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2月2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诉诸暴力的政治抗争，是香港在九七后出现的新现象，成因直接源自在数码年代，新一类从政者逐渐广受年轻人以及社会上其他疏离份子支持；这类从政者在政治冲突中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势将导致泛民与建制两大阵营的政治势力重新定位。
暴力政治抗争的出现有三大成因：第一、它反映出社会上日呈深化的惶恐不安与龃龉频生现象。
第二、九七后特区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各项社经挑战之余，亦一直拒绝落实政制改革以解决问题。
第三、激进知识分子思想冒起，年轻一辈在其影响下，面对社经鸿沟日深，既一腔愤懑，又欠缺忍耐力，认定现行制度在道德层面已告破产，须加以改革甚至彻底推翻，以挽回人性尊严。
现时上述因素均见诸本地社会，只是仍未有系统地形成政治运动而已。虽然未成气候，但此三大成因并非能于一时三刻处理，暴力政治抗争亦难望于一时之间平息。
社经鸿沟问题日趋严峻，在新一代尤其明显。上一代人认为个人成就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但时下新一代并不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故而抱怨「制度」不公。
社经鸿沟于1980年左右开始萌生，当时出现两大形势：一方面中国内地展开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迅速的发展。受到这两大变化同时冲击，引发香港社会、经济以雷霆万钧之势作出转型，而香港恰似置身移动之地壳板块当中，使转型独有地矛盾。
经济不均与经济冲击
回顾近三十年来香港的发展，既开创前所未见最光明的时期，但亦带来黑暗的日子。若能借助中国的开放机遇，在环球经济一体化冲击下履险如夷，尽得其利，可说如梦想成真；但对不少未能把握良机的香港人，境况却是每况愈下。社会不同阶层的际遇悬殊，社会鸿沟于是日益加深。
从1980年代中开始，随着制造业北移，香港经济起飞，蓬勃一时，适逢美元疲弱，利率偏低，本地通胀率在1991年一度达至13%高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劳动人口不增反而老化，本地劳动市场日形紧缩，薪金于是水涨船高。
及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所及，香港经济旋即陷入二战以后最低潮。即使时至今日，明白后果之严重的人依然不多，期间经济危机历时长达六年，社会上不均与分化现象更形恶化。
当年的危机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与美元挂钩，经济调整受到限制。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为求减轻经济冲击，纷纷将本国货币贬值，唯有中国与香港例外。1997至1998年间，各国的货币贬值比率如下：日本7.4%、南韩32.0%、台湾14.2%、新加坡11.3%、泰国24.8%、马来西亚28.2%、印度尼西亚71%、菲律宾27.9%、越南11.9%。
基于实施联系汇率制，香港须承受通缩之苦，1997至2003年期间，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1.6%、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6.3%、名义GDP下跌8.5%，失业率却升至8.8%的高水平，实质利率更创二战以来的顶峰– 实质最优惠贷款利率高达12.9%，实质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亦飙升至9.8%的高位。
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疲弱经济，乃自1929至193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之最，其时该国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8.7%、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9%、名义GDP下跌11%，而失业率高达24.9%；足与70年后香港经济产值跌幅比拟，尚幸香港有赖高度灵活的劳动市场与年轻人口的负增长率，失业情况所受冲击远较美国当年为低。
着眼日本，在1994至2013年20载的「迷失年代」的经济表现，亦好不到那里；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2%、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9.8%、名义GDP下跌3.2%，失业率却达5.4%顶峰，若把各项按年负增长计算在内，则经济表现更差得多–累计消费物价指数下跌5.7%、累计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20.2%、名义GDP下跌16.3%。
综观港、日、美三地的数据，我认为香港经济所受打击尤甚于日本，足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长远而言，在经济上产生的极度严重后果，则在于香港的有产阶级（haves）与无产一族（have-nots）之间的鸿沟从此与日俱增。
即使2003年后本港经济一度复苏，随即却遭遇2008年金融海啸而转趋恶化，因而陷于美元疲弱兼利率偏低的困境。在量宽压力下，资产价格恢复上升，社会上有物业者与无物业者之间分歧扩大，而经济差距不在收入而在财富。
香港现今的财富差距，主要由于近数十年来楼价腾飞，加上期间的固定汇率制而变本加厉（其效应仅于亚洲金融风暴时稍微减弱）。这些后果并非在1980年任何人士所能预见的。
社会不均与社会冲击
中国对外开放，适逢其会的战后一代香港人，不少都能将储蓄用作物业投资，从中分享繁荣硕果。随着双程证限制放宽，内地游客大批涌至，零售物业价格更大幅飙升，诚然就业机会大增，但受惠最多始终是业主。
游客区内居民每遇诸多不便，政界中部份激进份子未几更以此作为民粹式政治议题，激发社会冲突；内地孕妇成为本地医院产房常客、跨境走水货（特别是婴儿配方奶粉）活动、Dolce & Gabbana尖沙咀分店外禁止香港人摄影风波等纷争，更令内地访客与香港居民矛盾日深。
不过，对社会影响最深最广的一环，还在于跨境婚姻，主要在本地低收入及中下收入阶层之中较为普遍。两地婚姻互通，一方面固然有助拉近居民距离，另一方面难免产生种种社会问题。
最为显著的效应主要是：一、对香港租住公屋单位的需求构成巨大压力；二、低收入已婚男性离婚而另娶内地新娘的趋势造成不少破碎家庭。
现时全港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下的公屋住户中，有新移民成员的占40%。1981年，公屋住户中仅有51.4%收入低于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数，但30年后，在2011年竟已飙升至80.0%。公屋已成为低收入新移民家庭聚居之所，又有不少为女户主的低收入单亲家庭，她们多遭前夫离弃。
生于1990年代又在公屋成长的草根阶层，亲身经历中国对外开放以及全球经济融合的环境，对政治经济学自有一番领会，甚或由此一世代中身受其害或失败者的真实遭遇可见。
此等转变全都浓缩在一个世代之内发生，难怪1950及1960年代出生的一辈与「八十后」及「九十后」的人生观如此南辕北辙。纵使参与激烈抗争的违法者为数甚少，却不乏网上的沉默支持者，其实抗争者所笼络的对象，正是这批网上「粉丝」。
历史屡屡证明，暴力政治抗争有其经济、社会、思想意识因素；往往都是社会经历社经彻底转型，遗下重大创痕与及难以化解的矛盾。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经济、社会、道德以至政治层面一一百孔千疮。在恐共心理驱使加上在机会主义的形势下，德国民众最终甘于接受希特拉上台，这不单教自己深受其害，犹太民族以至全球苍生更饱受摧残，总结计算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有2.6% 在二战中犠牲。
有谁能预见香港竟在仅仅一个世代之间产生如此深的社经鸿沟！前线社工、工会份子与及非政府机构服务提供商与草根阶层（尤其是新移民家庭及单亲家庭）密切接触，虽然觉察事态恶化，但对于逐渐浮现的问题实际上有多严重、涉及层面有多广，却未必掌握。我深信即使对有关问题的严重程度未能充份认识，然而实证研究数据俱在，也就不容置疑；暴力动乱虽属可悲，且应受到严词谴责，但却希望能对社会产生警报作用。
社经困乏与不均趋势没必要引致政治动乱，更遑论暴力动乱，然而种种示威活动在民间实在不乏同情和支持，就此各有关方面实有必要从知识与政治层面考究其原因。本栏将继续探讨有关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