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2月17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年初二（2月9日）清晨旺角发生暴动，被警方拘捕的64人之中，有37人在2月13日在法庭被控以参与暴动罪；撇开其中一名大概已退休的70岁长者，被捕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大致可分三组：七名学生、12人无业、17人从事低技术工作，三涸组别的平均年龄各为：学生20.6岁、无业者27.2岁、就业者26.4岁。
换言之，在这群人中，不工作者约占33% ，若不计算学生在内，则近41%并无就业；鉴于香港失业率一向偏低，不工作者占如此比例可谓极高。事实上，1996至2011年期间，没有非不得已的理由而不工作的年轻人所占不工作人口百份比，已由0.6% 急升至4.0%（见2015年10月28日本栏文章《打破贫穷率飙升的假象》）。
被捕者中又有19人（占总数53%）属「九十后」，撇开学生不计，则有12人属「九十后」（占总数41%）；正是成长于本地离婚率与单亲家庭激增时期的一代（见2016年1月20日本栏文章《公屋户家庭破碎、贫穷与不满现状困境》）。
社会动荡的端倪
同为非学生的两组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特质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们都来自社会较底层，亦即多数离婚及单亲家庭且聚居于公共屋邨的租户的集中层面。
对于这一阶层，马克思（Karl Marx）就曾创出一个颇有意思的称号，亦即其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论文中所称「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指工人阶级中难望有「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既缺乏社会生产力、又难对阶级斗争有所建树的一群，甚至是实现「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的障碍。
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者」属于被离弃、陷于堕落及社会底层困境之辈，大多居于工业中心区，其中包括长期失业或缺乏获聘条件者，或被拒诸工业生产门外，以至社会上的各类边缘份子。
马克思在上述论文中，把「流氓无产者」形容为1848年之际（Louis Bonaparte）的主要政治支持者，他笔下的「流氓无产者」不但并无特殊动机参与革命，反而宁愿维持阶级现状，因为他们普遍须倚靠资产阶级和贵族以维持生计，所以马克思视之为一股反革命力量。
马克思认为路易波拿巴凭借「流氓无产者」的支持而得以凌驾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故把「流氓无产者」视为专制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
边缘份子的牢骚
当代社会学家都把社会边缘份子归入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之列；时至今日，这个名词已成了现今社会中受害者的代号，他们有部份甚至脱离受薪劳工行列，以行乞或以旁门左道手段谋生，但日常生计则仍须依赖正路经济，被称为「低下阶层」。有社会科学家认为大部份「低下阶层」透过收入及实物转移方式，由社会福利制度供养甚或因之而诞生。
若论「流氓无产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潜力，十九世纪著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Mikhail Bakunin的观点，与马克思几近背道而驰，Bakun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丧失了革命本色，革命中坚除了具长远起义传统的农民外，还包括受过教育的无业青年，以至强盗、匪贼、贫民，以及社会中各式各样的边缘份子；一言以蔽之，皆为「流氓无产者」之辈。
马克思否定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坚称国家面对的真正危险并非源于贫苦大众，属「流氓无产者」之列的贫苦大众虽被招揽并参与革命，但却并非革命的策动者。真正的危险来自「降格」（déclassé）知识分子，亦即在社会上进身无门的高学历中产男女。
他们所处的困境，好比苦无画室的画家、苦无课室的教师、苦无当事人的律师、苦无病人的医生、苦无报社的记者，因经济环境每况愈下而渐与低下阶层同病相怜，在本属精英的阶层与备受压迫的民众之间，筑起声气互通的桥梁，这亦正是足以触发革命的火药引。回顾中外革命史，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列宁曾当律师，毛泽东则曾为图书馆助理员。
被控以参与暴动的学生多为大学生，过往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但今非昔比，部份大学生为社会流动性低而抱怨，出身低下阶层的一群，可还有望借助大学学历改善其社会和经济前途？无论香港抑或全球工业发达国家，面对中产收入停滞，都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找到解答这条棘手问题的答案。
毫无疑问，社会今后须就此一问题着力探讨、深入研究。
怀才不遇的隐忧
我常听闻观察家和政府官员担忧大学毕业生过多会有损社会流动性，但我一向抱持不同观点，正正由于大学毕业生太少，本地高等教育回报才会如此高。香港正朝向高增值服务型经济方向迈进，对高技术和专业人才需求殷切，可惜本地工作人口增长缓慢，纵使具备优秀的经济基础及制度，投资者及新创企业未能罗致所需人才，错失不少经济机遇。
正当高技术工人及人才短缺，非技术劳工却充斥劳动市场，若能多培训具教育水平的高技术工人，自能相应降低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提升此类工人工资及收入，同时减轻整体经济不均现象。香港作为高增值服务型经济体，物价高昂、非技术工人过多使其工资及收入下降，更感生活不胜负荷。
不过，本地高等教育令人担忧的趋势，实不在于大学毕业生过剩，而在于研究院毕业生过多（尤其是研究式研究生，而非授课式研究生），皆因直至目前为止，在香港以至亚洲区内的大学，待遇优厚而可供他们一展所长的职位殊不足够，致使他们的事业发展前景黯淡。
从学科角度出发，一般学生都不会奢望研究式研究生将来的事业发展会平步青云，但修读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学生，倒仍相信凭借所学以追寻自由、实现自我。无奈不少研究生历经长年在挤迫的办公室孤军作战，不断超时工作，最终只能寄望在十年内得以保住导师或兼职讲师的职位，前途从何谈起？
我认识的研究生中，有不少在旺角租住劏房，他们往往在该处遇到了「流氓无产者」；他们自己虽饱读Rousseau, Marx, Nietzsche, Kierkegaard, Heidegger, Marcuse, Sartre, Althusser, Lukács, Gramsci, Lyotard, Foucault, Derrida, Lacan, Žižek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著作，但却弄不清他们自己究竟是在研究社会，抑创作文学，抑推行革命。
1970年代，我是一名研究式研究生，为完成研究论文，在偏处一隅的地库办公室努力拼搏，当时我和其他几个研究生就曾将Andre Gunder Frank（以「依附理论」闻名）所创的「流氓资产者」（lumpen bourgeoisie）一词信手拈来，聊以自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辈博士生乃属资产阶级一份子，但一如「流氓无产者」，我们只处于金字塔的底层（部份较激进的同辈研究生认为，以「食物链」取代「金字塔」更为贴切）。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何去何从，我们实在茫无头绪，对前程每感不安。
以「流氓资产者」形容我们当年的处境，的确十分贴切；我辈学生仗赖奖学金过活，住的是学生宿舍，病了就到校内诊所看病，一应所需服务和物品，全靠大学薪津支付，即使不属受薪劳工体制一份子，然而日常生计得靠正规经济。身为中产知识分子，日后若在专业及事业上进身无门，即有沦为降格知识分子之虞，而较富于理想及浪漫激情的一小撮人，说不定会萌生策动抗命的念头。
身处香港、活在当下，何以竟然倾力深化社会矛盾，而非携手致力化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