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9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为争取在《基本法》框架下来届政治选举有较多民主，社会上不同组织的行动愈来愈富抗争性，似势成水火；立法会议事厅内的语言暴力、政府总部外以至街头的肢体暴力，同样逐步升级；各类新起及较新的政治团体表示不再排除以暴力（肢体及语言）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政府于「占领行动」开始即急于使用催泪弹。
历来无论在任何政权下，成功的政治斗争鲜有不涉暴力者，此说虽不无道理，却未可作为暴力抗争符合道德原则的辩解，历史上大部份哲学道统均认为同类相残的行径有违道德，向来予以严词否定，即使在政治范畴也不例外。
文明的「社会契约」
活跃于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Hobbes与Locke提出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类脱离以自然的生存状态(state of nature)而迈进文明世界，正是认同摒弃暴力、尊重法治之举，两位哲人的主张并不把使用暴力视为合乎情理或足以取信的手段。现代考古学及人类学的种种研究同样证明，自然的生存状态倾向暴力，的确与事实相符，以往部落处于狩猎采集（hunter-gatherer）的生存方式，其暴力程度确实远高于其后发展的人类历史。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书作者Henry Thoreau曾针对美国政府在宪法中明文将奴隶制立法化，拒绝纳税以示抗议，因而被监禁一天。此举虽抵触法律，却非暴力行为，但Locke和John Stuart Mill等自由派，都不会赞同他的违法行径。后来甘地及马丁路德金发起政治抗争运动，为民请命，但两位都采取和平示威而非暴力行动为其抗争手段，都是受到Thoreau这种公民抗命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从未为但求理想、不惜诉诸暴力的行为提供任何道德理据。纵使自由民主制的诞生历程并非不涉任何暴力，问题却系于暴力行为在道德层面是否站得住脚。
暴力歪风所以既不应纵容，亦绝不可在法理上予以确立，个中原因清晰可见：以暴力推翻一个高压政权之后，取而代之者会否成为另一个高压政权？若推翻暴政毋须暴力的想法被视作天真，然则相信以暴夺权者不会为保权位而滥施暴力的，难道不是同样异想天开吗？暴力既已招来，也就不易请走，暴力的恶性循环更由此而生。
谬误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historic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曾被用作为暴力行动开脱，我对这两种思想传统深深不以为然。
首先，历史主义这套思想方式所强调的是特定背景，例如历史时代、地理位置、地方文化等等，论点在于要了解一个人的为人，必先了解其所处社会；要了解其所处社会，则须了解其历史以及种种影响其发展的源流。
历史主义思维模式源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为17、18世纪在欧洲大陆出现的知识传统，在文学、历史、文化、艺术、音乐方面产生影响，主要盛行于德国思想界。至于英语世界中，浪漫主义在文学及哲学方面较具影响力，历史主义却备受忽略。其后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的唯心史观及辩证法令历史主义更得以发展完备。
对于历史主义，从来就有不同演绎。
黑格尔右派（Right Hegelians）着眼于黑格尔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先决性质，认为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为不同族群（national group）各有特殊命运的理据，以及国家乃是在体现族群命运上的关键角色。黑格尔视国家为大于其个体成员的实体，此一概念为19世纪追求德国统一（德意志统一大业终在1870年由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完成）的浪漫民族抱负，以及20世纪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暴行的起动力。
相反，年轻黑格尔派则视黑格尔的社会学说为社会矛盾和社会进步的信条，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唯物观，正是对黑格尔思想中此一部份的最具影响力响应。根据马克斯的革命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势将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矛盾异化而遭唤醒，而资本主义必会被新兴无产阶级推翻的必然性。
Karl Popper对历史主义和被他视为历史主义基础的决定论（determinism）及整全观（holism）大加挞伐；他在著作Poverty of Historicism 中指出历史主义与「历史命运的无情定律」等量齐观，任何有关人类命运无可逆转的观点，都可化为暴力斗争的理据，既可藉以推翻高压政权，亦可用来压制人民，以顺应命运。右翼法西斯主义、左翼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均属此类。
Popper指出，历史主义的基本谬误在于人类历史既非预先决定，因而无从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势将受新发现的知识影响，但未来将发现何种新知亦无从预知。
暴力的感性动力
