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4月1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纵然未必人人认同李光耀的治国模式,但他的治国成就却是广受推崇。论者认为李氏的「亚洲威权资本主义」并非理想发展模式,却也不得不承认,他那一套确能令新加坡由一穷二白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全球一大繁荣昌盛、社会公平、贪污绝迹的国家。
部分论者对其管治模式一直有所保留,并指出李光耀一去,他一手建立的一套未必能够持续下去;皆因新加坡社会正面对人口老化,而新一代又要求社会变革。
历史功勋基础
李光耀博得青史名留有三大里程:首先,他在1959年宣誓就任新加坡总理后,顺着民间社会主义倾向,成功推行政府组屋计划,奠定公平社会和市场经济基础,使尊重法治及保障私有产权成为基本的政治要求,尽管在程度上不及香港。
其次,在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之后,敌国环伺、内忧外患,又无腹地可靠,在种种不利环境中,李氏却成功地将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城邦建成一个独立国家。
第三,1967年,李光耀访问哈佛大学,正值校园内针对约翰逊总统将越战升级,就是否应将其视为战犯或狂魔而引发争议,李氏响应表明对师生的态度大为反感,他的分析指出新加坡能保持独立和繁荣,全赖美国是否坚强、团结、果断;在他眼中,美国有责任领导构建世界秩序的框架。
李光耀的建国(state-building) 事迹曾惹来最富争议的评论,纵然不少论者对其威权主义本质每多诟病,我则认为这是他毕生最伟大的成就。
在我看来,李氏铁腕治国可算无可厚非,皆因新加坡内销经济规模有限,必须保持开放,以利国际贸易、外来投资以及移民人口流通,才能促进经济繁荣。不过,要如香港般保持最大程度经济开放,难免带有经济风险,甚至造成政治方面的风险。
威权政治矛盾
参与国际贸易,本土经济难免受到外来竞争冲击,引致夕阳工业就业机会受损;同一道理,外来投资亦免不了引入竞争,对本土企业构成威胁。此外,经济增长与人口老化引致劳动力供应不足,而引进外劳或新移民,均属施政上的烫手山芋,势必惹来本土居民对政策的争议。
外地商业周期影响本土经济,造成通胀与通缩、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楼价升跌难避。无论任何国家或地区,本土选民都倚仗政府保障其利益,免受外国商业周期变化冲击,一旦政府失职,自然受千夫所指。
作为主权国家,新加坡在这方面实在不容有失,必须向国民有所交代。香港总督在英国殖民时期,大可声称只向英国君主负责,香港人有任何不满,大可选择京官治港。尽管如此,但在1967年暴动之后,英方态度显然有所改变。
在新加坡建国路上,李光耀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他可以根据英国宪政惯例坚守民主原则,让选民从参选的政党选出合适政府,而新上台政府可将之前所有失误的责任,一一推卸在离任政府身上;李氏倒认为,民主政制不能戒除一项永恒不灭的陋习,就是产生只会盯着票箱的短视政客。
毫无疑问,李光耀断不会效法其他民主政体,容许保护本土经济、寻租、官场贪污行径成为竞选过程中的例牌议题。
至于民主路向对他本人及其政党,以至新加坡的前途所构成的风险,李氏显然怀有较大戒心。致使他选择威权主义路线。视李氏为野心政客的批评者,实在彻底忽略新加坡当时所处的困境;要繁荣昌盛,必须力求经济开放,但这正好与民主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民主会容许甚至鼓励政客及本土组织为求争取民众选票而盲目、短视地争逐不休,这与维持经济上最大程度开放的需要有根本矛盾。
平衡专制之道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ny Rodrik)教授称之为世界经济无可避免的三难局面(trilemma):对于构建世界经济秩序,在全球经济融合、国家主权、民主政制这三种选择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兼容。对于如新加坡般有多个种族共存的小国,则三者之间的矛盾就更形尖锐。
李光耀对其所选威权主义路线的风险其实有深刻的认识,并且极力减低其负面效应。
在建立威权主义国家官僚体制的过程中,李氏力求避免官员贪污,所以实行高薪养廉,也利于该国招纳出色而且具所需理念的人才。
执政党透过操控官员任命、选择性招揽党员、职务与福利的层级编制,成功控制政局。李光耀藉此凝聚不同界别中最能干而又忠心耿耿的支持者,对于反对党则采取边缘化手段,利用司法威权控告反对党领袖诽谤,直至对方为应付官司而破产为止;此举对内部异己亦收恫吓之效。是以能够巩固政权,屹立不倒。
此外亦采纳各种外表民主的机制,例如立法议会、反对党、民主选举,以及公开招聘政府部分官员的举措;容许政治异见在民间酝酿,并就执政表现提供意见,亦有助于执政者透过正式而公开的制度,安排统治精英的权责分配及监控问题。
