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4月2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政府今天向立法会提交政改具体方案，其中要点已于上周获传媒广泛报导，整体内容大致不会在意料之外。林郑月娥、袁国强、谭志源的「政改三人组」已一再劝吁市民别心存空想，以为仍有可能推翻或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8月31日所作决议。果真如此，也是意料中事，泛民主派议员定必坚持其声明的一贯立场，一致投反对票。
「袋住先」的诡辩逻辑
从意识形态而言，政改争议似是在于香港应否接受泛民所谓的「假普选」方案；实际上的考虑却是，泛民主派能否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争取到三分之一议席、保住否决未来政改方案的权力。地方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方式扩大了小众的影响力、严重扭曲选举制度，未来两个月将成为足以决定政改否决权谁属的选战首阶段。
无论泛民抑或建制一方，都务须在政改议题上全力争取民心和民意，未来两个月两大阵营势必各出奇谋，全力争取公众支持，泛民主派志在继续保持小众支持，而建制派则力求动员大众站在同一阵线。预料双方难以保持理性，亦难免沦为非理性、不讲道理、意气之争，势将进一步令社会在政治层面争斗不辍，正正是暴政的根源；不幸地双方内部各有既定因由，宁见政改僵局持续。
社会上有所谓市民应将政改方案「袋住先」之说，其实用词不当，且变成有助反对者用以攻击方案未如市民理想、鼓动市民拒绝接受，谓应期待较佳方案；表面上是要求较佳方案，实际上是窒碍政改进展的绊脚石。
民主路的迂回曲折
观乎英国民主政制发展的历史，《大宪章》（Magna Carta）的落实过程其实经历波折重重；限制英国君权的《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约翰首签，但他其实无意信守承诺，以致贵族群起叛变。约翰驾崩之后，其子亨利三世再于1216年颁布《大宪章》，但未能挽回政治力量，1217年，英国内战结束，《大宪章》纳入议和条约之中。亨利三世于1225年重新颁布《大宪章》，作为征收新税项的交换条件，其子爱德华一世复于1297年颁布《大宪章》，将之正式纳入英国法典；但普选于1918年，亦即整整七个世纪以后才正式实现。
《大宪章》由25名贵族组成的议会落实，仅仅承诺维护教会权利，保障贵族免受非法拘禁，禁止无理拖延审讯程序，规限君主所享封建贡金；可见政制改革的进程的确是一步一脚印，逐步迈向最终目标。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以保障平等人权为其道德基础。在竞选过程之中，占大多数的反对派亦是以此作为号召群众支持的口号。事实上，若反对多数派能从执政少数派手中夺得政权，并承诺尊重对方利益，则民主才有可能成为可行政制。
不妥协的政改路障
历史多番证明，政治权力斗争的后果不外两种。第一，执政少数派同意与反对多数派分享政权，先决条件在于执政少数派认为反对多数派并无太大威胁，彼此才能达成妥协。若双方矛盾愈深，共享决策权以及互让互谅的机会就愈渺茫。只有在兼容成本渐减，或打压成本趋升的形势下，当权派才会让反对派并存，实行民主政制。
民主所以一向备受推崇，皆因由多派数执掌政权之余，同时尊重少数派利益，首先受到尊重的是执政精英，通过两院制（bicameralism）等宪制安排，使其利益受到保障。
若未能就分享权力达成协议，则会出现另一种后果。执政少数派将打压反对多数派，但有时会反被反对多数派打倒；无论结果如何，都会丧失民主。壁垒分明的政治斗争，难免引致势难平息的政治怨怼，往往须长期实行威权统治，才能维持社会安定。
法国于1792年，亦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年之后实施由所有年满25岁男性选民选出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 ）成员，成为全球率先实行普选的国家；翌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随后82年内，法国先后经历共和、君主制、拿破仑统治，政局几经动荡，选举权受普选、产权或人口普查等影响，不时变更，及至1875年颁布宪法，赋予法国所有男性普选权之后，法国选举权的乱局才告一段落。
法国政制发展历程远较英国崎岖，彼此分歧的关键实系于妥协意愿。要是时机未成熟，未能就妥协作出圆满安排而强行闯关，难免引致激烈的反效果。
《基本法》的终极关注
《基本法》属史无前例的政典，获本地执政联盟大部分成员以及广大市民接受，皆因能作出明智承诺，既保证香港人原有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维持不变，对本地执政联盟利益亦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先前一直由殖民地政府统治者扮演的角色，则必须作替换安排，循序渐进地逐步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
英国殖民统治以法治为基石，维护公民自由与经济自由。执政联盟包括殖民地政府统治者、商界及专业界领袖以及公务员团队。此安排为全民带来公义及繁荣，令民众甘于容忍以致接受种种威权政治安排。
唯有透过协商，尊重各有关方面利益，才能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下以民主体制取代威权殖民统治；激烈的抗争方式，只会破坏以和平方式发展民主。
当前的首要议题，在于今夏立法会议员应否投票否决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泛民主派抱持反对立场，指有关方案不但未能带来「真」普选，甚至会导致本地民主进程胎死腹中。
全港市民关注的首要事务，也就是当年制定《基本法》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在回归后维持原有生活方式，50年不变，而2047年后将作何等安排，也是终须解答的问题。
不停步的发展原则
否决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会否有助解答市民心中这核心问题？这有两点须考虑。
首先，重建社会的政治规则，难免引致本地不同利益陷于激斗。香港因财富不均恶化与收入增长停滞不前，以致社会不均情况日趋严重，民粹式财富重新分配思维也就乘势而起；加上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危机频生，令不利形势更形严峻。社会上充斥如此政情，令人忧虑殖民地统治时代享有的公民自由与经济自由日益不保，而这两方面都是订立《基本法》旨在维护的生活方式。
其次，北京政府有责任落实《基本法》，要务之一在于平衡社会上的利益矛盾。有人以为北京政府宜避免介入有关争议，但如此想法实属一厢情愿，因本地利益集团为求突围而出，难免会主动靠向北京政府，争取支持。
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矛盾，固乃「通赢」方案，但还须视乎各方能否与北京政府维持平衡关系，可惜泛民主阵营的反对派一直就六四事件与北京政府抗衡，往往只是为求在地方选举中争取选票。
一旦建制派及反对派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日形失衡，香港政治自会更趋两极化，对抗形势加剧。把冲突拉阔是种下暴政祸根。假使否决政府政改方案，香港政局将如何发展？到时香港与北京更难建立互信，开拓民主政制之路更见荆棘满途，举步维艰。
无论泛民主派能否保住立法会中三分之一议席，行政及立法关系只会势如寒冬；行政机关为求管治与行政效率，定将设法避免与立法会正面交锋。对于迈向更大程度问责与加强政府代表性的进程，这无疑形同走回头路，亦即另类高压政治。要是温和民主派失去在议会发声的机会，立法会变得尤如古罗马斗兽场，迄今已取得的任何进展只会进一步消弭。
如此情况实属不幸，其实近30年来，香港经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危机频生，本地收入增长停滞，社会财富不均更趋严重，备受社经创伤，亟待当局急谋对策。
本地公共政策既不应听天由命，亦不能让不理性者任意妄为，变得毫无协商余地。困局若此，只会对喜以政治为斗争工具之徒有利。香港市民所以能够久享繁荣，全赖知所进退、和衷共济的处事作风，并且明白创建繁荣与自由必须一步一脚印拾级而上，每一步都同样重要。
香港的市民，是时候醒觉这进程对我们的民主政制发展是何等重要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