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无形资本的经济挑战
理念体现在人体内即成人力资本，可提升个人生产力；如在实物中即成为实体资本，可提高生产力。但现今无形资本已逐渐成为最具价值的资本形式，并非体现于个人、机器或建筑结构中，亦即并无载体。当前成功的经济体和企业，即具日益雄厚的无形资本。
无形资本雄厚的经济体，往往由理念驱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Romer，以理念为其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元素；其论点在于理念属非竞争性商品，理念虽已为人所用，其用途对他人而言亦丝毫无损，理念可一用再用，对促进生产力的功效不会因使用而消耗。
理念属非竞争性商品，能产生「溢出效应」；企业可将之加以适当改动，用以生产其他产品；基于可供一再取用、用之不竭的特质，其规模效应极高，用途不受地域与人口规限，而且兼具「协同效应」，可以结合其他商品理念，从而产生新商品和新构思。
擅于创造新理念、改良旧思维的经济体和企业，就能不断推出新产品，持续兴旺。企业在理念一环作出投资，推陈出新，取得成功。理念实为无形资本背后支柱，观乎近三十年来的往绩，顶尖企业无不在可扩充无形资本方面作出大量投资。
全球化趋势有助于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迅速扩充，全球供应链则便于企业将制造工序外判至低成本兼有利营商环境。与环球供应链接轨，善用新理念和旧思维，企业得到可观增长。全球化以及无形资本，成为先进企业的成功之道。
虽然在新理念和无形资本上投资好处甚多，却不无风险，毕竟新理念并非全属佳作或定必可行，对构思者而言，好理念未必可行，也未必带来利润。理念若行不通，投资便会泡汤，皆因无形资本有别于人力资本或实物资本，难以重新调配或在二级市场转售，因而顿成「旁置」成本；换言之，此种投资自然较难融资。
「溢出效应」再加上「旁置」成本，合社会在无形资本方面投资不足。有证据显示，无形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由少数龙头企业主宰，此等企业多擅于扩充本身各类投资，享用规模效应，并从其他企业收集溢出效应。
龙头企业的盈利和生产力都遥遥领先，滞后者往往不愿投资于无形资产，因其中溢出效应所产生的利益最终又会被龙头企业所占。龙头企业虽持续在无形资产上作出投资，但程度未能弥补滞后者不愿投资心态造成的疏缺，结果社会整体在这方面的投资不足，高回报只由少数龙头企业垄断。
因此政府与私营界别应要适当合作，克服无形资本投资诱因不足（尤其中小型企业）。在公共政策而言，最关键的措施大概在于制订标准、促进金融创新，并降低进场门坎，而非直接拨款投资，共同投资则属例外。
在无形资本密集型经济中，透过制度安排，促进基础建设的各种创新措施无疑至关重要。
无形经济中的基建
基建投资不足窒碍经济增长，是决策者和经济学者关注的共同议题，通常聚焦于如道路、机场等实物基建，从而促进有形资本密集行业。
基建对无形资本经济同样重要，因为无形经济有赖某些无形基建，例如特定「规则、规范、流程」，对无形资本的独特性质加以确认：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协同效应、沉降投资。
透过提供创造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理想环境，无形基础设施可为无形资本雄厚经济带来效益；例如美国硅谷，就是吸引人才集结和荟萃的创新「结聚」（cluster）环境。有碍人才流动的障碍务须减少，各地不少政府都支持发展此等结聚模式，以色列硅溪即属一例。
「结聚」成功与否，取决于另外两种基础设施：一种是吸引和凝聚创业家、高技术人才所需的可负担房屋和工作场所；另一种是纵横交错的公共空间、艺术及文化场地、交通枢纽、以及有助城市生活和思想交流的日常聚会场所。
Jane Jacobs倡议城市活化，早已提出此种环境给城市带来活力。政府近期就东大屿山兴建人工岛，并透过公私营协作模式，展开土地共享的各项计划建议，相信可创造良机，不单建设可负担房屋和工作场所，更为可供无形资本密集发展的都市环境注入动力。
无形资本密集经济必需提供合适「制度基建」，其中包括适当校准的知识产权、畅通无阻的互联网连接服务等标准，以及风险创投基金实务等规范。
至于最无形的基建形式，大概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互信」，由此促进协同效应元素的互动，并巩固无形投资所系的规则。Samuel Bowles在其2016年出版Moral Economy一书中，就提出良好诱因不足以完全取代良好公民的论点。
无形资产与中产自危
无形资产盛行，或为社会不均日趋严重的因素之一。资本渐由无形理念、构思组成，而不包括人力或实物资本，各种形势随之产生变化。成功企业规模之大远超从前，成功行业则更为集中。理想职位的待遇虽远较以往为佳，但数量却减少，而且多来自无形资本密集型企业。
中产阶层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收入分布则日趋两极化，中间阔大的现象已不如从前明显。入息中位数停滞不前，增长缓慢。在收入分布中坐困最低五份四之列者脱困心切，由此产生的上进需求，对学习及考试压力大增。今时今日一纸文凭只能保证就业，而非向上流动至收入分布顶层五份之一。
