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5月2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文革在半个世纪前爆发，当时世界各地的政治意识形态普遍向左倾，两年后，亦即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美，我正在读中五，很快就发觉中国以至全球各地学生，都把社会上不平等和不公义现象归咎于资本主义，但对我来说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经济名词而已。
那年暑假，我细读《共产主义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以了解资本主义。也许是受到马克斯和恩格斯的学说影响，我随后决定修读经济学，结果碰巧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可是其经济学系与马克斯主义却是背道而驰。
制度的自由程度
在芝大期间，我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自由、民主理想如何不同，都增进了不少知识，对下列三种见解尤其深刻。
第一，资本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大于社会主义；后者崇尚集体自由，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大于资本主义。
第二，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想，较帮扶资本主义，而民粹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则贴近社会主义。
第三，民粹民主制的政治理想往往导致专制。
上述首项见解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民可以拥有私人产业，产权获得承认，若产权受到国家威胁，持有人可在产权未被侵犯前带同私人产业离开本国。由于承认私人产业权益，资本主义确保公民享有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
反观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公民既无私有产权，个人权利一旦受到威胁，虽有出国自由，但无产业可带走，其选择权大受削弱。说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保障大于社会主义，而后者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甚于资本主义，关键在于私有产权，这正是个人自由根基之所在。
除了私有产权，个人权利还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此等自由不同于私有产权，但它们彼此之间往往互相关连，例如外汇管制规限个人购买外国货品和拥有外国资产的自由，要知道这同时限制了购买个人信仰的外地宗教书籍，换言之等如间接限制信仰自由。外汇管制看似只用于规管经济自由，但其实也限制了信仰自由。
自由的公私范畴
从历史可看见第二种见解，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和John Locke（1632–1704年）提出维护自由民主制所需的哲学理念。Hobbes视国家为人民自发选择的社会契约，脱离「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中无政府和暴力两大特征，透过国家契约确立政治秩序，象征人类文明得以实现。
Locke更进一步认为人类文明不仅在于脱离无政府及暴力状态，更孕育出个人自由；国家职能除了避免人类文明重堕这两大深渊之外，还在于作出开明的政治安排。
在Locke眼中，人类天生理性、包容，由此推论，但凡个人都应能在法律框架内，就互认权利的适当范围和内容达成共识，而社会契约则缔造国家宪法权限和分权制度安排，促进人类在自由的环境中兴盛发展，利己利人。个人权利与私有产权受到国家充份承认、保障和维护，国家权力受到适当约束，防止无理干涉个人自由。个人的私人与公共事务范畴壁垒分明，国家无权任意干涉私人范畴。由此确立的施政制度即自由民主制，为个人自由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保障。
相反，Rousseau（1712–1778年）的自由民主观则主要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在其著作《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及《Social Contract》（1762）中，提出人类文明侵蚀人类道德。他视人类为大自然的「高贵野人」（noble savage），在习染文明之前独来独往、自给自足，为求存活而杀戮；在大自然中，人人生而平等、无分贵贱，但私有产权一经确立，顿成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
这种大自然本属浪漫伊甸园的想法，与Hobbes的学说实在南辕北辙。Rousseau认为文明和私有产权是对人类的诅咒，确立私有产权，就为一切不平等和不公义播下种子。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否定和痛恨私有产权的立场，可说是由Rousseau学说而来。
Rousseau有意通过社会契约彻底改变人类文明，让人人平等参与，建立「公意」（general will），亦即民众意志、集体意志、主权意志，但这种「公意」建基于否定私有产权的社会主义之上，而非在Locke学说中保障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
Rousseau的主张真可说是石破天惊，声称现状为颓唐腐败，要全盘推翻，为未来开创新局面；法国大革命可算是真正传承了Rousseau的理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若单以群众运动方面的表现而论，亦属类同。
民粹的专制因子
最后看看第三种见解。Rousseau提出的「公意」，是以集体自由取代个人自由。假使大众只有单一意志，则社会上再无个人自由选择空间可言，「公意」于是化为高压手段，进一步将政治推向专制之途。
若说政治选择是「公意」的体现，那么无论任何政治决定，都代表社会广大民众的意志，如此一来，政治选择也就变得异常宝贵。要是宪法制约或分权制度对社会大众的宝贵选择构成障碍，则需一一予以扫除，这便演变成国家权力专制。
民粹民主制会不期然引致专制。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可怖行为，实源自Rousseau的「公意」。1789年8月4日晚上至翌日早上八时，法国国民议会一共通过30项法令，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及欠款，瓜分贵族领土给与农民，此举将法国法制及社会结构彻底改变，随后极端主义及暴行日益猖獗，以致国民甘于接受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同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主义及暴力行为，亦有其相似之处。
自由民主制度之下，民选的代表任期有限，选民有时会作出不智甚或欠妥的政治选择，民选代表或会力有未逮而表现不济，投票本身可说毫不宝贵。社会上不同个体利益难免各有不同，政治是避免使用不必要暴力的一种管治社会方法。在聆听社会分歧的同时，政治亦力求尊重分歧，避免过度或经常介入，是以政治承认、保障、维护个人及私有产权。为确保自由，实有必要以限制任期及设定权限等方式来限制政府权力。
事实上，Rousseau的民粹民主和Locke的自由民主，都以「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为原则，两者的「多数决民主」究竟有何分别？缺乏个人及私有产权保障的「多数决民主」，倾向于专制和社会主义；不在多数联盟阵营的任何个体，较易也较多受到打压，私有产权既无保障，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亦会压缩。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受压程度较轻，资本主义运作起来也较为轻松。
在20世纪之中，有大部份时间对民粹式「多数决民主」的忧虑，在于个人及少数权益会否因向民主大多数让路而被侵犯和犠牲。近数十年来，多数联盟则往往由大量关注不同利益的小众成员组成，他们彼此间鲜有共享利益，是只因利益结盟的机会主义者。
一向以来对多数专制的忧虑，逐渐转为惧怕小众专制（且经常更替）的恶果，政治日益分岐，小众往往掌握否决权，左右政治决定、延误落实政策。政治僵局在世界各地已成普遍现象，有作者更公开称之为「权力终结」。
在上一世代，与政治抬杠的团体相继崛起，他们不再信任政界中人，反而宁愿孤注一掷，改为支持全无从政经验的一群。在寄望于政坛新人之余，这些团体更否定政治妥协–亦即保障个人自由，限制专制措施范围与程度的必要元素。
短期之内，香港难免仍须面对政府管治失效和政治僵局，可惜这只会令社会更倾向要求专制，自由民主不得不向民粹民主让路，也实在是现今世代的恶运。有人申辩香港并无民主，但可悲的是我们却有民粹主义和选举，因此，我们的制度难以产生任何解决政治争议的方案。
要解决眼前的政治困局，政改在所难免，但当务之急，港人必须抚心自问，到底要的是自由民主抑或是民粹民主。要寻求自由民主的出路，恐怕已是时日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