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2月16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是政府近年来一项重大行政改革措施，在立法会中反对之声不绝，最终能够挣脱不同政党的政治利益枷锁，上月正式成立，殊非易事；但若要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产生预期作用，该局应尽早制订开创商机的长远政策。
要制订成功的政策必须先了解近二十年来，规管障碍实为施政失误的罪魁祸首，政府未能缔造宽松的营商环境，为日趋僵化的制度拆墙松缚，阻碍通过创新及科技推动经济增长，问题见于以下互为扣紧的三个环节。
科技创新 任重道远
第一，科技发展首要得到以利润挂帅的商界所采纳，方能创造市场价值。凡是缺乏实时市场的科技，即使长远而言终有所成，都无法产生经济价值。Lenovo、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海、中远等企业，其经济价值均有赖科技所赐。
「high tech揩嘢，low tech捞嘢」，十多年来一直是本地商界的口头禅，意思明显，就是只有在市场中产生经济价值的科技才会被采纳。尖端科技无疑有利于企业推广业务，例如金融、航运、货柜港、航空货运站和供应链管理公司，都能藉科技把握市场机遇；但亦有不少企业毋需依靠新科技，也能大展鸿图，它们的创新主要并非依靠科技。
第二，今时今日，科技之中以数码科技和信息科技最为重要，乃因可应用于各行各业，没有规限；史上足以与之媲美的科技，唯有电力而已，电能初时虽仅用于取暖、照明，但随着用途日广，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科技。正如早期发现电力的漫长过程一样，现今新科技的未来发展将会路途遥远。
鉴于科技发展的外溢效应，政府理应担当重要角色，鼓励适当的基建投资，以带动数码及信息科技发展，现已实施的「数码21新纪元」策略以及「政府云端环境」，都是适当的相关措施。
第三，特区政府须采取开放措施，扫除障碍、增辟平台，让各行各业运用科技开拓业务。为昔日社会设置的规管制度依然存在，有意推广科技用途的企业难免面对重重障碍，当局必须检讨现行窒碍科技发展的制度，解除多余关卡与过时的规管制度。由于旧有制度的规管范围遍及各行各业，扫除障碍的任务异常艰巨，可能需时数年以至数十载，才可完成。
除非创科局能与其他政策局通力合作，把旧有的管制规条清除，否则数码及信息科技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将难以全面释放，例如数码媒体虽与信息科技融合，但规管制度往往只狭隘地着眼于对少数特定行业的拥有权加以控制；如金融业虽然在创新方面表现突出，又广泛采用科技，但若未能解除重重规管，则未来的创新必受牵制。类似情况实在多不胜数。
关卡重重 积重难返
香港在以科技带动创新方面一直成效不大，因为每受规管关卡障碍，未能进入巿场。创科局必须与其他部门紧密合作以解决问题；不妨借镜廉政公署，效法该署三管齐下之道：一）通过调查科处理贪污罪案；二）通过研究部门审视及修订现行法规、实务，以减低贪污机会及诱因；三）通过小区关系部门唤起社会支持防贪行动。
廉署的研究部门的功能尤其值得借镜，它审查政府部门的条文规限，找出会助长市场贪污的法规，予以修订；同样，创科局应务求找出有碍创新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的所有法规，加以放宽甚至撤除。
不同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容易出现交迭的规管现象，有些必须尽快抽出。例如人口急促老化问题，中国内地势将紧随香港之后，出现同样问题，在数十年后将对本地受训医护人力的需求构成严重压力。但现行条例则对解决问题与及有关的科技发展造成障碍。
政府不但须在本土人力培训方面多作投资，还须放宽医疗规管措施，从海外输入已受训人才，只要汇聚足够专业科研人才，就能加速医疗生物科学及相关科技行业的发展。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化会为医疗市场开创发展机遇。
上述范畴牵涉食物及卫生局、教育局、保安局等跨部门职能，各部门均需参与寻求解决方案；而规管关卡有碍创新及科技发展的另一主因，在于寻租活动所衍生的政治经济。
重新分配 利益倾斜
