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3月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送马迎羊，我不禁回想起早前席卷香港的一场政治风潮，五个月以来社会各界都并不好过。
我不断反复思量，试图理解年轻人与其他鼓躁的示威者及其反对者各自坚持的理念。
「占领中环运动」于2014年秋天开始；其实数年以来，不少评论员和分析家曾就香港在社会、经济、政治的严重分歧发出预警，将香港面对的问题大致归纳为三方面：房屋、贫富悬殊、民主要求。
不过，单靠这些理性的社会论说，并不足以解释这次街头事件何以持续达79天之久；期间警方虽曾一度施放催泪弹，且与示威者发生零星摩擦，但并未酿成严重的流血或暴力冲突，何以运动终造成社会严重分化？
由于双方斗争漩涡中暗藏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势力，以致根本无法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案，况且某些人也根本不愿运动结束；是这些非理性且偏执因素令「占领行动」持续。
香港的深层社会和经济矛盾，实不致令不同团体和阶层斗个你死我活。香港人的抗议或示威活动，无非旨在宣示要求，一向高度文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见称。
每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展示形形色色的抗议题目，有如嘉年华会，示威者抵达终点之后，就会自行和平解散，直至近年一直如是。部份激进政客对此一直不以为然，其中之一最近更在电台上指责某些温和民主派议员在游行时不够认真，竟相约当晚一同观赏英超球赛。
正因为一再拖延，「占领运动」已然变质，要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必须设身处地，才能够感受到年轻示威者置身其中的兴奋和解脱心情，才能够弄清为何无论批评者和反对者认为这场运动显得如何疯狂，如何不负责任、缺乏理性，而且无视保障大众利益的社会纲纪，示威者却仍然一意孤行；年轻示威者都被视为否定了一众批评和反对者以及对民主进程缓慢同感失望而气馁者皆认同的所有价值和信念。
「占领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精神为本的政治运动；与年轻示威者交谈过的人，都异口同声转述他们如何于人生中第一次对自己参与创建的小区产生归属感，仿如找到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急不及待向其他人展示众志成城的成绩，并诉说所追求的目标。尽管入世未深，对历史（特别是中国或香港历史）认识粗浅，年轻示威者都切实且满怀希望地为未来打造出路。
历史在在显示，参与运动者往往以为只要能自己掌握命运，就能得到解放、净化，以及精神上的满足；他们从与外在世界、上一世代以及当权者那套理性秩序价值观对抗的行为中，找到一种自我表达方式和归属感。当年美国大学生在反越战运动中否定父母辈价值观﹙从当时电影《毕业生》表达的訉息可见﹚，以及反对旨在遏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建制论说，也是同一种情操。
反抗理性秩序的思想，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思潮。当时德国思想家群起否定作为启蒙时代正统的理性主义 –– 亦即通过理性即可寻获真理、超脱愚昧、化解纷争，而人类行为及普世均有合理秩序的理念。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全盘否定这些理念，认为真理乃是相对而非绝对、各种思想无须协调、矛盾与争抝永远存在、理性不能带来希望。
理性主义受到多方面驳斥。德国哲学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88年）坚称神造的世界犹如诗篇，根本无关科学和数学，他的浪漫主义学说就更像神秘主义，指神通过大自然与人类沟通，重新肯定神话的价值，并且以主观主义为人类思想的核心。
他的弟子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提出三大浪漫主义理念：第一，艺术是艺术家独有的表达方式，一件艺术作品只能从艺术家即创作者的角度欣赏其美感，不能作客观评价。艺术家是创作者而艺术等同创作的观念，实源于浪漫主义时期，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持相反见解。
第二是人俱喜欢归属于羣体，若没所依附会有疏离的感觉，这与启蒙时期无地域限制的四海一家，又或中国传统「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基督教「主内弟兄姊妹」等观念截然不同；在19及20世纪相继出现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本土主义，将人划成壁垒分明的敌对阵营，正是这种观念作祟的结果。
第三是文化因时与地而异的理念，一种文化可以接受的事物未必可于另一种文化并容，不同理念于是可以互不兼容，彼此之间可存在矛盾，这与启蒙时代真理是绝对而又可从理性方式发现的观念简直是南辕北辙。即是说种种互相抵触的相对真理变得可以并存，由于真理变得相对性而非绝对真理，对与错、善与恶也就无从区别。
著名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认为作为人的特点是能够自主，随心所欲，全凭自由意志，不受束缚地选择善或恶、对或错，若只可选择正确则根本毫无价值，在这个前提下，即使选择错误，也完全是人的特点。康德可没料到自由意志这极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观念，于日后造成重大的灾难和浩劫。
