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4月6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家境属基层与中下层的年青一代，生活水平将逊于父母一辈；反之，上层及中上层家庭中的年青人，生活水平将胜过父母。社会日形分化，此一趋势将延续至下一代。但对于造成这趋势的成因，经济学家则见解不一，这对于整体社会和政府当局将如何解决世代差异问题，其实极为重要。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seph 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属左倾民主党学者，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指出，大西洋两岸年青一代的投票模式与其父母辈有很大区别。香港亦有类似现象。
Stiglitz将这项差异归因于日益加深的世代间鸿沟，两代之间不但生活方式有别，即使人生经历以至未来展望，也各自不同。
人力资本根基
这言论未免过于夸大。Stiglitz所归纳出的世代间差距包括就业机会、生活保障与及自置居所能力三方面，下文将逐一剖析。
首先，Stiglitz表示父母辈所处的时代机遇处处，不愁出路，但今时今日的年青人动辄需经多月始能觅得职位，且多数没有经济能力迁离父母居所，即使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
待遇优厚职位减少，也就是说社会不均现象日见严重：收入愈高、增薪速率愈快；收入愈低、增薪速率愈慢。近三四十年来，全球各地都有充份数据显示这种情况，究竟原因何在？
我认为收入不均情况恶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投资（human capital investment）效应有变。随着科技发展，教育水平上升，收入愈多，亦即回报率愈高。现今年青一代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实较父母一代为高。
若能增加高教育水平一群的人数，便可补救问题。人力资本投资既可透过加强就业者的生产力而直接提高其收入，与此同时亦即减少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数量，而达至间接提升其收入。是以收入不均现象恶化，其实是社会及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失败所致。
观乎低下及中下阶层的年青人，父母往往已经离婚，人力资本投资极度不足。在单亲家庭兼有欠理想的环境中长大，子女难望有好的学习与模仿对像。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升，具高教育水平的男性选择与具高教育水平的女性结婚，亦即所谓择偶通婚，更加削弱了生于教育水平较低家庭的年青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他们远在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已经比别人落后，纵使往后如何努力，仍不易扭转弱势，换句话说，他们早已输在人生起跑在线，而现今的人生起跑线，是在出生那天。
至于出身上层及中上阶层的一群，父母较少离异，；早于幼年时期，即已获大量人力资本的投资。
Stiglitz指出在时下年青一代心目中，其际遇所以不及父母辈，非因在学业和事业上不够用功，却在于经济游戏规则不公，即使金融风暴由银行界害群之马一手造成，他们离职反获优厚花红奖赏，大部份更毋须为过失承担后果。
因此，尽管政治精英承诺将有前所未有的社会繁荣，可令人人受惠，但年青一代只看到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只会令处于收入分布最上层的百份之一的人士得益，使其更加富裕。年青一代对政治精英信心尽失。Stiglitz提出「认清问题才有望解决问题」之说，又谓「年青人能够认清问题所在，且认为世代之间未有公义，是有理心存愤慨的」。
若所指只限于一小部份年青人，则Stiglitz的这一论点可说不无道理，只是「愤怒政治」并非只限于政治左翼，而亦存在于政治右翼。美国有「茶党」支持者，提倡宗教觉醒、家庭价值、个人责任、反对堕胎、有限度政府；亦有「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来自白人低下以及中下阶层。
Stiglitz认为贫富经济差距日增的政治问题，是由于收入分布中最上层的1% 才能因投资较多于人力资本而获益。这论点并不正确。从数据可见，最高1% 的收入增加速率较最高5% 为高；最高5% 的收入增加速率又较最高10% 为高；最高10% 的收入增加速率也较最高25% 为高，余此类推，影响范围遍及收入分布的所有层面，根本就是深层社会、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世代平衡关键
第二，Stiglitz指现今年青一代的父母辈不愁就业、早婚、有能力自置居所、退休生活有保障甚至可安枕无忧，而生活水平亦普遍高于上一代。至于时下年青一代则要终生为就业保障彷徨，更要担忧要维持安逸生活以及为退休作好安排的积蓄所需。
这里牵涉一连串问题，但最关键者莫过于错误的社会退休金制度，以及日趋昂贵的医疗与市区住屋费用。
社会退休金储备不敷应用，促使年青人为退休保障拼命积蓄，同时渴求优厚待遇和就业保障，可惜部份人因缺乏人力资本而难以得偿所望。单就这一方面而言，由于父母一辈曾支持通过过度优厚的社会退休金计划，而现今退休金储备不足，年青一代则将远较上一代长寿，日后退休保障不足自是意料中事，他们为此大感不满，也就不无道理。
