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的宏图本欲创建「European Germany」(欧式德国),把德国融入欧洲,但反而搞出个「German Europe」(德式欧洲),把整个欧洲德国化。有人认为,1989年的德国东西统一,永远改变了欧洲的游戏规则。但直到这次欧罗陷入危机,才突显出内里严峻的意涵。

 

上月28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柏林发表演说,恳请德国对欧洲肩负起更多领导的责任。他说:欧罗区解体的话,势必酿成千古危机,其影响超出金融体系。 「各家自扫门前雪」的逻辑一旦扎根,我们怎可相信,每个(欧罗区)成员还会继续以社群为念,而不重拾过往的宿怨来个清算,借贸易或其他领域开刀?谁敢打赌,欧罗区一旦解体,作为欧盟基石的一体化市场仍可生存?毕竟脏乱的离婚案比和睦分手的多。

 

波兰外长勇气可嘉

 

他接着说:我要求德国,为己为「盟」,协助欧罗区存活和发达。别无他国可当此重任。我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说的波兰外长,但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害怕德国的势力还不及我开始害怕她无所作为。你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你不能不带领我们,但不是主宰我们,而是带领我们改革。

 

波、德历史上的恩怨极深(注: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线很长,但辽阔平坦,历来是德国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波兰外长公开这样说,需要极大的勇气。此言大胆、清晰地说明,欧罗各国都希望德国有所担当,建立一个名为欧洲、彼此可以分享的社区;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大过各组成部分之和。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威胁在与欧盟接壤的边界部署导弹后,夹在俄、德两强之间的波兰作出了明智的抉择。

 

虽然波兰希望今后更加融入欧洲,欧盟其他成员的看法较多考量。从战略角度出发,欧洲国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陈年恐惧,担心德国一旦居于支配地位,在追求其应有地位的过程中,会掀翻整条船。德国再度成为欧洲明显不过的超强后,对欧洲国家来说,昔日针对纳粹的「德国问题」(the German question),有了新的版本。这就是:欧洲能否找到新的均衡?德国能否学会如何领导欧洲?

 

德国被指眼看着欧罗水深火热,却袖手旁观,未肩负起领导的责任。德国虽力促欧罗区成立财政联盟,作为挽救欧罗的条件,但被指借领导权来打压其他成员,硬要欧洲接受其财政联邦制的主张。论者提醒世人,对欧洲来说,德国的规模从来都显得太大。法国显然希望由政府间合作,而不是一举跃进财政联邦制;英国和美国亦然。

 

重建金融市场对欧罗的信心时,柏林惯性高度关注如何避免道德风险。法、英、美这些国家也许习惯于听德国的调子。德国认为,放宽欧罗供应之前,各成员国先要同意紧缩财政。柏林和巴黎可信最后会妥协。德国如果行动够快,欧罗或许还有救,尤其是如果同时由欧洲中央银行入市,进行决定性干预的话。

 

不过,就如何处理南欧周边国家缺乏竞争力和经济成长的难题,这个策略未能提供长远而持续的解决之道,背后的经济问题其实从来都是一样。只有当德国承认,债权人(贷方)和债务人(借方)在制度内权责对等,才可望解决收支失衡的问题,长期维持德国所主张的财政联邦制;而且,紧缩的同时须有足够的经济成长以取得均衡,制度才能持续。

 

东西大陆盛极一时

 

领导欧罗区时,德国不想被指打压同伴的话,就必须认识到,财政联邦制不能是单方面的,不可把所有的调整都推给弱国。有关协议不论是否神圣到像条约那样,若逼使欧洲大部分地区无限期地紧缩,也就不可能在国内政治的现实下存活。

 

要说欧罗能否生存视乎德国的领导,相信很少人会质疑,但这不能仅是要求各国紧缩财政而已。德国正处于历史交叉点,为未来的抉择而苦恼,心情既犹豫又烦躁。

 

美国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教授曾经主张解散欧罗区。理由是:既然早晚会有成员无法偿付、脱离欧罗区,应确保这个离场过程尽可能有秩序、有协调地进行……,对经济的贻害减到最小。目前的危机要求各欧罗国明确地重新定向,由外债和紧缩转向国内的焦点和期望……。

