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6月2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世界各地智库组织经常发表各种有关香港经济的评估报告，而其中结论又往往互相矛盾。瑞士洛桑IMD 上月底宣布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温哥华Fraser Institute及美国Heritage Foundation又在各自发表的报告中，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但在伦敦EIU2014年推出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中，香港却高踞榜首。同一地方何以会有此南辕北辙的评级？
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首，岂能同时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个中矛盾不言而喻。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有赖政府充当持平的公证，确保公平竞争，并且维持低市场门坎，促进市场参与，无论各行各业的大小机构都能在公开自由的原则下竞争；相反，「裙带资本主义」须靠政府褊袒部分企业，市场参与并非一视同仁，不再是公开、自由的竞争。
究竟香港政府是否已由不偏不倚的公证变得倾向偏袒作风？
「裙带主义」核心
自从麦高乐（Hamish MacLeod）出任财政司（1991–1995年）开始，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缓慢地开始一点一点地淡化，不少市民觉得香港的经济机遇今非昔比，更有人认为「寻租」（rent seeking）之风越趋旺盛。
时下一众大学毕业生慨叹社会向上流动性大不如前，加上写字楼和商铺租金昂贵，令创业难上加难，有人认为寻租活动的出现，导致个人收入增长放缓。
政治方面，在年轻世代眼中，建制派政客不但是寻租者，也是助长裙带主义之徒，反对派政客则多属只求选票罔顾一切的机会主义者；年轻一辈中公然表达不满和怨气、亟欲民主改革能遏止裙带主义乖风者渐多，矛头直指社会精英，尤以当权派为甚。
各界精英和当权派的名声下滑，并非香港的独有现象，美国社会早已开始不信任华府政客和官员。民间对社会精英及当权者的抗拒情绪一般来自社会不公义、不平等、不均和贪腐引起的怨气，并非只因寻租活动；但寻租毕竟是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本地部份年轻一代有如此观感不无道理；可惜他们往往未明寻租活动崛起的原因，而对于现今尚算温和的寻租活动动辄义愤填膺的行动，未免略嫌过火。
变相图利手法
且看看EIU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量度方式。EIU采用统一且可重复使用的调查方法与及通用准则，持续收集各地相关资料，加以对照、分析。
有关调查只量度有利于寻租活动的经济状况，换言之并非直接量度寻租活动。EIU所采用的量度准则，是业务受政府规管程度较高的行业在整体经济所占比率；估计受政府规管程度愈高，愈倾向于出现寻租活动。
回顾历史，各地政府往往以维护公众利益的名义，立法规管建造、房地产发展、金融、媒体、运输、公用事业等行业，并与业界亦定期商讨如何厘定规管措施，部分国家的政府更把有关行业国有化。
谈判结果和达成的规管措施，每每决定行业的竞争程度、经济租金的多少，以及何者会得享多少经济租金；例如由雇主、雇员，或第三方瓜分经济租金；至于亏本的国有企业所牵涉或由前述某方得享的经济租金，则多会是由纳税人承担了。
要依靠裙带关系者，应从受政府规管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图利；规管程度较低的行业，由于竞争程度偏高，相对经济租金甚少。
华尔街近期因企业裙带风气炽烈备受谴责，其实不足为奇，皆因金融业正是受政府规管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各地政府在采购方面的积习，亦久已成为贪污贿赂的隐忧所在。至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海关往往是贪污弊病的温床。
矛盾之处，在于不少裙带主义的抨击者，都希望政府加强规管，以防止贪污和杜绝寻租，殊不知执掌规管事宜的官员与商家之间，却存着最容易产生寻租活动的关系。