每一世代都有责任为下一世代着想，但在发达国家中，父母辈却已违反对下一代福祉作出承担的契约。要恢复世代之间的平衡状态，必须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首先，当局应马上削减所有政府开支X%，并将之定为常设减幅；其次，立刻提高所有政府税率Y%，并将之定为常设增幅。X和Y的数值在不同国家会有所差异，但一般都会订于双位数水平。
上述措施若非马上执行，则用以恢复世代平衡所需的削支和加税幅度，只会随年月上升。可惜有关决策者却反其道而行，不断提升开支和降低税率。年青一代已不信决策者有志解决问题，是以怒火愈趋旺盛，以至受蛊惑民心的民粹政客操控。
至于医疗费用日增，则属科技发达的产物。医疗科技日益发达，带来的后果却颇出人意表：医疗服务推陈出新、费用渐趋下降，需求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和需求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均相当高，社会对医疗的需求日增。医疗消费，及其相对于收入的所占比例均有所增加。
医疗开支可视为一种带来安康生活的费用，但亦同时有助为年青一代改善生活兼享长寿，是世代间可共享的好处，即使弱势社群中的年青一代，亦不见得会因这种社会开支而导致他们较其父母辈吃亏。
楼价飙升对策
第三，Stiglitz指出，使父母辈喜出望外的是，其置业收益比打工收入更佳。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往往得以承受父母名下物业，从中获益自然更大。至于其他阶层的下一代，大多数即使要达至最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也有困难，置业梦想就更是遥不可及。
至于住屋费用趋升的原因有何影响，现已愈见清晰。纵然Stiglitz认为楼价日增无非是投机活动带来的意外收获，事实上这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一个城市愈繁荣，趋之若鹜者自然愈多；市区居住密度高，既是楼价偏高的主因，亦酿成贫穷与不均。
近期发表的大批欧美研究著作，显示土地用途发展与建筑营造规管僵化，更进一步削减房屋供应，这实在是带动国际大都市楼价飙升的首要因素。
芝加哥大学谢长泰教授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Enrico Moretti教授，对美国1964-2009年间220个大城市进行研究，发现楼价偏高导致都市之间劳动力流动减慢，使美国GDP锐减13.5%，主因乃在纽约、旧金山、圣荷西等高生产力城市之中，房屋供应规管一一僵化。
两位教授在结论中点出，此等都市若降低房屋供应的规管门坎至一般城市的中位水平，当能增加劳动人口，并令美国GDP提升9.5%。由此可见，令年青一代挥之不去的楼价高踞问题，并非因利伯维尔场失误，而是由于规管过严，窒碍市场正常运作。
Stiglitz在其近期著作中作出如下结论：「前所未有的的社会不公、各式各样的不均，以及选民对精英信心尽失这三种现况，足以概括当前政治现状，亦可说自有其原因⋯⋯因此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的党派在政坛同告失利。」此外，他不认为更放任的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是有效对策，并指「假如社会主义的用意是令人人互相关怀，又关心环境，则有何不可。」
环球金融风暴结束八年以来，在经济衰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楼价高不可攀，收入不均恶化，弱势社群陷于贫困而缺乏流动性之际，不但年青一代深感挫败，社会上不少人亦有同感。然而Stiglitz对此的解说是否正确？我倒认为未必。至少根据大量相关研究，实情并非如此。对于世代间鸿沟的产生背景，已知甚详；至于应对之策，亦已有所掌握。
世代观念更替
来自民间的愤怒咆哮足证Stiglitz的有关观点欠妥，它们既有要求大政府，亦有要求小政府。年青一代的不满之声各自不同，其中拥护社会主义者有之，拥护资本主义者有之，甚至包含一大堆难以归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其他主张。
我认为年青一代的悲观心态并不纯粹源于世代间的社经鸿沟。对成长于后现代纪元的新世代而言，他们这种悲观心态也植根于其中的文化气息。
「后现代」一词首先出现于于1930年代，但以「后现代主义」作为广义文化现象的代词则于1970年代始普遍受到注意，是以父母辈较少受其影响。「后现代主义」旨在超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知性探索项目，藉以解开宇宙之谜，掌握大自然的奥秘，从而为人类谋福祉，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根据「现代主义」观点，进步是必然的，知识则有助人类免受大自然摆布，脱离一切社会枷锁。「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知识并非必然恩物。为免陷入「现代主义」的必然进步迷思，「后现代主义」以萦绕不休的悲观情绪取代上世纪的乐观心态。「随着时与事的演进，我们会变得愈来愈好」的信念，从此一去不返。
现今年青一代已不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全球所面对的重大难题，甚或自身的经济境遇有望胜过其父母一辈。在他们眼中，生命脆弱不堪，而人类存亡与否，乃系于小区合作而非个人竞争的新姿态。
一年半之前，香港有不少年青人晚间前往金钟，一同共享和衷共济的时刻，暂时放下日间的工作（个人竞争的其中一种形式），反映出他们已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