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5月1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九七以后，什么收费在香港一直维持不变？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回归至今学费完全未变，每年42100元。政府的政策是以收取的学费弥补大学教育经常性拨款的18%，由此可见，学费不变也就是说政府向各大学提供的学生人均拨款，18年来也是没有增减。
放眼世界，各地大学不断调高学费，中产家庭饱受压力，怨声载道。以美国为例，从1995年至2015年，非牟利私立大学学费每年平均由19000美元增至32000美元（2015年币值价格），公立大学则由4400美元增至9400美元。
宏观环球回报
若从大学学费与家庭收入中位数分析，则港美两地家庭的学费负担比较便清晰可见。1995至2015年，一个收入处于中位数水平的美国家庭，每名子女的公立大学学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率由8.4% 升至17.4%，在20年间增幅超过一倍；私立大学学费所占比率自然更远高于此。
1997至2015年间，同样处于收入中位数的香港家庭，每名子女的公营大学学费占家庭总收入比率，则由20% 降至14.9%；若将政府免审查家庭津贴计算在内，有关比率则由12.3% 降至11.3%。
1997至1998年，本地大学生每人平均获政府补助16168元，但2015年则只有10364元，约为学费25%；大学生所享的补助金按年持续递减，估计由于合资格家庭数目减少。
大学学费低廉，虽有助于减轻家长的财政负担，但会带来什么后果？低廉学费实际上是否善策？
升读大学须在公开试取得高分，香港的家长和学生承受极大压力，这情况虽非香港独有，却较其他地方严峻，原因有二。首先，取得大学学位的个人回报率特别高；其次，大学资助学额僧多粥少（约60000名学生争夺15000个学额）。本地大学学额不足，是以寻求学位不免涉及「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成份，也造成大学教育回报率偏高。
2001至2011年，大学教育的个人回报率由20.8% 增至23.6%（【图】），此等内在回报率已将每名大学生所承担的教育开支（包括因升读大学而放弃的收入），以及比中学毕业生多收的终身预期收入计算在内。以一生人的就业年期为40年计算，23.6% 的回报率，已胜过Warren Buffet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过去40年的业绩表现。
如此优厚的回报率，在发达国家之中只属凤毛麟角，即使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亦不多见。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中学及大学教育方面投资不足，造成教育回报率偏高，情况早已广为人知，但与香港比较依然有所不及。
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回报率排名，依次为美国（15.1%）、澳洲（14.1%）、德国（12.8%）、南韩（12.7%）、英国（11.9%）、法国（11.8%）、瑞士（11.1%）、新加坡（10.3%）、加拿大（8.2%）、日本（7.4%）。
教育工作者和人文主义者均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搏取高职厚禄。若此言非虚，则连同非金钱的收获，大学教育的整体回报无疑更为可观。
不过，大学教育既属政府资助，个人回报一项并未包括相关社会成本，例如各种大学补助金和贷款计划等，要是计算在内，则如【图】所示，大学教育的社会回报率由2001年的11.9% 增至2011年的13.1%，仍是极为可观，试问除此之外，有甚么投资项目是40年均可获取13.1% 的高回报率哩？
高回报率的后果
大学教育回报率偏高，引致多种后果。
第一，个人回报率偏高，容易误导家长高估子女升读大学的条件，以致过份擢力追求资助学位；一众家长、学生未必真正了解子女或自身之升学能力，而只凭有关回报率的市场信息作出升学决定。
