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6月1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一名12岁中国内地男童在港非法逾期居留9年的事件经传媒报导后，男童及家人受到本土主义激进分子连番冲击，最终在上周四离港，期间所受种种滋扰，闻之令人咋舌，相信任何尊重法治及基本人权的文明社会，均不能容。激进本土主义，实在令本地倡议及支持民主发展的一众蒙羞！此等极端行径绝不可纵容。
民主政制在18及19世纪一直是西欧及北美国家维护法治和保障人权（以及私有产权）的一种有容乃大的可靠政治制度，有助催生并维持经济现代化，向被推崇为至高无尚的政治体制；但亦唯有能发挥其维护法治、保障人权的功能，才可算行之有效，值得推崇。
民主政制的心理屏障
回顾历史，民主政制不乏失效的例子。一旦民主国家内部种种小众利益势力夺权成功，使民主政制的包容性受到削弱甚或荡然无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Daron Acemoglu 与 James Robinson的合着《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把这称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
可惜书中侧重阐释寡头政治在商业和军事方面的破坏力，忽略了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种种草根及劳工利益势力每每为寻求与保障自身利益而极力鼓吹重新分配及规管政策，假公济私，罔顾公众利益，体现了寡头政治对民主政体社会造成的损害。
香港的政治体制可说罕见，基于种种历史因素，纵然欠缺民主政制，香港的法治和基本人权依然得到充份保障。由于大部份市民皆属外来移民，较能适应英国殖民统治，反而对香港最终回归北京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怀有恐惧情绪。
香港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上归还中国，「一国两制」成为稳定市民信心的关键安排，最终目标乃在本地推行以全民投票方式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香港确实有别于西欧和北美国家，在维护法治、尊重人权方面早已清晰确立，从来毋须依靠民主。对香港而言，民主是为达成在北京政府统治下，维持无损公众信心此一实质目标而采取的手段；这手段真能发挥作用，减轻港人恐惧，自可赢得香港市民的衷心拥戴。内地官方亦不时指出，承诺在香港落实民主的是北京政府，而非英国政府。
反客为主的历史因由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局势发展，在在显示要达至此一目标殊非易事；本地年轻人日渐视争取民主为最终目标，民主被视为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究竟这种趋势如何形成？
首先，「六四」以及《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两大事件，均令香港市民对前途的信心大打折扣。民主党与公民党亦是由之而崛起。
其次，楼价不断飙升，已在「有产阶级」与「无产一族」之间形成一道鸿沟。随着中产阶级逐渐下滑，激进政党乘时而起，争取民主出现两种目标：对温和派而言，民主仍被视为可对北京政府统治的恐惧心理起缓冲作用；在激进派眼中，民主则成为争取社会公平的政治目标。社会不均现象愈趋明显，民主也愈被视为终极目标，藉以拨开当前云雾，创建美好前景，而非纯为捍卫社会核心价值的手段。
楼价飙升当然并非香港独有的现象，全球各大城市都面对同一严峻问题。经济愈蓬勃，国际经济地位愈高，楼价暴涨的问题亦相应愈趋严重，不论是否施行民主政制，各大城市均深受此苦。楼价飙升往往由供不应求现象急剧恶化引起，不论在香港抑或世界各地，供应短缺往往源于有关当局对发展的过度规管，以及政治纷争所造成的政策延误。
不少建制派联盟阵营早在港英时期已然参政，激进政治得势使他们恐怕泛民阵营内的反对派会像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民粹政客般，鼓吹「重新分配」，令政府负债累累。
他们也忧虑民选政府会有损香港小政府、低税率、利伯维尔场，以及法治精神这些一直以来有效维护产权、保障经济自由、令人人机会平等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是促成香港战后经济繁荣的重大因素，必须加以捍卫，香港社会今天得享高度公民自由，也拜这些制度及政策安排所赐。民主却不是这回事。
激进势力的可乘之机
一直以来，泛民反对派不断对内地政治悲剧大肆抨击，而香港政府又未能取得选民支持，令北京政府如坐针毡，倾向对反对派加以制肘。1999年推出的比例代表制取代简单多数制，目的正在于防止反对派在立法会中控制大局。
这是由于1995立法会选举，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令反对派获得极大优势，以致即使民建联在民选中赢得四分之一选票，反对派仍能在立法会20个直选议席中取得18席。
始料不及的是，急就章的比例代表制反而让激进小众利益势力在立法会中崛起。当时楼价不断飙升引致财富差距日益悬殊，更壮大了这些势力。
激进派在立法会中抬头，触发两大趋势：一、仇视北京政府的情绪日形高涨；二、泛民阵营内分化日深。
2010年立法会补选，亦即所谓「五区总辞」或「五区公投」，民主党决定抵制，标示了泛民阵营内开始出现严重分歧。其后民主党与北京政府对话，成为政改重大突破，泛民阵营进一步分裂，激进派随即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重挫民主党。民主党党员对此至今仍耿耿于怀，并指激进派经费来源令人怀疑。
政坛分岐日益恶化，演变出立法会内无休止的不合作运动，即使针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各种政策，亦难逃「拉布」命运。这不但令香港社经矛盾更加难以化解，也大挫香港市民对北京政府与建制派联盟的信心。
激进派不断煽风点火，把市民恐惧北京的情绪转化成仇视北京的敌意；又利用各式各样尤如流氓的滋扰行动作为争取大众支持、恫吓无辜的手段；令政治变得非理性且荒唐。
消弭分裂的协作方案
《基本法》的民主承诺，原意在稳定香港人对回归中国的信心。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政制安排以及后来的种种政改，未能化解社会日益恶化的社经矛盾，对因楼价飙升造成财富差距悬殊的现象，就更无能为力。
激进派声势日益壮大，对有助化解社经弊病的理性论说一概否定，把所有问题转化为北京与香港、建制派与泛民阵营，以至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零和政治抗争。事实上，两极化与多方对抗若再恶化下去，本地社经矛盾及政制发展均难望有任何出路。
要知道并非一切社经问题皆可经由政治安排解决。激进派言过其实的煽动技俩，令人误以为政治抗争可解决所有问题，但其实只是在北京政府与香港社会之间种下互不信任的祸根，令各方讨论议题更难取得进展。要「一国两制」成功，香港必须与北京政府携手跨步向前、竭诚合作，但需要极度互信。
要保持香港社会的社经活力，必须容许包含健康意识的反对派存在，具有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社会，对先进经济体正常发展至关重要。要避免反对派对发展造成障碍，实现立法会普选无疑是最佳保证。同样，香港须以普选方式产生一位民选行政长官，才能稳定市民大众对《基本法》的信心。
重建互信，已是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