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2月2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本月刚举行，结果显示，在总数1200席位之中，泛民阵营估计夺得325席，高出五年前五成以上。
在频频出现「黑天鹅」的一年里，这可算是政坛上又一「爆冷」事件。犹记得我在人大2014年831决定前后，曾与不少泛民中人谈及他们在2017选委会选举中预计可得的席数，当时他们对取得多于200席都不存厚望。现在取得325席的结果自是意料之外。
即使在短短数个月前，亦未有人会预计泛民阵营在是次选举缔此佳绩，这出乎意料的结果其中重要因素包括「占中」运动后两年以来，社会上政治两极化的现象仍未能有所改善。
这对香港的未来政局发展有何效应？
政改重现曙光
首先，这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秩序，迈向公众认受性的一大里程。以往历届特首选举之中，民主阵营反对派空有广泛选民基础，但在选委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属点缀性质。
是以泛民阵营向来把有关安排讥为「小圈子」选举：缺乏广泛选民基础，并非「真普选」，认受性严重不足；不过，在今届选委会选举中既已取得325席，在明年特首选举便可发挥「权力制衡」作用，泛民阵营今后在本地政坛的实力不容忽视。
除了所占席位数目，今次选举结果，亦显示获选者不仅代表草根阶层利益，亦有知识界及专业界的代表，更包括可推动未来香港增值服务经济的中坚份子，泛民政党中一向缺乏这一阶层的呼声，相信今后将持续壮大，其影响力势将从特首选举延伸至立法会。
更重要的是，是届选举的选民并不支持主张投白票或激进派候选人。若能进一步团结及带领这股新动力，将可发展成为一股新的民主派势力；这支生力军有别于民主派的旧有势力，其代表的一众选民，在香港未来GDP中日趋壮大。这批后起之秀得以参与特首选举委员会，有利于提升所属团体的代表性，恢复本地政制在大众心目中的认受性。
率先宣布参加特首选举的前法官胡国兴，在政纲中倡议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民数目由现时的246,000增至100万，与2014年4月的「十三学者方案」（详情参看http://2017cenom.blogspot.hk/）所提主张颇为接近。
无奈此等扩大选委会代表性的高度理性主张，之前却遭大规模的公民抗民运动所淹没。激进与极端主张逐渐抬头，理性与温和呼声遭掩盖，毫无建树的的政治对垒令社会分化日益严重。
理性呼声能否重现需待时日证明，目前言之尚早，主要视乎北京、金钟，以及西环等方面决策者的取态，同时亦取决于亲北京爱国阵营、泛民阵营，以及选委会获选委员与其支持者的立场。
民主有容乃大
两年前，泛民政界中人普遍认为势孤力弱，要参与建制政治决策程序无疑异想天开，于是效法极端份子及激进学生的行径，在立法会中一味以拉布作为抗争手段，审议过程陷入强局，不少利民公共政策因而备受延误甚或泡汤。
尽管反对派每每从道德高地或理想角度自辩，摆出一副受到不平等对待而无法公平参与的姿态，但其实关键之处，在于眼见参与政治决策并无实权的情况下，失望化成不负责任与走向极端；但这亦不足成为借口。
尽管任何民主政体的正统理念，皆以普选为终极理想，但民主制度的运作，须赖各种实质可行的机制，而「权力制衡」正是确保其认受性不可或缺的一环。
自由民主政制未能借助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之势，继之以迅速发展乘胜而兴，近年更因民粹抬头而失去不少光环，迫使政治思想家纷纷另寻答案，探索民主政治秩序的基本特点，以及有效管治的途径。
在Daron Acemoglu 与 James Robinson近年合着的一部民主政治重要著作Why Nations Fail中，刻意避用「民主」（democracy）一词，而改以「包容」（inclusive）政制代之；「包容」更成为了政府是否真正可以有效地向广大市民问责的标示，尤以在市民各有不同利益与冲突问题的复习多元社会为甚。
纵使「包容政制」应会包括「真正普选」，细想一下，其实并非必要，但又只此不足，事实上政治生态波谲云诡，断非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道德准则与理想就能概括。
执政权力更替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一大特点，这既广被视为「包容」政制中衡量问责程度的最终考验，亦为彭定康（Chris Patten）最近于访港期间在演说之中，阐释民主政府运作时提出的关键所在；实行如此严格的「民主」衡量指标，可谓殊非易事。
新加坡纵有普选之名，却欠民主政制之实，皆因人民行动党在该国选举史上从无败绩；日本则自从1955年自民党创办以来，有九成三管治时期由该党执政，勉强尚可算作民主政体。对香港而言，如何把「权力制衡」机制架设于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政府各部门职能之中，正是要构建一个更具认受性政制的重要政治里程。
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民主政治秩序须在三大范畴内行之有效。第一，在采取选贤用能的自主制度中发挥效能；第二，在全民（包括政界精英及政府官员）均受约束的规章制度下，法治行之有效；第三，政府在程序上、实质上向选民负责的问责制中发挥效能。
前路危中见机
本地的政治难关，显然系于问责制，此结不解，自会影响其余两方面。现有的政治安排，主要是为维持香港约30年前在政治、经济、社会三环的状况而设，当年不无反对意见，但这确实代表了当年最主流的政治要求。
今日若提出扩大政制问责性的新要求，便须同时说服本地持份者与中央政府才可成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社会要推行政制改革都荆棘满途，香港更因本地社会以及本地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而更形错综复杂。
1990年《基本法》颁布之时，香港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重大比重，香港事务对国家而言事关重大，自然受到高度重视。相对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在英国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英国并不看重香港事务；只要香港不会成为财政及政治包袱，英国政府乐于容许香港享有较大程度的自主。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历经高速增长，香港的经济重要性相对降低，中国会否愿意容许香港有较大自由？只要香港不会成为政治包袱或对北京构成威胁，道理应是一样。
要提高特区政府问责性，并非要对国家构成威胁，应视之为改善本地管治的措施。在循序渐进、不扰乱固有秩序的大前提下，去增强政治建制代表性，与及改善政府问责性，是较易接受的举措。同样道理，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或日后的提名委员会）四大界别以及立法会功能组别的代表性，亦应被视为改善公共问责性而非威胁或对抗行动。
由此观之，北京政府的关注，透过积极参与国内政事的行政长官选委会委员加以表达反映，亦属合情合理。
如此政治安排的改变对香港而言也甚为合适，皆因较能反映香港社经生态在中国对外开放、全球经济融合之后30年来的重大转变：香港已从制造业经济，转型为日渐依赖人力资本质素的服务型经济，可惜期间香港在人力资本质素方面未见显著改善。
本港人口中有超过四份之一（近二百万人）为新移民，且以基于跨境婚姻和家庭团聚来港的非技术移民居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不均程度以及社会资源压力一一加剧；与此同时，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以超过十倍的幅度增加，并且集中于离婚率偏高的低收入家庭。
楼价持续飙升，民众按资产财富分为两类：「有产阶级」与「无产一族」；整体社会弥漫着气馁和绝望情绪，尤以年轻世代为甚。但事纵如此，若将香港近30年来的社经冲击与同期其他发达社会加以比较，即可见香港所受冲击其实比他们厉害，纵使在政制未见完善的情况下，但香港具有抵御能力比他们更强的制度，故仍能履险如夷。
上文阐释的种种转变，有待政府在政策上作出具体响应，重订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次序，并在广获不同界别选民的支持下，展现推行决策的领袖风范。回归20年在即，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将首度具备实质机会，自行选出最合适、最能带领香港迈步向前，进一步改善政府认受性的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