第二，大学学额僧多粥少，公开试成为分配学位的唯一认授途径，其他方式恐会被指有欠公允，甚或有被滥用之虞。家长和学生为于公开试取得优异成绩，不惜采用填鸭方式，如此攻略是否有利学习可谓众说纷纭，但过度依赖填鸭快捷方式无助培育社会素所推崇的硬实力和软技巧，则是殆无异议。
第三，大学教育的个人回报率高，酿成坊间牟利补习社如雨后春笋，大受欢迎，其业务着眼于从可观的大学教育回报率中分一杯羮，是所谓「经济租金耗损」（rent dissipation）活动，此等机构的基本功能不在学习，而只在于训练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零和游戏之中取利，对教育并无真正建树。
第四，部份家长甚至沦为所谓「怪兽家长」，为人母者更因过份专心监督子女的家课和准备测验，而忽略了其他有益身心的亲子活动。一场争夺大学学位的零和游戏，不但导致学生过度依赖填鸭式教学法，成绩递减甚或见负，连带家长亦被拖进这淌浑水中。
第五，大学学费低廉，实际上主要惠及富裕家庭；相对于低收入家庭，富裕家庭始终经济负担能力较高，中上家庭子弟升大学的机会往往较大，社会上跨代流动性难免因而失衡。
第六，补助大学教育的成本偏高，对公共开支造成沉重压力，政府难以在学费补助金偏高的情况下增加大学学额，扩充之举只能透过自资学位课程进行，以便有效控制用于资助大学教育的公帑。
第七，大学资助学额短缺，公开试表现未如理想的学生须支付全费，以持续进修；换言之，能力较高者（根据公开试成绩）可享资助，对能力较差者则付诸阙如，令社会上收入分布不均的现象恶化；再者，公开试成绩难免与家庭背景挂钩，对收入分布不均的不良影响更大。
第八，可观的回报率令成功进入大学门坎的一群变得对课程种类和质量的要求往往不高。学费低廉，教育机构拥有较大自主权，各大学、学系、教师对学生要求的敏感度也自然较低。假使网上教育日后终成传统教育竞争对手，大学教育每况愈下的趋势，更绝非精进学府之福。
何妨另辟蹊径
在学生人均补助额偏高的教育政策之下，考生为求被取录而费尽心力；学额不足，收生须经严格考核筛选，以保公正不阿，难免须根据公开试成绩收生，由是助长了社会上填鸭式教育的歪风。
考试竞争白热化，产生「怪兽家长」、教官式的教师、为牟利经营的补习社，以及失去学习乐趣的单向思维学生。自笔者求学时期开始，读书和考试的压力就已是本地教育制度受人诟病的大患，问题的症结始终在于学位短缺和回报率偏高两方面。1981至1994年期间，大学资助学位大幅扩展，终略为纾缓供应紧张的状况，唯未能追上服务型经济的急速转型步伐。
根据公开试成绩作评核收生，并非放诸天下而皆准。学生才能各异，有些与公开试成绩高度相关，有些却不然。成绩最优秀的5%考生的公开试成绩，可能与其才能高度相关，但放诸成绩最优秀的25%考生则未必尽然。只根据公开试成绩取录成绩最优秀的5%考生，其误差程度将低于取录最高25% 的一组学生。分布曲线在最高25% 所占范围比顶尖的5% 为宽，可证有关观点；也就是说，今时今日，单凭公开试成绩收生，误差程度较30年前为高。
教育改革，以一次考试取代两次，确可减少学习和考试的压力，但大学资助学位仍然不足，舒缓作用有限。新设的通识科旨在培养学生的判断力，最终却变成又一个考试科目，学生被训练在考试时提供超过一个观点，以显示其判断能力。
我认为学生对通识课题的学习只依赖一贯的填鸭式方法，熟习多种观点之余却不求甚解，只作随意选择，一如「脸书」上的「赞好」作风，放弃追寻真理的宗旨，亦即学习判断力的主要目的。我相信只有将通识科列为必需合格科目，学生才会认真学习，从而重新领略其中乐趣。
大学学费上调，也是矫正教学资源错配的有效方法。学生十多年来接受填鸭式教育应付考试，是否应有人真正为他们想想，所学是否真能于日后学以致用？要知道人力资源，尤其是年青人，是香港的珍宝，不容浪费呀！
我必须先指出增加学费不需要亦不应加重家境欠佳学生的负担，当局应加强现行的补助金和贷款计划，以减轻加费所引致的负面影响，毕竟加费重点在于令富裕家庭多付学费。
增加学费的进帐可用作补助家境较逊的学生，并扩充大学资助学额，透过双管齐下，降低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政府在大学教育方面的开支虽会因而上升，却可同时提高效益及促进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