不鲜，以摩西的事迹最为人熟知，他在古埃及法老宫廷中长大，虽然完全融入贵族文化，但于目睹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毒打后，意识到埃及人其实非我族类，自己本属以色列人，亦即被压迫的奴隶一分子，自此彻底改变其人生观，这种情绪可称为「摩西综合征」(Moses’ Syndrome)。
无论当年伦敦炸弹案抑或近日巴黎恐袭案中的暴徒，都基于类同想法，，认为其同宗同祖的并非所居地英国或法国统治者的国民，而是一如其中一名暴徒所言，乃是「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车臣的母亲、子女、兄弟、姊妹」。
归化叛徒 – 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生于西方的「圣战」分子
摩西作为历史上的典型民族主义者，就如鼓吹反抗英法及其他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正是屡经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尤其阿拉伯及欧洲帝国霸业的洗礼之后），具有本土人心态的最佳写照；土著即使已接受殖民国的宗教、文化，亦终会重新发现本来的民族身份，进而反抗宗主国的统治。
甘地年轻时受训于伦敦内殿律师学院，备受英国文化熏陶，但在民族身份的认同方面却非如此，他在南非的火车上，因并非白人而被逐离头等车厢。这遭遇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点，使他成为印度摩西，带领印度人民摆脱奴隶枷锁。
1850年代，受基督教洗礼的毛利人Horopapera，曾在新西兰替英国教会工作，一度归附英国后随即反抗，改名换姓 变换服式，摇身一变成为先知Te Ua Haume，团结毛利人反抗英国统治者。虽然受摩西故事的启发，他却非民族主义者，所宣扬的倒是基于盛世必会重临的本土主义福音。
上述各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生于西方国家的「圣战」分子，在在与「摩西综合征」心态敏合，三者均属帝国势力扩张下的产物，又都神往帝国主义者本国社会，并信奉帝国主义者君临天下的文化、宗教，但最终都全盘加以扬弃。
今时今日，这三类人被称为文化上的混种，患上心理殖民化的症状，亦即某程度上被宗主国的信念和价值观所同化，但当把彼邦一套加以内嵌，感到格格不入之余复引起思乡情切，却又不知家在何处以致顿感彷徨。
帝国强权下，本土人的政体或会荡然无存，又或沦为受通敌者当政的傀儡国国民，时下新政体往往以新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姿态出现，但这亦非「归化叛徒」的归宿。所谓新民族国家，亦不免在某程度上奉行西方的一套文化，是以生于中东的「圣战」分子，其实也可视为已经同化（或西化）后而崛起造反的本土人。
无论来自何方，「同化的本土人」的困局都在于政治上无家可归，必须自建或重建家园，甚至诉诸历史传统在所不惜，例如逊尼派「圣战」分子以哈里发国（Caliphate）为理想，民族主义者诉诸历史上的文明古国，本土主义者则以历史上的理想国与未来天国的混合体为奋斗目标。
不论奋斗目标为何，本土主义者都须具足够号召力，以鼓动民众投身政治行动，就如摩西抖众反抗法老之举，摒弃埃及殖民统治下的安逸，为求自决宁愿流亡沙漠。本土主义者纷纷变换服式、改名换姓以加强本土特色，并且宣扬外来统治者及通敌者如何不公。
但他们终究是被「同化」的本质不难看见，例如民族主义者显然以欧洲民族主义为蓝本，绝大部分本土主义者则以基督教为本，而「圣战」分子亦参考现代西方的传讯理念。
本土主义者的抗争行动摆脱不了农民起义的本色，从摩西及至「圣战」分子的时代，本土主义者先后反抗希腊、罗马、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征服者，其中领袖并非本土政界或宗教界精英，只不过是时势造英雄，而追随者则以农民为主，他们加入抗争是因外力入侵以致民不聊生；反抗者组织全靠宗教维系，教义不离对盛世或救世主重临的期盼。
