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3月29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知识型经济
未来社会势将由知识主导。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占发达国家工作人口一半，增长速度更将成为工作人口中之冠，这将如何改变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未来政治又将有何影响？
若与经济相比，这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较大。知识工作者具有专业知识作为「人力资本」，本身即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互惠基金及公积金的股份，知识工作者占大多数，亦属资本家身份。
此辈在工作上与工作伙伴合作，只论资历之深浅，而无上级与下属之分。历史上，不少职业的工作岗位都有性别划分，但知识型工作则无分男女。与性别相关的固有优厚待遇，在知识型经济中较为次要。
知识取胜经济
知识无分界限，跨越疆界，原则上，任何人只要具备知识，都有望出人头地。在知识型社会中，机构或个人均须面对激烈竞争，即使以地方市场为服务对象的机构，但由于顾客易于搜罗世界各地知识，亦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
随着教育日渐普及，知识工作者须与知识水平相当者竞争，各地政府为保障本国知识工作者的利益，往往采取发牌或限制外来移民等措施，以但科技逐渐发达，将有利于电子网络平台的交易，要保障此辈利益毫不轻易，毕竟顾客流动趋势已成，不能逆转。
知识虽然有助员工履行某些职责，却无法保证工作表现合乎理想；须知掌握知识不难，但有知识不等于定能成功，知识工作者各有优劣成败的表现，并非单靠拥有知识或技术知识。
种种「软性技能」（soft skills），诸如是否开朗积极，善于与人合作，以至毅力、常识、解难及克服逆境的能力，全都至关重要，此等条件从前统称「德行」，从前哲学家相信可透过锻炼而获得，一如培育个人品格。
适者生存世代
高程度知识工作者古已有之，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神职人员、教师等，然而放眼未来，知识技术专家（knowledge technologists），仍须依靠双手工作，及运用大量透过正规教育（非学徒制）所获知识的一类工作者，势将在工作人口中占主导地位。
纵然人手作业占大部份工作时间，这类工作者自视为专业人士，而非任由上级驱使一族，由于知识无分阶级，他们自然期望获得应有尊重。他们对工作的自觉性与专业知识使他们构成团结及组织完善的群体。
他们对自己确认的身份往往令同行之间关系宻切，看重彼此关系尤甚于工作本身，是以虽有转工现象，却甚少改行，对同行口碑的重视程度尤甚于雇主。
知识容易过时，这类工作者须靠持续进修更新知识。既以知识为本，即使技术高度专门，在行内的流动性也极高。知识技术专家固然看重金钱，却未至于凌驾工作表现和成就感，个人专业也被视作其终身职志。
只要达至教育普及，知识型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足以带来无限机会，任何阻碍向上流动的事物，都会被视为一种歧视现象。而良好表现和成就，更可兼得金钱报酬与社会地位。
竞争造成压力，却是知识型社会向上流动性的代价，在学习阶段已经出现，令人产生抗拒。要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促进竞争，保持学习兴趣和热诚，无疑是一大挑战。
自从1970年代以来，新科技发展倾向惠及知识在握的一群，教育程度较高者工资升幅远高于程度较低者。目前经济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学生与年轻工作者面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背后主因即在于此。
Charles Murray所著Coming Apart一书正好一语道破，指出白种美国人所以陷入经济困境，源自破碎家庭与单亲家庭的趋势。出身这类家庭的子弟，日后的社会向上流动性看来将大打折扣，在低收入以至中等入息家庭中尤其严重；高收入家庭所受影响远低于此，子女表现较为优异，平步上进。
富有兼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较能为子女筹划未来，形成富豪政治（plutocracy）的不良影响。近年有关跨代流动性议题，例如芝加哥大学赫曼教授（James Heckman）对幼儿教育的专题研究以及美国史丹福大学Raj Chetty教授对邻舍环境的学术研究，均特别强调这两方面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余暇自主新风
近两个世纪以来全球的经济繁荣，一直有赖各地生产力持续增长之势，市场带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有助改善人类健康，延长寿命，并促进自由和流动性。知识型经济壮大的特点，就是人们工作赚钱的时间日短，而用于追求知识和享受余暇的时间日长。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William Fogel）曾对1880至1995年期间，美国一般男性户主每年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作出估算（【表1】）。睡眠、饮食与个人卫生、日常杂务、上下班交通、生病等方面大概变化不大，至于工作赚钱的时间，1880年每日平均为8.5小时，1995年之际则锐减至4.7小时，预计2040年更进一步减至3.8小时（注：平均以一年365日计算，其中包括周末及公众假期）。
表1 每年时间分配趋势：一般男性户主平均一年365天每日时数分配
| 1880年 | 1995年 | 2040年 | |
| 睡眠 | 8.0 | 8.0 | 8.0 |
| 饮食与个人卫生 | 2.0 | 2.0 | 2.0 |
| 日常杂务 | 2.0 | 2.0 | 2.0 |
| 上下班交通 | 1.0 | 1.0 | 0.5 |
| 生病 | 0.7 | 0.5 | 0.5 |
| 工作 | 8.5 | 4.7 | 3.8 |
| 小计 | 22.2 | 18.2 | 16.8 |
| 余暇活动 | 1.8 | 5.8 | 7.2 |
可供余暇活动的时间则由1880年每日1.8小时，增至1995年每日5.8小时，预计在2014年进一步增至7.2小时。不过余暇一词也许未够贴切，皆因其中时间未必都用于享受与（结伴）学习，部份或会用于照顾别人或义务工作方面。工作多属无偿性质，改用「无偿志愿工作时数」（voluntary work hours）相信较为合适。