其次，作为20世纪的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发轫于欧洲大陆，以法国为重镇，对语言学、艺术、建筑、文学影响深远，最显著的效果，则在于令人怀疑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皆可能客观存在和认识。
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多世纪以来哲学界不断扬弃理性和现实的结果，最后得出的颠扑不破论说。虽然后现代主义者以反形而上学兼反知识论者的姿态出现，但其中却包含形而上反现实主义（metaphysical antirealism）、知识论主观性（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ty）、以感性为一切价值根源的观念，以及由此而起的知识兼价值相对主义，与科学企业贬值甚或负值现象。
后现代主义亦包含对启蒙（Enlightenment）理性的彻底否定，真实性与价值不再绝对而客观，反成相对而主观，这也正是17世纪末始于德国的反启蒙（Counter Enlightenment）运动产物，以致几乎陷20世纪哲学思想中理性思维于绝境。
Heidegger排斥逻辑和理性，为感性开路。Jacques Derrida解构语言，化为美学表演工具，目的是要暴露一切可以言诠的事物都存在矛盾性，让其一一表露无遗。Richard Rorty总结现实主义与客观性传统的种种失误，而Michel Foucault则把知识化为社会权力的表达方式。
撇除真实性和理性，我们还有何依靠？保守派自当主张以所属团体的传统为依据；另一方面，若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则随心而为、感性主导。
今人若抚心自问，究竟核心感觉何在，自然会与20世纪主流哲学家有关人性的答案产生共鸣。从Kierkegaard和Heidegger的学说中，我们学到感性核心在于深重的恐惧感和罪咎感；马克思学说则针对深刻的异化、受廹害、震怒之感；从尼采（Nietzsche）的学说中，可发现人类对权力的渴求；佛洛伊德（Freud）则揭示人类内心深处深沉而带攻击性的欲念。由此可见，人类内心的愤怒、权力欲、罪咎感、肉欲、恐惧，都是构成后现代主义感性宇宙的核心元素。
至于人类感性核心究竟取决于生理抑或社会因素，后现代主义者则有不同见解，无论如何，个人根本无从主宰感性，而个人身份实来自其团体身份，而团体身份及其「真实性」则为由其所属团体所主观决定的「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既然不同团体所形成的体验各异，其中包括经济、性别、种族等因素，根本没有共通的经验框架。
现时不少大学的人文学课程都以教授「民族中心真理」的所谓「多元文化论述」为主，而忽略了种种经典及启蒙时代思想。Allan Bloom 在其所著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1987) 即指出，现时所谓的博雅教育知性贫乏，实在误人子弟，而20世纪美国的社政危机，其实是一场知性危机。
当人失去观点和感性方面的客观标准，亦未能诉诸理性的仲裁，团体的命运自会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和碎片化，不断冲突是必然的结果。
讨厌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泛滥（例如第三身主语舍「he」不用，一律变为「s/he」或「he and/or she」），变成理所当然的政治手段。既已否定理性，自然不要求自己或别人理性行事；既已惯于感情用事，在处事和反应上自然不假思索，即兴而为可也；既已丧失个人身份，自会寻求从属于团体的身份；既然不同团体毫无共通之处，何妨互相敌视；既已放弃理性和客观标准，暴力竞争看来更为实际；既已放弃和平地解决纷争，自会为求自保而不择手段。
鲁莽的条件反射
对于粗暴的后现代社会秩序，后现代主义的应对方式，不外三种：Foucault，Derrida，或Rorty，视乎那种盛行而已。
Foucault将知识化作社会权力的表达方式，鼓吹人人参与政治角力游戏，代弱者出头。Derrida解构语言，隐身其中，与外界绝缘。Rorty放弃客观性，希望同一族群成员能够达成「民族中心契约」，彼此和平共存。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的取态要不是剑拔弩张、战斗到底，就是自绝于外界，或但求龟缩避乱。若采取Foucault式应对，语言及肢体暴力将被视为战争武器而已，只讲理性实难望调解纷争。
香港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无异，受后现代主义意念沐浴，容易受历史主义的空想家左右，单以此辈所创的本土主义论说观点，诠释香港的社经及政治困境；此等观点的卖点全靠包装与想象，并不看重理性与实证。
在某程度上，新一代年轻人在知性方面的成长之路，确实有别于其祖父母及父母辈。对他们而言，理性与实证已非化解分歧的可行标准，一旦面对价值或观念上的矛盾，往往从是否有损「民族中心真理」(ethnocentric truths)出发，而决定跟随Foucault，Derrida，或Rorty式那一种应对手段。
负责制订「抗贫战争」（War on Poverty）政策的美国自由民主派从政者兼社会学家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说：「意见大可自由，事实不容曲解。」后现代主义者大概会如此回应：「没有既定的事实，一切尽皆意见，而事实未可知，意见不同即非同道。」随即断定彼此是敌是友。
但凡发表过博客贴文的都会发觉，绝大多数表达意见者，只谈立场，而无讨论。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遗产之一。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所炼成的药汁，对自由主义未来的发展不会是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