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3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占领运动」结束之后，政府寄望能展开新一页，政制改革倾向民生议题为主，能否如愿自然有待时间证明；但民生议题一如政改，同样离不开政治。事实上，缺乏有效整合纷纭民意和各方利益的政制，民生政策难免流于支离破碎，陷于机会主义与及民粹主义，对香港造成既深且远的恶果，带来的伤害将不亚于政改失败。
造成这些状况主要是由于九七回归过程中，香港的政治局面渐成泛民与建制两大对垒阵营，当时双方政纲虽然颇多重迭，但下列三大取向却存在显著分歧。
各自盘算形势
第一，建制派侧重经济议题，泛民则倾向社会议题；第二，建制派对民粹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之害的疑虑远甚于泛民；第三，在北京关系问题上，建制派主要采取合作态度，而泛民初则敬而远之，及后甚至站于对抗立场。
泛民阵营的支持者，起初分为社会自由派与自由民主派两类，前者主张扩大社会政策层面，规限自由经济，不惜通过民粹式民主以达目的；此派多靠工人或公屋居民支持，在草根阶层建立群众基础。
自由民主派则倾向以自由民主政制作为香港免受北京操控的防卫盾，八九年「六四」百万人大游行之后其决心更为坚定。此派视民主政制为防护墙，认为足以保障香港的公民及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治以至私有产权。中产阶级欠缺上层社会的经济资源，无法在北京的影响下自求自保之路，是以视民主政制为护身符。
反观建制阵营之内，则包含几方面的利益集团，商界及专业界即使拥护法治、私有产权、利伯维尔场、低税率，对民主政制则支持度不一。其中部份人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以维护法治和保障私有产权，并认为民粹式民主不但直接威胁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而且间接蚕食政治和公民自由；
不过亦有部份人担心无论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制，终有向民粹主义低头之日，迟早也会假借民粹大多数（populist majority）之名，损及私有产权；他们并不信任民主派，尤其是社会自由主义。此外，也有部份人忧虑，寻租利益团体(rent-seeking interests)的倡议足以摧毁自由经济，以至本港的经济活力。
相信北京方面当初态度乐观，原本以为承袭自英国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制，能在香港提供有效管治架构，使「一国两制」在高度自治的环境中运作；而且较为谅解本地商界及专业界别团体的要求，及其对民粹式民主的忧虑。本地传统爱国草根团体，纷纷被动员拥护以及加入建制阵营，以抗衡社会自由主义团体。
可惜好景不长，在行政长官经由选举委员会选出，而立法会议员则通过地方选区及功能组别选举产生之后，英国殖民时期的主要管治模式随即崩溃。一旦采用竞选形式，姑勿论其代表性如何不足，以往自上而下的管治架构变成自下而上，若遇上拒绝兼听的政府班子，便会构成压力甚至冲突。
执政联盟考虑
观乎港英时期的执政联盟，所拥职权一概由殖民地总督所委派，自然唯总督马首是瞻；九七回归后，一切委任权则按《基本法》授予地方建制，选举过程虽可加操控，选举结果却难有十足把握。此外，操控之举无论成功与否，定必被视为离经叛道，以及惹来愤懑。
再者，总督有权罢免任何执政联盟的成员，既然罢免大权在手，自然对执政联盟掌握较多筹码；但与此同时，由于罢免职权为政府带来的毁誉难测，港督也务须审时度势、善用特权。
在九七过后的新形势中，政府行政机关在委任及罢免执政联盟成员方面失去控制权，与执政联盟有功难共享，有过却要一起承担。事实上，香港昔日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已变为既非自上而下、又非自下而上的四不像模式。
建制派执政联盟在设计上本属结构松散，行政机关难以操控，以致北京加强介入香港特区内部事务，从而协助行政长官，以增强施政效率。此一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全赖行政长官统领下各行政机关官员的个人魅力、发挥非凡的领袖才能，才有望有效。
由成功商家及专业人士组成的执政联盟，则始终有沦为寻租联盟或寡头管治团体之虞。殖民政府时代所以能避免此一现象，端赖行政机关的专业团队广纳社会各界代表开明意见的指引，加上港督又能充份履行把关之责。但此政治体制己经不再存在。
