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2月14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香港政策研究所最近公布有关学生公民意识及对国家认同感的研究报告，发现约有36% 受访中五学生缺乏国民身份的意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特区政府未能把国民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课程之过，然而这些学生的父母辈，虽在全无国民教育的港英时期成长，却显然具有较强的国民身份意识；两代之间，为何会有差别？
有关本地年轻世代的国民身份意识，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部份学生及一众家长害怕年少学子遭受洗脑，竭力反对推行国民教育，而在政界反对派的支持下，展开一场极为政治化的反国教社会运动。
在2015年施政报告的引言部份，行政长官针对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刊物《学苑》主张本土主义和自立自决，大力评击；事态发展至今，政府已将行动升级，取消本届立法会中部份鼓吹港独者的议员资格。
身份界定虽看似有客观冲量条件，事实上却属高度主观，有大量社会学著作，阐释以种族、性别或族裔作为界定个人身份的依据，往往具浮动性，会随社会环境而产生变化。了解身份界定条件的变化，或有助于香港人对国民身份意识的理解。
身份模糊
放眼美国，种族或族裔多元复杂，20世纪之际，该国从多方面重新界定种族，意大利裔、史拉夫裔、爱尔兰裔、犹太裔移民的后代开始归入「白人」之列，西班牙裔人（Hispanics）则被视为另一大族群；至于华裔、印度裔、日裔的美国人，一概归入「亚裔」之列。
此安排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转变。南欧和东欧裔移民的「白人化」，是20世纪初新移民在美国社会向上流动、在文化上彻底融入的结果。20世纪末人数骤增的拉美裔混血移民，在这两方面都大为逊色，由于主要操西班牙语而非英语，在美国境内移民中成为西班牙裔的新族群。亚裔族群社会流动性高而组合多元，基于实际考虑，为增强其于美国的政治呼声和影响力，亦成为一大种族类别。
身份界定意识模糊的另一因素，在于不同种族通婚的现象，尤以1960年代以后，更见日趋普遍。异族通婚家庭的混血儿，从自我形象或他人观感而言，均引起复习的身份确立问题。
以往，黑人与白人通婚所诞生的子女，根据「一滴法则」（one-drop rule），只要父或母一方为黑人，均一律列作黑人；时至今日，这已非美国界定种族的通用法则。个人的种族界定可根据自我或他人观感，但两者皆会随时势转变而受影响。
社会学家大都认同，种族分野非纯粹基于血统方面，其实也受其他因素如社会、经济及意识形态的现状等影响，社会流动性及融入程度，足以影响个人或他人对种族分野的观感；至于性别、族裔等其他与身份有关的分类，虽然较少相关研究可资参考，但都出现类似现象。
若只聚焦社会层面的改变，也许有人会以为：即使身份基于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来界定，当身份在某一时期内，按社会定义分野，则各种身份的人口及成员会维持不变，但实情并非如此。
由于身份并非单以血统界定，遂变得含糊及变化不定。
身份的变化
较鲜为人知的是纵使各大种族类别会随社会形势大转变而重新界定，个人的种族界线，亦或会在一生中漂浮不定。
Aliya Saperstein 与 Andrew Penner两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共同进行的「种族流动性」（racial fluidity）合作研究中发现，1979年美国全国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首次受访的14至22岁青年之中，竟有五份之一在随后19年之中在种族分类上至少出现一次改变。
调查期间，对受访者回答的种族类别持续进行记录，并于访问后加上调查员填写的种族分类，后者无疑会被受访者所提供的答案所影响。再者，种族身份界定的转变，并非随机发生，人生祸事，如牢狱之灾、失业或离婚事件等，足以令受访者在往后一年被界定为「黑人」身份之机会大增，反之，人生喜事则有助提升受访者被界定为「白人」身份的机会。
有关转变每多为期短暂，受访者在一两年后，又会恢复被界定为原来种族身份，但亦有些人的种族身份是长期改变的。
无论受访者所报的种族身份，抑或调查员所界定的种族分类，都会随人生际遇而改变，亦与种族观感足以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观念互相脗合；种族身份分野的转变系于客观社会形势转变，并非偶然的个人主观变化。
