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月2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一书指出，美国白人中产阶层正逐渐衰落，不过从事高技术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却有不错的生活。1960至1980年期间，白人劳工阶层的离婚率由约5% 升至大概15%，且不断上升，至2010年间更升至35%。
高学历一族的离婚率，自1960至1980年同样出现显著升幅，由约1% 增至约7.5%，这并不稀奇；但1980至2010年间一直维持平稳，倒教人意料不及。劳工阶层与高学历一族子弟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比率，亦反映出两个阶层之间的分别：前者有持续上升之势，后者则一直偏低；据Murray书中的数据显示，期间美国高学历一族婚姻美满的比率大幅反弹，同期劳工阶层的相对比率却一沉不起。
阶级鸿沟的美国经验
Fishtown和Belmont是Murray书中的两个虚构市镇，前者居民多属工人阶层，后者居民则以高学历一族为主，两镇儿童成长的小区环境大有分别，童年生活截然不同，又各自承袭父母的经济和社会特性。在不同小区环境长大，人生际遇亦迥然而异。
Murray认为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阔。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学毕业生不但经济条件较佳、婚姻关系较稳定，而且生活和工作上较勤恳，宗教方面也较虔诚；相反，劳工阶层的境况则每况愈下，工资难望增长之余，生活上更无任何成就或意义可言，不少人在2007至2009年经济大幅下滑之前早已退出职场，跨代贫穷隐患随之加深不在话下，难望翻身的低下阶层亦逐渐形成。
对于Murray有关美国白种劳工阶层衰亡的研究结论，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其中最发人深省的论点，是家庭破碎比率偏高，才是低技术、低收入家庭贫穷及跨代贫穷根源；它叫劳工阶层子弟吃尽苦头，亦使贫穷在这阶层中世代相传。
反观大学毕业生不但经济条件较佳，家庭生活也较理想，其子女在童年时期获适当培育，生活安稳，长大成人后亦往往能学以致用、事业有成、人生丰盛。贫者家庭破碎而小区环境欠佳，富者家庭和睦而小区环境理想的大形势，正是导致跨代不均的一大主因。
破碎家庭的香港背景
Murray有关美国白种国民社经境况的研究结果，堪与香港现况互相辉映。近三十年来，香港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社经鸿沟不断扩阔，更受楼价飙升所催化，社经鸿沟日益加深，破碎家庭与日俱增，低收入家庭所受打击比高收入家庭更加严重，政治怨怼与两极化随之加剧，社会更形分化。
中国对外开放，以及香港的租住公屋政策都是引起此等趋势的主因；前者导致跨境婚姻（包括再婚）大增，令香港的低收入户的家庭破碎比率升幅加剧；后者引致低收入家庭聚居于出租公屋，其中包括破碎家庭及新移民家庭。若将Murray书中的虚构市镇借以自况，位于偏远地区的公共屋邨可喻为香港Fishtown，而楼价偏高的私人屋苑，则可视为香港Belmont。
香港的跨境婚姻（包括再婚）现象实在非同小可。2014年，全年56454宗婚姻之中，跨境婚姻占20698宗，其中（至少一名配偶）属再婚者占11839宗。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计达680635宗，占期内整体婚姻数目的40.3%。1986至2014年，跨境再婚累计129927宗，占期内再婚总数46.2%。
早年的跨境婚姻，多属香港单身、经济条件较低的年长男性从内地娶妻之类。单程证配额制之设，导致分隔两地的家庭团聚延误更久，在培育子女方面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得以团聚之后，又往往出现不少家庭问题，这些家庭大都居于偏远的公共屋邨。
离婚趋势的双重恶果
本地离婚数字持续增加，由1986年的4257宗增至2014年的20019宗，期间累计总数达365229宗。跨境婚姻之中，亦渐多属香港较年轻、低收入的离婚男性从内地娶妻之类。由此引致下列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第一，在低收入家庭之中，已离婚的单亲以女性居多，所占比率有逐渐增加之势。第二，不少低收入男性在离婚后随即再婚，从内地娶妻，取得申请租住公屋资格并获分配单位。位于偏远地区及较新落成之公共屋邨已渐成离婚家长与子女，以及再婚者与新移民两类住户的聚居之处。
已离婚住户、单亲住户，以及新移民住户在收入最低四分位数中愈来愈多，他们大部份居于公共屋邨（见【图1】与【表1】、【表2】、【表3】）。
数据显示，在公屋租户中已离婚而又属收入最低四分位数一组者，由1976年的1000名增至2011年的66000名；收入最高四分位数中，其他类型房屋住户中的已离婚人数，同期由3000名上升至25000名，增幅比较温和。两者分别颇大。
已离婚的公屋住户而属收入最低四分位数者之百份比由1976年的1.6% 飙升至2011年的31.1%；其他类型房屋住户中的已离婚户而又属收入最高四分位数者的百份比，同期则仅由1.8% 增至6.3%。
公屋住户的单亲人口中，又属收入最低四分位数者，由1976年的3000人增至2011年的34000人；其他类型房屋住户中的单亲人口，又属收入最高四分位数者，同期则仅由2000名增至6000名。两者增幅差距颇大。
与子女同住的住户中的单亲住户，而又属收入最低四分位数者，百份比由1976年的6.0%增至2011年的33.7%；同期的其他类型房屋与子女同住的住户中的单亲住户，而又属收入最高四分位数者，百份比则变化不大，分别为2.4%与3.3%。
公屋政策的社经祸根
住户中包括甚多于近20年才来港的新移民， 1996年约达440000个，2001年减至397000个，但2011年又回升至483000个。2001年以前，此等住户多属单身男性跨境娶妻之类，其中又有不少家庭成员中包含「抵垒政策」于1980年结束前18个月来港的移民。
2000年以后，离婚率与及跨境再婚急升，来港新移民人数随之回升；1998年，新移民租住公屋的编配准则放宽，同样促使这一趋势。此后，公屋住户中的新移民人数由1996年的129000名增至2011年的203000名；其他类型房屋住户中的新移民人数同期则由310000名减至280000名。
公屋中的新移民住户百份比由2001年的27.5%增至2011年的39.3%，同期其他类型房屋住户中的新移民百份比则由23.3% 减至20.3%。新移民住户在收入最低四分位数中，尤其在公屋租户之中，所占比例普遍偏高。
通过公共房屋计划容纳大批来港新移民本属德政，但可惜已婚住户（不论首次结婚或再婚）可获优先编配公屋这条快捷方式反成了低收入住户离婚并再婚的诱因，况且跨境再婚的机会远较本地为多。
离婚且再婚者得以再获分配公屋；公共房屋计划、跨境婚姻机会，加上家庭破碎趋势，结合成为本地经济不均的强大诱因，同时导致公共屋邨社群环境进一步恶化，降低公屋贫困户的向上流动性。
接近三份之一的公屋户主为年过65岁的长者，在这种社群中成长，每多缺乏学习的对像。不少破碎家庭的儿童由母亲（有些需依赖公援）独力抚养，鲜有机会见到父亲（有些也许已再婚而与跨境配偶同住于另一公屋单位）；有时更可能为方便双方另行申请公屋单位，而把子女监护权分判父母，使兄弟姊妹被迫分离。
由此看来，在贫穷而破碎家庭中成长的痛苦经验，与政府的公屋政策及跨境婚姻趋势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更在童年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香港的繁荣和祖国的崛兴，对于在如此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来说，固然难言感到自豪，反只会有疏离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