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日越趋严峻的社经问题，因长期未能解决，虽可视为引发政治暴力的必要条件，但未足以构成充份的条件；只有在敌对阵营双方封闭心灵时，才会动辄诉诸暴力，双方拒绝包容，视对方为心腹大患。
开明社会讲求包容，否则贵乎自由的多元主义将沦为强权当道的一元主义，造成凡是不属同一阵营的定必划清界线，一律视之为非我族类。
民主社会底线
对受伤倒地的警员仍不停施袭的行为，不但冲击政府，更是冲击人性，即使打着「公民抗命」的旗号，亦绝不能替暴力行为开脱。扬言民主要求受到政治打压，也不能作为任意采取暴力的借口。失去耐性只是不包容的另一说法。
本土主义者及其同道者曾表示他们的政治取态是为了维护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捍卫本土以免被大陆的一套入侵，为尊严而战。他们对「人大八三一」决议深感失望，当局对历时79日的「占领行动」所提政治要求无动于衷，更使他们尊严受损。但这是否足以作为针对个人施行极端暴力行为的借口？
选举制度所以备受重视，皆因大众相信「点算人头」方式较有助解决政治纠纷，总胜过「头破血流」收场；从既可保人命，也无损尊严的立场出发，终可两全其美，不致但求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若以追求民主理想为名，不惜采取违背民主原则的极端手段，则所谓「理想」就已蒙上污点。
可惜今时今日，这开明的自由民主理想，已非香港部份从政者的思维。为何本地政情竟一变至此？
1980年代，世界各地普遍赞同西方启蒙时代的价值观，例如自由知识探索、个人权利、容人之量，以及支持政府等。然而当前举世看来分歧与纷争不断，香港社会亦难幸免。
自由主义失色
放眼国际层面，自从共产主义在苏联瓦解之后，自由主义声名大噪、信心大增。1973年，全球仅45国属民主政体，占国家总数30%，但至1990年代末，则有120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体，占独立国家总数60% 以上。
作为扶助穷国及贫者的一项策略，经济自由主义自然亦备受认同。1980至2005年这四份之一个世纪可算是环球经济大融合的时代，哈佛大学Andrei Shleifer教授更称之为「佛利民年代」。
1980年代，香港发展的着力点在于经济及社会方面的自由主义，但并不涉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经济而言，当年致力于「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乃是19世纪经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社会方面，则推行20世纪自由社会的福利主义制度。
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巧妙部署，借助专业官僚体系和顾问委员会的政治制度而取得平衡，这两方面的自由主义并存，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就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之道。
追溯社会自由主义引进香港的源流，乃于1967年暴动爆发之后，殖民政府为平衡社会历经急剧工业化后所面对的压力而加以采用，作为管治策略。而西方世界实施社会自由主义的原因，则为针对美国经济大萧条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经济困境，以及共产主义在苏联兴起之后，各国在本土面对由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政治挑战。
社经动态平衡
当时，在施行民主政制的西方国家中，较为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但由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却较侧重经济方面。打从1980年起，西方各国把重点置于经济自由主义；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备受称颂，被视为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典范，中国内地实施开放改革之初，亦以香港的发展模式为指路明灯。
环球经济大融合时代，同时见证大幅科技创新、经济高速增长、全球贫穷比率剧跌，但同时世界各国本土和国与国之间收入不均出现上升的趋势；虽然由于贫穷率下降，致使世界整体人口收入不均随之下跌，产生了以中国人居多的亚洲中产阶层。
中国合时地在1979年实施开放改革政策，成为环球经济大融合中的大赢家，香港适逢中国对外开放与环球经济大融合两大趋势合流，更是大大得益。
不过，香港及内地的经济急剧转型的另一端，却又增加了经济不均及社会分化，必须从政者急谋对策。
内地社会矛盾其中一大问题在于农民大举向城市迁移，城市与农村同样面对重大财政挑战。香港方面，跨境婚姻趋势（三十年来约占婚姻总数40%）在家庭稳定性、社会福利、房屋供应方面构成重大压力，并对经济不均及社会分化造成负面影响。
内地贪污问题既被视为经济不均的源头，也是其恶果，目前中国政府在反贪一环特别加大力度。香港在九七回归后，在化解政治争拗方面内耗过甚，一直未能聚焦于解决各种社经问题，时至今日没有解决的问题已演变成政治问题。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环球经济大融合已陷于停顿，随之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以及经济放缓现象，更令经济自由主义黯然失色，其知识理念受欢迎的光环不再。各种社经不均的新现象未加以处理，世界各地纷纷出现政治动荡的局面。在政府欠缺财力的同时，不同阵营未能就所需对策达成共识，有关问题更形棘手。