寻租可谓一种重新分配资源活动，须靠游说、窃取、税收、贪污等政治手法达到效果，由于徒然占用社会资源，又未能带来任何经济价值，对经济增长造成庞大负累，浪费资源，对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企业盈利一般透过市场竞争取得，有时亦包括游说政府，争取特殊待遇或保障；大多数人以为从事寻租活动，往往离不开「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作风。事实上寻租活动在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体更加厉害，皆因在这些经济体中，更多资源经由计划经济分配，在大政府的大前提下，企业通过寻租活动获得更大得益。
寻租活动何以对经济增长构成如此严重的打击？原因有三：欠缺生产力活动的回报递增（亦即经济学所谓的「规模经济」）、排挤具高生产力的活动、窒碍创新。
首先，寻租活动比生产活动易于产生递增回报，因而更具吸引力。一旦寻租活动增加，整体经济不断屯积大量缺乏生产力的活动，经济增长呆滞。
寻租活动有三重相关机制：一，设立寻租制度的固定成本，例如法典；确立以后，律师彼此可通过极低代价控告对方的当事人，否则根本无从提出诉讼。
二，有控方就定必有辩方，自动产生更多寻租活动，顾客透过律师提出诉讼，被控的供货商亦自然延聘律师，如此类推；这亦是「回报递增」的现象。
三，寻租者的优势在于人多势众；盗窃或掠夺者若是势孤力弱，被捕获的风险就较高，但若盗掠者众，被捕风险则大减，盗掠所得回报也就较高。盗窃或掠夺在此仅比喻作缺乏生产力的资源重新分配，以别于富生产力的创造价值活动。
第二方面，纵然寻租活动未有带来递增回报，也一样打击经济增长。寻租活动愈普遍，分配作寻租的社会生产性资源也愈多，造成生产回报日趋下降，而寻租活动回报也会减少。因何会有如此现象？
寻租活动盗掠其他生产性经济活动回报而图利。这种掠夺行径驱使创业家远离生产性高的经济活动，因为从中所得回报易遭剥夺，反而选择从事回报不易被剥夺兼生产性较低的活动。
寻租活动缺乏生产力，却霸占生产性高活动的空间，整体经济因而受损，大众但求回报免遭剥夺，容易争相从事生产性低的活动，至此即使寻租活动亦变得无利可图，整体经济则陷入发展不足（underdeveloped）境地，大多数人倾向参与生产性低的经济活动，这是产权欠保障的发展不足经济体的典型状况。
良性互动 致胜之道
最后，寻租活动对讲求创新和科技的经济活动，尤其有害。寻租活动可分私人及公共两种：私人寻租活动包括盗窃、剽窃、诉讼，以及其他各种私人转移方式；公共寻租活动则指资源由私营界别重新分配给国家（例如税收），或由私营界别重新分配给足以左右私营企业成败的政府官员及政客。
私人寻租活动主要对生产界别造成打击，而非创新行业的空间，因其排挤生产性高行业。私人寻租者抢夺的是现有财富，如土地、产出、资本等等；即如土匪盗窃货财、律师控告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军队侵占经济发达国家。
公共寻租活动冲击创新行业，皆因创新者在创业过程中对政府所提供的财货，例如许可证、执照、进口配额之类的倚赖程度实远较根基稳固的企业为高。往往需要政府作弹性处理，予以支持。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所以能够迅速冒起，亦多亏国家禁止外国企业加入竞争的保护措施。
现行规管架构，往往未有顾及新创产品及服务所需申领的许可证及执照。举例来说，进口苹果及芒果，固然各有相关法例规管，但对于苹果及芒果混种的新式水果，却无任何进口法例可依。假使所需许可证不获批准，或迟迟未获批出，有关创新及科技备受打击之余，经济增长亦会受损，甚或导致公职人员乘机贪赃枉法。
新式产品生产者，往往易受公共寻租活动影响。创新者既缺乏游说门路，也往往非政府结交的精英阶层。反观已具规模的生产商，多与政府关系密切。创新者即属外人，容易饱受暴敛横征之苦，一旦创新与既得利益有所抵触，更有横遭政府扼杀之虞。
创新项目发展需时，风险极高，尤其易受寻租活动影响。即使业务发展顺利，回报亦难免受到剥削，一旦创业以失败告终，创新者更须承担代价。至于长远发展期间，寻租者大有从中获利的机会，因此，遇到寻租活动猖獗之时，人们往往选择短线贸易以免回报遭剥削。
上述论点说明公共寻租活动妨碍创新活动，导致更多资源落入具规模的生产者或公共寻租者之手，甚至削弱整体经济增长。
创新及科技的反对者，不一定是政府官员、政客或大规模企业，倒可以是有共同目标或意识形态的广义、松散的利益联盟，例如本地专业人士反对输入外来人才，教育界精英反对扩充学额，以免后起之秀与之争夺职位，至于入境政策也是对外来人才设置的一重关卡。
创新及科技局若能避免只聚焦于科技议题，而亦着眼于降低创新企业的进场门坎，并致力为本地劳动力增添人才及技术，则有望取得应有成效。新加坡及以色列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创新及科技中心，皆拜外来人才济济，得以支持政策产生良性互动效应所赐；毕竟致胜策略不在勉强发力，而在建立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