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则往往在于自己土地被外族略夺。新西兰1845至1872期间的连场毛利人战争，源于传教士向本土人宣扬财富在天国的信仰，当本土人仰望天国之际，外国却乘虚而入，夺去他们立足的土地。
至于香港当前的新兴本土主义运动亦因回收农地重新发展而引发，包括菜园村及新界东北发展，本土主义者所信奉的「宗教」，在于浪漫化的田园生活，又与环境保育、社会不均等议题扯上关系。
伊斯兰化的凝聚作用与西化的分化作用对比
历史上的欧洲霸权扩张，不但激起乡间本土人反抗，也导致民族主义者发动革命脱离帝国。阿拉伯霸业建立伊斯兰帝国，却未有引发民族主义革命，到底原因何在？
阿拉伯征服者离乡背井，移居中东地区各地，在略夺所得的新领地中成为极少数；将领地中本土人同化于阿拉伯社会的方法有二：使之皈依伊斯兰教或蓄养为家奴。
首先，农民流入驻防城市，当其信奉伊斯兰教后即可享有免税优惠，更可争取当兵以获粮饷。其次，奴隶一律蓄养于阿拉伯主人家中，彼此互建关系，生儿育女，信奉主人宗教，重获自由之后，原则上更可获穆斯林社会中成员身份。
家奴虽仍备受歧视，但由于阿拉伯宗主在领地中仅属少数，唯有任用本地人为行政人员或士兵，这也正是阿拉伯帝国独特之处。
平民百姓一般都难望跻身帝国的精英阶层，但穆斯林社会的政体实为信徒小区，无论农民或奴隶，任何人都可以皈依伊斯兰教，精英阶层的门坎因而低得可以。
毛利人则误以为基督教为欧洲社会及权势的关键所在，不过欧洲社会并非宗教信徒小区，而是民族国家；信奉基督教不可赖以晋身权力核心，但皈依伊斯兰，在城市中可望成为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在历经百年阿拉伯霸业之后，穆斯林社会已面目全非，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无论在公民社会甚或宗教研究方面都占尽优势，而阿拉伯人只能在军事、政治领域勉强维持领导地位。
非阿拉伯族裔即使备受苛待，仍深信错在阿拉伯人或其皇朝，而不在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政体，故此无意脱离伊斯兰帝国，始终诚心归附。
本土人得以通过晋身阿拉伯帝国的精英阶层，取得控制优势。欧洲帝国主义者当然亦任用本土人担当行政工作及军役，但重要职位并不假手于人，一律由自己国民充任。
欧洲帝国着意宣扬世俗化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而非毛利人误信为权力来源的基督教，即使各大欧洲帝国瓦解已久，西方现代文明仍不断散播，但却无助于团结异族。
从帝国主义角度而言，民族问题的核心思想就是断不能一视同仁。民族主义以种族来源为分隔准则，种族是通向权势的阶梯，无论在原则或实际层面，西化都并非通向宗主国社会的快捷方式，即使受过高深教育的城市精英亦毫不例外；西化只在城市中产生大批受到西方教育，却在正式或非正式情况下均未能融入宗主国社会的本土人。
总而言之，伊斯兰帝国对加入成为社会成员设下的门坎极低，欧洲帝国则门坎极高，后者唯有自成民族国家，才有资格获得尊重。由此可见，伊斯兰化将本土人吸纳入帝国，西化则把本土人驱逐成离心分子；居于欧洲帝国城市的归化本土人，唯有以摩西为榜样，最终只得出走一途。
本土主义基本上属反抗帝国征服的农民起义，在土地被侵占、民不聊生之际更尤其如此。二，民族主义则是对纯粹散播经济现代文明、欠缺政治包容的欧洲帝国霸权作出的一种反应。三，出生于西方的「圣战」分子在国际中的地位难以界定，他们对于所谓的全球化霸权（也是西方产物）所作的响应似是蕴含了本土主义的重要元素；果真如此，则相信与之前的本土主义活动一样不会奏效。但我并不肯定，还须往后看。
参考文献：
Patricia Crone, The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构建香港政制发展论说之路」系列．之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