二十年以来，面对泛民阵营的压力，行政机关在施政上唯有倚仗建制派的支持，而在遏止此派的寻租倾向方面，则一直节节败退。为求保住对他们仅有的控制权，在委任时唯有考虑其对政府的忠心程度为主，而以实质贡献为次。
社福政治背景
可惜过去三十年，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角力，却遭逢急剧的社经转型。本地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分歧日深，不均现象亦愈演愈烈。1967年暴动之后，港英政府的政治安排一直行之有效，乃因工业经济的社经基础，以及在政府资助的社会服务辅助下，家庭支持结构稳固。
今时今日，工业经济的社经基础已不复存在，而新式高增值服务型经济至今仍未成形。离婚率日益飙升，在贫苦无依、破碎家庭现象日趋普遍的大前提下，大大削弱家庭支持的后盾。
港英政府管治下，执政联盟以商界及专业界别作为合作伙伴的「大哥」(senior partner)，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则只属合作伙伴的「小弟」(junior partner)，对于在经济政策范围以外的不少社会问题，行政机关也全靠这两类团体提出才能加以解决。本地最早期的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着眼于为公共屋邨提供支持服务，而这也正是港府在1967年暴动之后的施政重点。
作为草根阶层的代言者，自由派社会利益团体固然经常批评政府政策，但亦在改善政治和行政管治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层意义上，这类利益团体可视为当时执政联盟的另类的小弟合作伙伴，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与此界别相关的一应公共政策事务，由当时的布政司负责掌管。
这类团体后来纷纷加入泛民阵营，作为执政联盟另类的小弟合作颗伴的角色亦相应改变。传统爱国草根团体，则渐有取而代之成为执政联盟另类的小弟合作伙伴之势（亦有为势所逼者）。纵使此一转变完全不足为奇，但向这类社会利益团体分配社会资源，从此便蒙上一层政治色彩。
为弱势和贫苦大众提供社会支持日趋政治化之际，偏偏适逢新近社会问题相继浮现，例如低收入家庭比例大增、与子女同住的户主离婚、单亲家庭，以及新移民家庭聚居于新界北区公屋等等；种种现象虽已在近二十年来形成，却由于远离市区中心的视线而未获关注。
解铃系铃关键
激进政客日益取得年轻一辈选民支持，为本地社会敲响警钟。贫苦无依、孤立无援的家庭和社群迟迟未获所需支持，正是引致这一趋势的原因。政治虽无助于解决问题，却可让他们透过街头暴力宣泄不满情绪。
曾几何时，建制和泛民都以争取中间路线选票为目标，但彼此内部分歧长期存在，苦无化解良方，以致两大阵营结构日形松散，新的异见团体乘时崛起。
激愤政治抬头，促成泛民阵营撕裂，逐渐偏离为自由民主以及社会自由价值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建制阵营中激进派言论也愈见强硬。双方阵营既各自拥护激进民粹政治，也就索性毫无忌讳，任由激进面目表露无遗。
现时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正针对泛民的选民基础，展开竞逐。激进派对主流派的挑战初则限于内部，继而超越阵营以外，而聚焦公屋的新选票。一旦争取成功，激进派势将击碎本来文明的民主运动，而进一步瘫痪政治和管治，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
「一国两制」的构思本属史无前例，实施起来自然困难重重，亦无先例可援，两大阵营须以理性、耐性、谅解之心对待，无奈双方求胜心切，互谅互让的精神付之阙如；加上香港三十年来所面临巨大的社经转变，更令这场政治变革的实验雪上加霜！
要觅得正确路向、化解分歧，必须假以时日，给予足够空间，亦只有北京政府才能给与所需的转圜余地。
政治关乎民生，亦即众人的生计。当政制改革遇上铺天盖地的社经转变，探索政改之路就更荆棘满途；港人必须为过渡期内的这种新常态作好心理准备，应对之道始终在于理性、耐性、谅解。
假使北京无意要专责香港事务的官员亦以理性、耐性、谅解的态度去处理当前局面，则难望其他各方能本着理性行事。不管北京喜欢与否，作为主权国，唯有它才能有影响力化解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