有人以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透明度足以制约寻租活动，并减轻裙带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效应。我向来认为此一观点未免过于天真，因只聚焦透明度和问责性会加重寻租成本，但却忽略政府规管措施愈多，只会增加经济租金与及寻租动机。
此外，寻租活动并不限于组织性强的企业，同时亦在不少专业、行业盛行。此类业界擅于游说，通常以许可证规定、最佳实务或行为守则等方法设立入场屏障，操控市场运作。
为弱势社群请命的各类倡议团体，不乏出于自利而以政府资助及转移作为职业报酬或事业阶梯，在这一层面，同样可视为一方面为市民，而另一方面为自已利益的寻租团体，声称为民请命是他们旳理念，只是意识形态而已。
奉旨利益转移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规管措施愈多、大政府，都会产生更多的经济租金。EIU设计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的理念基础，正正在于此一因素，而非民主制度或政府透明度。
若时光倒流，用指数来衡量1980年的香港，其裙带主义的评分是否会较现时为低？
我估计这会是基于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数番转变。
首先，自1980年起，经济中的工业成分不断改变：制造业日渐式微，服务业则日趋兴旺。香港制造业以出口为主，自然成为环球经济中合理利润的追随者，而非本土经济的寻租者。
不少服务业受较高程度规管，是以寻租活动范围随之扩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亦带动各种专业及行业需求增长。政府严加规管的行业如金融、房地产发展、运输等占整体经济的比率亦得以扩大。在结构转型的带动下，香港经济倾向寻租。
其次，九七前后的政改，对各类新团体和新选民均产生赋权作用。立法会及区议会引入议会选举，既减轻企业、专业，以及其他非政府利益团体、政党的组织成本，有利寻租，这亦开展了透过政府规管为寻租活动制造新机遇的途径。
举例来说，最低工资立法将资源从雇主转移到雇员手上；强积金将资源从大众转移到金融业手上；强制楼宇维修则将资源从业主转到维修工程界，余此类推。
上述各种转移既不必在政府财政预算中作出安排，亦毋须经由任何额外政府开支负担；成为在政府财政预算以外，透过政府规管以产生经济租金的新路径。由规管而生的寻租在香港如此普遍，其中一个原因是《基本法》订明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难以增加财政预算。
由于牵涉政府对市场的规管，政制改革于是助长了寻租活动，可供争取的经济租金总额相信已随之增加。此等经济租金可在政府预算以外取得，无疑是政府规管措施一手造成的转移。
时势英雄效应
第三，本地就业人口中，愈来愈多受雇于部分财源来自私人捐献及公共开支的非牟利社企，皆因牟利私营企业转用高科技，改善生产力，毋须雇用大量人手；而且人寿日益延长，已退休者每以较低薪酬，在社企继续工作。
非牟利企业的营运宗旨并非以效率挂帅，又容许职员、服务对象以至第三方分享所得政府资助金及私人捐款，企业职员因而往往有可观经济租金可图。在西方国家，教会即属历史最悠久兼不以高效见称的非牟利社企之列。
无论建制派或反对派之中，均有部份政党惯于寻租，将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作自利或与选民共享，部分寻租活动渐渐引起社会反对之声，两大阵营的政党即使高举为民请命的旗号，其寻租行为已惹来年轻一代中激进分子的忿慲。
在经济、政治、社会范畴的寻租活动在本地有增无减，皆因此等经济（包括政治经济及社会经济）增长最高速的范畴，正属经济租金最为丰厚之类；事实上，这些都是政府插手其中的范畴，有份制造经济租金，而EIU正正是量度其中部份以订定「裙带资本主义指数」。
另一方面，Fraser Institute与Heritage Foundation所量度的经济指标，只是聚焦税项、物价稳定、汇率、失业率、法治、政府在经济中介入的范围等等，则显示尽管受政府规管的经济范畴在整体经济所占比率渐增，香港至今仍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至于洛桑IMD的重点既在牟利企业，并无检视政府规管经济日深之势，香港在这方面的生产力仍执世界牛耳，相反EIU「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则对此加以分析；可见不同经济指标各有不同量度工具与标准，致使香港在这些21世纪全球经济指标中一一领先。这状况足可反映全球经济今后的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