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月2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1980年起，全球实质人均GDP持续飙升，出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增幅，全球经济变得更为自由开放，互相融合的程度大大提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化（Andrei Shleifer）将这段经济高增长期称为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时代，期间共产经济体纷纷融入世界市场，而南亚、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亦相继纳入环球经济之列。
与此同时，全球贫穷比率亦大为下降，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虽然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59%，但每天收入少于1.25美元者的比率，就由1981年的52%减至2010年的21%。」
不少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贫者晋身为中产阶级；按坚尼系数计算，这使全球收入不均程度由 1980年旳0.665减至2006年的0.61水平。
不过，世界各地却又屡见传媒报导全球化导致收入不均恶化，更令贫者愈贫，究为何因？
反观富有的发达国家中，不少处于高收入水平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及环球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生活水平却一直未见踊进。
备受忽略的减贫效应
可见即使全球收入不均现象已见改善，但很多国家的本地收入不均现象却日趋恶化，且为传媒广泛报导。改善全球收入不均属于人道关怀范畴，但本地收入不均则是各地政府须面对的政治问题，备受传媒关注。
正因此问题引起炽热讨论，顿产生误导，使人以为各地不均及贫困现象恶化是由全球化触发、经济高增长并未惠及贫者、经济学上的滴漏（trickle down）效应未能发挥作用等误解（真相却正好相反）。事实上，全球化在减贫及促进增长两方面所发挥的巨大经济效益备受忽视，人们往往被误导以为经济效率与经济平等会此消彼长。
人们于是以为有助促进经济效率的政策会有损经济平等，反之亦然；世界各地左、右两派为此而争论不休；右派推崇效率及高速经济增长，左派则主张较大程度平等，即使犠牲经济增长亦在所不惜。但自198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经济效率与经济平等并不存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经济改善的隐忧所在
今时今日，拜经济增长所赐，人类较以往富裕健康，工时较短、寿命较长，有较多余钱购物，也有较充裕闲暇参与志愿工作，也即是说为非牟利机构无偿工作的人愈来愈多。
这全仗各地商业机构努力不懈，在生产力、创意的范畴都大获丰收，在竞争激烈、日益融合的环球经济中突围而出，可以说市场竞争逼使牟利机构需要做到最好。
事实上个中自有不少挑战。随着「第三次工业年代」的来临，企业持续大事革新，高科技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大量削减职位，引发各类社会及政治难题。
各地政府应否为保障就业而勉力维持生产力较低的企业？
以日本为例，一直沿用的零售分配系统既过时且营运费用高昂，可谓人所共知，但由于须以此作为让少数长者赖以维生的一种社会保障，于是不惜代价亦一直维持下去。同样道理，为保障就业而盲目扶持低效率、低生产力企业，可算是代价不菲兼低效的社会保障，实在有损经济。
日本迟迟未能实行经济结构改革，作茧自缚，至今仍在经济困境中泥足深陷。保住少数长者生计的顾虑，窒碍旧有零售分配系统的改革，无法创造高薪职位及增加就业机会，令整体社会经济受损。
不惜一切亦力求保留夕阳工业的安排极度不智，想深一层，就可知这不过是经济效率与经济平等势难两全论说的另一版本；若以此论说理解，可说成是日本但求经济平等，犠牲经济增长。
不幸地这种误导的观念到处不乏信徒；香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将公共屋邨商铺私有化，有损一小撮老店东，因而断不可行，也有人慨叹夫妻档的旧式店铺会在发展中湮没；持此一观念者却未有考虑到，公屋商铺私有化增加经济效益，从而创建不少优质职位。
创造就业的希望所寄
另一可行办法在于透过非牟利机构创建职位，尤其是优质职位，以吸纳流失员工。但非牟利机构必须致力创新、提升生产力。即使职位质素较低，亦须努力争取政府资助、私人捐款、商业赞助或付费客户，以确保经费来源稳定。
主要靠政府资助的一贯做法，正是非牟利机构生产力偏低的原因。政府即使口口声声重视创新，却不愿承受资助项目失败的风险，因而无助鼓励创意；从来创新必须勇于尝试，难免会有错失，但非牟利机构都知道败绩会有损日后获政府资助的机会。
依赖政府资助，就需接受种种官方条例规管，每每压抑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意欲。政府往往倾向资助惯常项目，而冠以创新之名，而项目表现的评审者，则会为免令身为资助来源的政府尴尬而从宽处理。
非牟利机构必须增辟资助来源以促进创新并提高生产力，在营运上取得较大弹性，才有望充分发挥创意。政府在规划有关项目范畴之余，必须同时确保项目由非政府机构（牟利或非牟利）按公平竞争原则进行，并把资助直接支付与服务对象，再由服务对象支付与代理机构，以确保服务对象直接受惠。
本港无论幼儿园学位、长者门诊医疗费、护老院宿位，均以代用券方式资助，其实文化艺术、娱乐、辅导、教学、培训、个人护理、医护、安老、幼儿护理、市政等各项社会服务，也可采取同一资助形式，现时已渐多以牟利与非牟利机构合办的方式营运，但拨款仍主要直接交给代理机构，而非直接支付与服务对象。
此外，一项至关重要但往往被忽略的营运条件，在于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机构之间，必须保持互相竞争的形势。要创造实质竞争条件，直接向服务机构提供资助的方式，应不及直接支付与服务对象或代用券的形式有效。
不少非牟利机构在营运上受行内自保的思维左右，甚或整个界别或专业近乎由少数机构垄断，并且高度工会化，同行之间自然缺乏竞争，努力争取服务对象变得不必要，削弱提高生产力及创建优质职位的意欲，令整体经济受损。
财政开源的营运效益
问题是由于政府直接向服务机构提供资助，使服务对象变得并非服务焦点所在，削弱服务机构向服务对象投放应得的关注的意欲。
至于实务层面，一旦有关服务仅仅取决于政府与服务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就会纯粹受政治因素影响，互相牵制，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令服务机构往往因成为知情人而得利于寻求政府资助以及借助政府影响力；政府则由于提供赞助及财政支持而获得政治上支持；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纯属政治性质，但求争取政治影响力及拨款资助，而非为服务对象提供较佳服务而作出市场竞争。
政治竞争有碍创新，并带保护主义色彩，部分机构在服务供应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与通过市场竞争改善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资助来源多元化实有利于服务对象，政府以外的财政来源可包括牟利企业赞助、私人捐款、服务对象直接支付等。政府资助若能与私人捐款配对，或直接分发给服务对象，当可加强应有效能。
要开拓另类经费来源，非牟利机构必须在业务上提高透明度及问责性，政府可从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设立管治及监管架构、制订汇报标准、审计规定，并要求非牟利机构提高营运透明度、如上市公司般向公众交代业绩的安排。
广拓资助来源的目的，在于鼓励非牟利机构奋发，并按照牟利企业做法参与市场竞争；唯有「第三界别」也能有效创新并提升生产力，才可望为因经济转型而流失的就业者建立足够优质职位，纾缓本地收入不均的现象。经济效率与经济平等根本并非不可共全，只要释放争取服务对象的动力，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实效，二者必能两全其美。全球化已证明了提升经济增幅与减轻全球收入不均确实可以两者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