无形资本密集型龙头企业与其他公司之间，无论收益或效益都出现差距，导致雇员薪酬不均。管理无形资本讲求特定技能和知识，求才若渴的相关企业，自然不惜以共享公司利润挽留人才。
无形资产在两方面拉阔财富差距。第一，由于城市为无形资产企业提供适当合作环境，市区楼宇价值随之上升。有钱人每多坐拥物业，形成富者愈富。第二，无形资产地域流动性高，较易选择迁往提供最优惠税务的地方，政府对加以征税不无顾虑，。
1990年以前，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中产阶层占人口中最大比重。中产强势逆转，社会上最大人口组别渐失「尊严」和「社会身份」，造成颠沛动荡的政经局面；昔日四海一家的雅量、同心同德的精神，正不断受蚕食。
教育程度高、具备知识技能，足以在无形经济中大展拳脚者，相对于在社经转变中自觉遭受「遗弃」、对社会精英与都会价值观多所猜忌者，彼此之间鸿沟更逐步拉阔。如此心态已在全球各地酿成各种民粹运动（在港有「本土主义」），而仇外式反外来移民运动显然日趋盛行。
公共政策层面效应
各地政府一直未有及时响应无形资产崛兴趋势，现应关注范畴有下列五个：
一、争议性：各地政府可通过加强专利和版权法规，应对无形资产相关拥有权和溢出效应议题，但如此对策或会抑制无形资产之间发挥协同效应的机会，以致产生窒碍生产力的副作用。较佳办法或在于推动「较清晰」的知识产权法，并阻止含糊或无度的索偿。
二、协同效应：决策者须为意见交流和协作创造条件，有效措施包括都市规划和土地用途政策。监管机构不应对兴建房屋或工作场所处处设限。都市政策应有助于提升城市多元面貌和适居程度。各地政策亦可逐步投资网上协作和「遥距工作工具」所需基建，从而促进无形合作方式，大湾区项目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三、融资安排：目前的融资安排对无形资本密集型企业并不完备。政府可推出新式融资安排税务宽减措施，促使更易藉知识产权取得融资。香港虽为国际金融中心，但在创意融资方面步伐稍逊，赶快设立与时并进的融资基建，实为当务之急。
四、投资低迷：在无形资产方面，虽然擅于从溢出效应中获益的大企业投资不菲，却难望藉此弥补其他公司的差额。政府或须施以援手，投资基础研究，通过采购计划支持新兴行业，以及资助教育和培训计划。
五、中产自危：对各地政府来说，中产阶层下沉，情绪不安，是尤其严峻的挑战，目前仍未有善法解决。各种有利无形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有可能同时令中产问题恶化，扩大不安情绪。收入和财富不均差距扩大，以及尊严和社会身份消弭，均引发中产阶层情绪不安。
无形资产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于各种特定工作技能与无形资产之间的互惠性，当与无形资产的可扩充特质产生互动，会透过巨星效应令工资分布扭曲。
无形资产与管理实务之间的互动，亦关乎企业、行业、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力差异。管理层应对企业中的无形资产的扩张和深化趋势作出何种响应？互惠性势将成为核心：在无形资产挂帅的企业世界，优良管理更具价值。
企业的首选组织架构，视乎企业本身属无形资产的制造者抑或用户，从平铺架构中得益的制造者，授予中层管理人员高度自主权，只就短期绩效表现加以监察，用意在于从企业内部营造人际和构思自由交流的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如属无形资本的高用量用户，组织架构则宜层级分明，管理自上而下，皆因企业要务在于致力调配无形资产，用以争取当前最大回报。
至于生产力和管理方面，其中一大课题在于：究竟业绩关键纯粹系于管理实务，抑或同时关乎管理人员？若就无形资产而论，后者自然远较前者重要；管理层德行操守以及管理文化对企业成功至关重要。
常有论者提出：在无形资产至为重要的服务型经济中（与制造型经济刚好相反），对深谙企业文化而兼备德行操守的管理人员，必须进一步赋予实权。当今之世，技术性技能已非唯一成功要诀，德行操守反更重要，Facebook和Uber在这方面均上了惨痛一课。在无形经济中，教育和家庭的作用想必大得不成比例。
昔日积极不干预政策作为政策指引，旨在引导政府任由自由开放市场解决经济问题，只在市场失效、逼不得已之际，方才插手干预；与此同时，亦指引政府采取一切有助市场发挥应有效能的措施。无形经济正是一例：一旦市场出现溢出效应、协同效应、资本市场不完善性，政府应采取适当支持行动。
就无形资本密集型经济而言，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大概不在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于如何使之兼容并蓄。承袭自上世纪的种种社会和福利政策工具，也许已不再切合所需。
假使上述种种社经效应无误，则政府以至全港市民都务须再三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