同样，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亦遇到障碍。21世纪首十年期间，自1980年代起才实施民主政制的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五份之一已变回威权政体，在九一一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政治自由主义的声名已然受损。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包括佛利民本人，也曾经严词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力指此举无非出于狂妄自大的心理(hubris)。事实上，美国按符合自己政治盘算的自由主义模式改造别国以至世界的面貌，已遇到越来越多的猜忌与抗拒。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尊重别人各自的生活方式，而不会试图将一己价值观强加诸别人身上。狂妄自大之辈不包容、不耐烦，不但不符自由主义者作风，更有违民主原则。
21世纪初的知识界气候，至今显然已面目全非，在中国内地、香港，以至全球，自由主义已无复当年盛极一时的影响力。
本土主义根源
此外，反资本主义思想显然再次抬头，毕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此现象浮现可算意料中事，而有关问题更因不均现象将较长时间存在，而不会于短期内消失。历史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先锋，一向是左翼社会主义思潮，但香港情况特殊，本土主义冒起之势尤为突出，而且发展较快，在时下网络世界深受部份年轻人欢迎，支持者不乏文化遗产、保育、文化、建筑、艺术、电影，以及语言问题关注者。
本土主义的知识分子始祖，可追溯至17世纪末抗拒启蒙运动及科学知识的德国思想家。17及18世纪期间，德国文化转以心灵内省为重点，部份原因在于路德教会（Lutheranism）冒起。
德国「反启蒙」运动视科学为反宗教的思想，不满新科学将神降格为角色被动的技术员或数学家，继而为上帝重新赋予较为合适的诗人角色，为人生注入意义的造物者。德国哲学家Hamann 的神秘「生机论」（vitalism）以及德国哲学家兼神学家Herder的信条 –– 艺术作为表达及沟通形式，带出世界由人类构建、德国本国由德国民族构建的思想。
Herder由此引伸出人皆有归属于某一团体的渴求，一旦被拒诸门外即顿感疏离，同时创出从属某团体、派别或运动的植根(root)概念。Kant的有关论说则在人心不受科学原理所规限，因为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Schelling所提出的概念更指自由精义在于超脱欲念、意志、职责、利益，甚至是非，如有必要更可违反自然规律行事，这样才算真正自由。 Fichte则补充谓生命始于行动，而行动源于意志，提出「自然与我，谁为主宰？」一问，更有「我非取决于目的，目的取决于我。」以及「世界……乃从内省所得之梦想诗篇」之说。
基于此一背景，最后Hegel以人类意志为历史动力的唯心主义哲学成为最完整的描述，进而以辩证方式迈向由神明主宰的人生目标，再通过人类自觉行为实践人类意志。因此，人从属于某团体、阶级、教派或种族而构成一整体，足以创造历史、改变历史进程，这一观念正是德国哲学家的独特贡献，及后亦成法西斯及共产主义运动的灵感泉源。
意识形态隐患
香港的本土主义思想显然基于诗人式的德国唯心哲学观，例如陈云（前为岭南大学助理教授）以城邦论为香港发展模式的论说，即充满德国唯心主义色彩。作为浪漫主义者的文学作品，论说在本地年轻人之中曾产生影响。
上述德国思想家均为有识之士，在社会及政治层面却郁郁不得志。德国当年未能像英、法两国般实现中央集权，而仍由300王公及1200准王公统治，更饱受「三十年战争」蹂躏，750万人（大多数为德国人）因而犠牲性命，占当时全球人口总数1.4%。
观乎当年德国的事态发展，有国民自卑感在其中作祟，即使如巴赫般才华横溢的伟大音乐家，其音乐作品中呈现的气氛与色彩，亦离不开莱比锡市内的宗教生活，而非以为欧洲皇室或人类文明演出为目的。
德国思想家大多出身寒微，包括Hamann、Kant、Herder、Fichte。而Hegel和Schelling同属中下阶层。诸位又都满怀宗教热诚。英、法两国的哲学家则往往出身贵冑或属教会高层，令德国同行相形失色，甚或不禁恼羞成怒，例如Herder曾造访巴黎，却未能一见任何法国哲学家。
香港人口中既有五份之一来自对外开放后的中国，其中又大都生活拮据、聚居于偏远的公屋，令人不禁想到年轻人对此有何感想。上述德国思想家的哲学观在这辈人之中会否引起共鸣？但德国哲学观对他们灌输的恐怕不是自由主义思想，而是民粹主义思想，更是本土主义。
中国内地在经济长期维持双位数增长形势下，历经三十年的社会转变与冲击，知识分子转趋活跃。国内批评1990年代美国帝国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部份新左派，结合儒家思想与德国唯心观的经典一套，既属倾向国家主义（statist）而非自由主义（illiberal）的思维，也在国内政府圈子中渐受欢迎。
鉴于中国以国家为主体的悠久历史传统，如此趋势亦不足为奇。近三十年来的经济腾飞，更令中国的实力达致二千年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强势。针对贪污及种种社经不均现象的民粹情绪日益高涨，也令民间渴望国家采取行动，矫正群众眼中因市场失控以至异见份子的颓废自由主义观点所酿成的过失。
中国内地正在兴起的意识形态，一旦遇上在香港萌芽的本土主义趋势，出现抗争在所难免，其实两种思想都源于非自由主义的德国唯心观。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现已受制于本地的不包容趋势。心灵封闭，自然缺乏容人之量，人与人之间互相包容的程度不但正在香港锐减，在内地亦然，但愿此风不会演变成两地官方立场硬化。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不论对错，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所提出的观念，影响力都远较一般人想象为高；说世间由其主宰，倒也不为过。一般平民百姓，即使自以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思想影响，其实也不例外，不过满脑子都是一些过气经济学观而已。」真可谓一语中的！经济学家充其量只能破坏经济，但心灵封闭的政治哲学家，其言论却足以败坏政治，以至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