在同时期的德京剧作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49–1805年）笔下，悲剧被赋予崭新含义，成为对压迫的反抗，而非痛苦或不幸；悲剧人物往往被描画成天性违拗而反叛，虽然格斗对抗的力量注定不敌而一败涂地，但螳臂当车亦可歌可泣，即使荒唐也值得敬佩。
另一位同期的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则认为人的知识，并非仅限于知，最重要在于识所当行。在他看来，自由的要义在于凭自己意志，不受任何阻挠，充分发挥创作冲劲，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进取，否则无异于行尸走肉。人要能毕生奉行这套价值观，才配当悲剧英雄，否则只会庸碌终身。费希特日后走火入魔，成为德国的狂热爱国者兼民族主义者。
还有一位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年），他认为人世当初混沌一片，全无知觉，后来才逐渐形成自觉。人类终其一生，与此混沌状态剧斗不断，苦不堪言，继而产生怀旧与偏执两种倾向。正因为剧斗不止，难望完美，因而不免遗憾，怀旧之情油然而生。由于浮世混沌一片，人类难免内心惶恐，变得偏执。
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对人性与人类文明产生两个重大影响：首先，它为艺术与人类文明引进了崭新的观点：艺术家不仅能创作出唯美的作品，更能在作品中演绎美的真义。真正的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歌唱家、作家、诗人都不仅是巧匠，而是原创艺术家，其艺术造诣在于创作。
其次，浪漫主义思潮助长了人类历史上最罪大恶极的暴行：自由意志揭开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心魔有如野马脱缰。德国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其国民暴戾与不理性意志的呈现；苏联与南斯拉夫散国以后的种族暴乱亦是极端本土主义的产物。德国浪漫主义对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以至马克斯主义的影响深远，一直挥之不去，持续至今。
浪漫主义所以能够产生上述的双重影响，皆因其所强调的与别不同之感、高度自觉性，以及提倡异多于同的特点。根据后现代思维，一切关乎美感、品味、礼仪的客观标准都嫌过时。今时今日，部份完全不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一旦在艺术家身上出现，就变得可以谅解，甚至值得推崇。原本不能接受的行为转化为悲壮的英雄主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何现世道德和价值观的绝对程度竟会大降如斯，而相对程度又高得如此难以容忍？子女把父母的规劝说成是纯属个人观感、学生拒绝听取老师教晦学习、阻塞街道者令上班族多花一个钟头绕道上班，却声称是要为大家创建美好未来。他们都各自坚持，有自己的论据，甚至会是的确很有道理的，但他们挑战当权者，并非因为不尊重当权者，而是认为根本没人有权去阻挠或规管他们。
从社运分子的行动与通讯，尤其是具文学和艺术背景的本土主义者，可清楚看到极浓烈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潮，这也许有利于艺术创作，可惜对未来政局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当今社会上新一代乐于接受的一套价值观，已不存在审视的共同标准和与人相处交往的共识规范，而是程度更深的多样化和多元性，以致是非对错变得并非绝对，而相处交往的共识原则不再关乎互谅互让，而是变为争斗不休，直至一方全胜为止。
也许在示威疲惫困乏的影响下，目前政局暂复平静，无奈香港社会的分化局面恐怕难以挽回，两极化只会持续下去，未能在短期内缓和；政制发展已经濒临分水岭，2015年夏天过后，假如特首普选方案终被否决，社会上又未能就参与政治生活建立共识，那么所有旧患新伤从此更难愈合。
在现有政制安排下，各方为求全胜，只顾自定义条件，毫无妥协余地，演变成争斗不断，理性的政治交锋荡然无存；随后数年，香港人将无可奈何地卷进令人身心劳累的政治漩涡之中。
2014年10月一个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沿着封锁了的花园道，到占领现场去实地观察，就在跨越路障前行的一刻，朋友回过头来，脸上挂着顽皮的笑容对我说：「不知几时再有机会这样走在花园道呢？虽属违法，但这样过马路真过瘾！」。
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备受欧洲「三十年战争」蹂躏，满目疮痍，估计有三分之一人口遇害，德国从此陷于落后困境，与巴黎宫廷的繁华景象简直判若霄壤。当时德国思想家大都极具宗教情操，沉醉于涵养心性；与法国思想家不同，他们往往出身卑微，自卑感重，痛恨法国的假发、丝袜、沙龙、靡烂作风、王侯将相，以及出身贵族的思想家，凡此种种，都视之为铜臭与邪恶的化身。
类似的仇恨情绪，如今亦逐渐在香港浮现，其起源也许在于贫富悬殊日形恶化、亚洲金融风暴、沙士、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国两制」，部份人更感香港此刻有如17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与此同时，怀旧与偏执和本土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但香港并非定需如此，大部份市民其实都讲求理性，不想变得如此田地。
香港是个人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不受约束的美好城市，这也正是其活力与魅力之所在，但若在文艺领域以外任由浪漫主义激情澎湃，恐怕只会落得后果堪虞。但愿香港在迈向开放社会途中，切勿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