若加入人口预期寿命自1880年以来的增长数字，则人人终身可支配的时间，整体上亦有增加。其中有部份乃非自主支配时间（non-discretionary time），皆因睡眠、饮食、个人卫生和日常杂务方面，均是必须拨出的一定时间，然而个人一生之中的自主支配时间，则可望大幅增加（【表2】）。
表2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时间分配的预计趋势
| 1880年 | 1995年 | 2040年 | |
| 一生中可自主支配时数 | 225,900(100%) | 298,500(100%) | 321,900(100%) |
| 一生中赚钱工作时数 | 182,100(80.6%) | 122,400(41.0%) | 75,900(23.6%) |
| 一生中无偿志愿工作时数 | 43,800(19.4%) | 176,100(59.0%) | 246,000(76.4%) |
一般美国人一生之中可自主支配总时数，估计由1880年的229500小时，增至1995年的298500小时，2040年预期进一步增至321900小时；此等数字仍有可能低估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生中赚钱工作时数将由1880年的182100小时，减至1995年的122400小时，预计于2040年更大跌至75900小时。估计一生中无偿志愿工作时数，由1880年的43800小时增至1995年的176100小时，2040年将进一步跳升至246000小时。
将来，一般人每日可自主支配的时间分配，仅有四份之一用来工作赚钱，而四份之三则在无偿志愿工作，下一世代更为关注赚钱工作以外的个人兴趣，精神上满足感的重要性，势将等同于物质上的满足感，甚或尤有过之。
人到中年，知识专业人士往往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在努力工作赚钱一环，大概已臻顶峰。若这类工作者无法另辟个人与群体天地，培养志愿无偿工作的兴趣，则会出现问题。对志愿无偿工作的兴趣，令他们有机会于个人或精神层面再作发展，甚至作出贡献，获得成就感。
多元社会政治
社会上最终权力来源只得一个，亦即中央集权政府，这是现代社会与政治理论宣扬的道理。社会上普遍视一切社会问题与难关，都可以亦应由政府处理，这一信念在1960年代亦普遍获得认同；20世纪的前半期，由单一的政府机关独揽大权已成主导。
然而中央集权之势现已逆转。Moisés Naím在其所著The End of Power一书中，作出如此观察：「从会议室到战场，从教堂到国家，为何主持大局已今非昔比。」知识型经济产生出全新的多元社会（pluralist society），由专门知识工作者主导，而他们在个人与精神层面各有信念和兴趣。
这类工作者的权力，部份源于其完善的组织与联系。其中很早出现，且具备完善组织的非政府群体，就是商界企业，他们透过市场经济建立起良好的联系。各大学也日趋自主，俨如一座座生产知识的独立城堡；小区组织（主要为非牟利组织）则形成社会上的第三部门(third sector)。
组织的力量，在于其单一目标的特性，若要现代多元社继续进步，则必须保存这个优点，进一步分工，加强其专门特质，才能不断提高其生产力。无论大学、医院、教会、企业、慈善团体，或任何协会等等，均须自主经营，专注本身任务及使命，方有动力。
历史证明，近150年来，论业绩表现，向以任务为本的自主机构独占鳌头。一旦脱离营运焦点，优秀业绩就难以持续。「万能」政府表现所以每况愈下，正因凡事必管，缺乏焦点。
对于商界组织，市场的作用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处理矛盾冲突。价格能够提供信号兼诱因，将资源导向社会所需的途径；但对于调解非牟利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除非资源来自其服务的顾客，否则政治必然是唯一的化解机制；非物质利益不经市场交易，自然无共同货币可言。若政府为非牟利机构的主要资助者，采用顾客代用券不失为更明智的安排，胜过直接向机构拨款。
单一议题利益团体日渐主宰政治过程，加上为求自我膨胀和壮大实力，不惜将本身价值凌驾于公众利益。要防止多元特性对社会造成破坏，如何平衡公众利益与非牟利组织的特殊目标，乃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先前出现的各个多元社会终归毁于一旦，无疑是忽略公众利益的结果。为免历史重演，所有相关机构的主事者，必须冲破机构樊篱，从整体社会领袖的角度去办事。
因时制宜之道
在知识日趋密集的同时，未来新社会将变得更为专门化、多元化，有可能再衍生出众多机构团体，或多或少各具自主特性，各设领导、管理层，以及特定工作范畴。这是机构的实力泉源，社会亦须趋向多元，其中主要挑战，在于如何保障实力，免受自身的破坏力拖累。
以史为鉴，足见利益分歧的破坏力。自从各地社会实行工业化以来，农业渐走下坡，引起广泛保护农业主义，制造业亦如是，衰退更势将持续，亦引起了相关保护主义，一般透过补贴、配额，以及种种规管措施加以保护。因此，在向知识型经济过渡期间，可以预见各国将大举推行规管措施，保障没落行业。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覆辙？
当知识技术专家当道，将形成社会上一股政治势力。他们既为学成专门技术而付出重大投资，成为人力资本家（human capitalist），自然渴望保障其投资价值，但面对全球竞争，他们不会抗拒当局制订保护主义的规管措施与法规，结果削弱有助调解各团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的市场机制。
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势下，当政者的目光必须超越机构以至国界局限。活在21世纪，必须具备环球视野，个中要求已超越「在自利的同时避免损害他人」的基本社会责任；新世代的多元性更讲求公民责任，亦即在追求自身利益之余，亦须为小区作出贡献。
究竟要实施何种崭新政治模式，方能平衡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至今尚未分晓。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政局却已每况愈下，还须假以时日才有望摆平。
参考文献：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Moisés Naím, The End of Power, Basic Books, 2014.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Crown Forum,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