李光耀所采取的一套政治选举制度,为执政党提供结构性优势,立法规定所有合资格选民均须投票,藉此确保「中间选民」(median voters)代表大多数意见。至于地方选举,则采取明显有利于执政党的「票多当选」(first past the post)规定。
在2011年的国会选举中,执政党仅赢得六成普选票,但取得国会九成议席,如此安排可确保执政党保住权势的同时,有足够时间在下届大选前改善执政表现。
星洲模式优势
李光耀制订了不少中国所没有的政治制度,香港以往亦曾实行新加坡式威权政治的柔化版,但近二三十年来的政局发展,已导致社会撕裂而日趋两极化,李氏对此定必不以为然。
李氏当然深知,所有政治及官僚制度安排都只能作缓兵之计,说到底,威权统治者仍须在经济繁荣、社会平等、公民公义三方面有所成就,才能继续执掌政权。
首先,他致力促进经济繁荣,透过保障私有产权、实行简单税制、规管宽松,确保利伯维尔场竞争。一如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新加坡币制亦运作畅顺,但与其货币挂钩的却是一篮子的货币,其组成比例从未公开,有利于该国金融管理局调整币值,以减轻外国商业周期的冲击。
国际资金流动大致上相当自由,外国投资不但备受鼓励,更可获特别优惠。虽及不上香港作为利伯维尔场典范的地位,新加坡市场却也可算高度自由,有利营商。劳工短缺问题可靠输入外劳和新移民解决。当地总人口547万,非本地居民占29%,为数159万。
新加坡的自由竞争私人企业市场经济,亦为中国所无。行之有效的私人市场经济,足以对政府政策提供反馈意见。新加坡政府所以能够一直避免像其他威权主义地区般在施政上出现严重失误,正在于政府能收取市场发出的信息,保持警觉。
第二,要构建公平社会,必须维护社会平等才能事成。新加坡政府早在1965年之前就已打下组屋计划的基础,为所有合资格家庭提供自置廉价房屋单位的机会。业主可全权拥有组屋的业权,亦可将单位于公开市场转售给当地居民,目前该国有超过八成家庭为组屋业主。
新加坡的住屋安排,可算是奠下社会平等的第一层基石,既能让大部分居民分享国家繁荣的成果,亦能促进公民身份认同,而按比例安排不同种族入住组屋,则有助于小区层面的种族融和。
反观香港,只有47%家庭居于政府资助房屋,近31%为租户,16%为居屋自住业主。居屋单位业主须支付昂贵得难以负担的地价,才获准将其单位转售。
除了住屋安排,中央公积金可算是新加坡社会平等的第二层基石。虽然不少论者因中央公积金高瞻远瞩,能针对退休需要及人口老化问题早作安排,而予以高度评价,但这却非要旨所在,重点是将个人与国家命运连成一线。中央公积金其实也是构建国家的另一项举措,当初设计就不含任何收入重新分配的元素,以免引起政治分歧,兼且鼓励国民自立,如此安排可说充分表现背后的政治智慧。
第三,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严守法治。新加坡法制对处理个人与企业以及居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纠纷,依法办事。对平民百姓而言,除了一些政治禁区之外,日常层面总算能确保正义得以伸张。
国际视野典范
李光耀也担当环球政治家的角色,追求国际秩序。终其政治生涯,李氏反复强调他早在1967年提出为全球构建秩序框架之需,亦不时为此作出贡献。在他眼中,任何国家的稳定、安全、繁荣,都与世界各地的事态发展息息相关。
新加坡当年作为城邦所面临的困境,也许更令李氏在追求国际秩序方面不遗余力,他所宣扬的信息所以如此重要,正因为世界各国政府大都只把目光放于自己国内,罔顾别国关心的议题,忽略国际间与地区上睦邻的重要性。李光耀所作的贡献,可说是当世典范。
亚洲威权资本主义,可作为新加坡种种抉择与成就的说法和诠释。威权统治可更有效地保持政权延续的机会,其充分论据包括:维护足以积聚财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共享房屋财富促进社会平等,选取民主国家中的合适政治建制以利稳定,实行法治让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公义等等。
李光耀毕生最大的挑战和成就,在于创建了一个团结国民的城邦,这正是他的政治宝鉴,是终其一生的首要任务,也是后继者必须守护的遗产。
随着李光耀时代过去,新加坡将须在夹缝中摸索前进,一方面守护其开国元勋以毕生智慧和毅力所建立的一切,一方面亦须面对受过高深教育、成长于繁荣社会的新一代,正视他们为争取个人和集体表达自由而要求日增的趋势。当然,才华出众、资产丰厚者大可一走了之,但要国家繁荣,国民必须团结。反观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世上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收留如此庞大的人口,而香港只是一个在法律上规定可以奉行资本主义的地区而非国家,也无惧人口流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