关乎种族抑阶层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调查员往往因受访者的响应与某种族的典型惯常动态脗合（例如无业者）而将其归类。若外表征象模糊，难以作准，调查员往往宁枉毋纵，按成见将受访者种族归类；此说实在毫不夸张，亦与表象取决于社会状况的研究不谋而合。
据实验结果显示，皮肤较白皙的非洲裔美国人，若以非洲蓬松发型或穿看更制服出现，则比穿西装较易被视为「黑人」；社会地位较高的混血儿，多被视为「白人」。
假使上述调查员的观感判断确受影响，何以由受访者提供的种族身份答案，同样跟个人经济状况转变相关？这也反映出受访者同样受种族定型影响，在遭逢失业之类的挫折之际，白种受访者自认为黑人，大概没有那么尴尬，在心理上会较为好过。是以定型与顺应时势的社会压力往往并存，年轻世代较不情愿公开承认是保守派，上一代则较不愿意公开自认激进。
这实足以令人重新思索有关身份界定的一些重要假设。首先，「以白人自居」的现象也许实际上在受访者之中较为普遍，至少在不少受访者人生某时期内确曾如此。若身份浮游不定的现象普遍而非罕见，则我们所说种族对社经不均的效应容或有所夸大；既然被归类为黑人者多已处于社会边缘，种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有被过度渲染之嫌。
是以种族不仅关乎血统，亦是被社会现象构建的一种社会观念，在社会阶级化过程中，既是成果，也是元素。不过，构建社会观念的过程并非中立，社会将失业者归入黑人之列，正因种族定型之故；其他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亦随之而来，种族成为奠定人生经济前途的关键元素。
种族不公平现象，在有意无意之间移植到日常种种互动之中，更加大了种族分歧。一如社会结构中各类因素，种族分歧断不会无缘无故加诸某些人身上，而是系于社会状况如何配合种族定型，两者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效应，对不少人经济景况的际遇产生重大影响。
「本土派」梁天琦被发现原来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之后，触发一场「本土主义」究竟源于血统抑或社会的论战。显而易见，「本土主义」根本难以与血统扯上任何关系。
「本土主义」在香港崛起的因素大概有三。第一，民主发展进度过慢，部份本地人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与大陆相关的事物，一概采取敌视态度。野心勃勃的政坛中人看准时机，煽动相关情绪。
第二，自1976年以来，抵港新移民约近二百万，占本地人口超过四份之一，其中大部份属跨境婚姻（约占1980年代中期以来婚姻总数五份之二）基于家庭团聚来港。1996至2016年的20年之间，抵港移民为数约达一百万，约占现时全港人口七份之一。
英国为求限制外来移民不惜脱欧，那边厢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声言对付外来移民绝不手软，两国对外来移民的立场已众所周知，然而相对于香港的内地移民，英美的数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纵使香港社经建制完善，大批移民涌进却令经济不均现象恶化，亦对社会资源造成沉重负担。
第三，1990年代中期起，香港中产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社会上产生了愈见增多的「濒穷」阶层，虽未陷于穷困境地，但无论在置业安居、优质医疗、子女教育方面，均渐觉难如所愿，加上预期寿命日高，还需负担退休后悠长日子，倍感惶恐不安。一如其他发达国家中正下沉的中产阶层，本地有部份人同样将问题归咎于新移民。
本土主义所以在香港兴起，我认为在于无产一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陷于社经境况渐走下坡的困局，一众视之为政制未能有效响应其要求所致。单凭国民教育，或有望改善容忍度，但岂能释除背后种种恐慌与忧虑的情意结？要解开「本土主义」的心结，还须从社经改革入手。
参考文献:
Aliya Saperstein and Andrew M. Penner, “Racial Fluid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118, Number 3, November 2012, pp. 676–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