 

所面对的挑战是找到一种新的政治说法,既着重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又不致于被指是排外主义和仇外心理。走中间路线的精英若不足以当此重任,极右派也就乐得填补这个空档,令社会失却中庸之道。

 

德国如何回应这个历史时刻?也许在历史中有迹可寻。

 

大约二千年前,全球最多可能有一半人口活在两种政治制度下:欧亚大陆的东部是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西部是统一的古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这一东一西两大帝国的疆土和人口相差不远,最终也都盛极而衰,其后的历史却大相径庭。中国纵使多次分崩离析,遭外族征服,但始终是一个国家。欧洲则自罗马帝国解体后,至今多国林立,期间大部分时间以日耳曼民族的分割最严重。

 

现代著名史家Patricia Crone认为,欧洲是三大元素的产物: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二、基督教;以及三、后来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也就是后来的德裔)武士。按照传统说法,古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

 

入侵罗马旨在掳掠

 

其实,当时灭亡的只是帝国西半部。因为从大约公元400年起,罗马帝国就已正式分为一东一西两个国家。东罗马通行希腊语,定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前称拜占庭Byzantium,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还存在了大约一千年,1453年才遭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

 

古罗马军队曾经在公元一世纪渡过莱茵河,进侵今天的德国,但遭当地的日耳曼部落歼灭。两个世纪后,轮到日耳曼部落循多路入侵罗马帝国,随处择地而居。但目的纯属掳掠、徙置,借助罗马帝国的条件,过得好些,无意越俎代庖接管国家,故此无所谓征服。

 

罗马帝国打不过这些「蛮族」,又赶他们不走,只好任由其据地而居,形成多个近乎自治的国中之国,这些「移民」后来更加入罗马军队;外来的日耳曼部落在五世纪再次来犯时,双方军队的日耳曼人各为其主。罗马军队后来足足有一半是日耳曼人,有日耳曼裔将领。

 

这些定居的日耳曼部落承认罗马君主。直到476年,才有日耳曼首领废黜西罗马皇帝,自立为意大利王。即便如此,掌管原西罗马疆界的这个日耳曼裔新王也仍然奉东罗马君主为上皇。

 

因此,以《罗马帝国兴亡史》传世的史家Edward Gibbon认为,罗马帝国并非亡于蛮族,而是内部败坏所致。日耳曼人并非帝国的「征服者」,而只是雀巢鸠占的流寇,但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变成了吞并。

 

由于日耳曼人是文盲,只会攻城掠地而不会管理子民,因此很快就承认了罗马天主教会,将所占之地依赖教会代管,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西罗马灭亡并非因为打输了哪场决定性的战争,而是四方八面都遭到日耳曼人入侵,到处都是新来者的拓殖点,国内几无完土。

 

到了七世纪和八世纪,伊斯兰信徒从阿拉伯半岛西侵,迅速征服北非和西班牙,直到挥军进入欧洲大陆,才被法兰克(Frank)人首领、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祖父Charles Martel挡住,保住了欧陆的基督教传统。后来,罗马教宗遭到伦巴第人(Lombard,日耳曼部落,先是入侵今天的匈牙利,其后在意大利北部定居)威胁,向查理曼的父亲Pepin求助。后者率军南下,收服伦巴第人。

 

皇帝教宗争斗频频

 

公元800年,查理曼到访罗马,获教宗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君主,成为教宗领土当然的军事保护者。

 

日耳曼部落众多,但只有法兰克人建立了持久的国家。法兰克王国全盛时,涵盖今天的法国、西班牙一部分、意大利北部和德国一部分,但与当年的罗马帝国相比仍然很弱。国王什至无力收税以养活军队,要靠封官进爵来管住领地的王公,确保其忠诚。

 

日耳曼部落间争战持续,教宗在各地的日耳曼贵胄里为神圣罗马帝国物色皇帝,谁成为日耳曼众部族的首领,谁就自动获教宗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确保为王者饶勇善战,日耳曼人的造王制度兼具继承和选举成分;日耳曼王是全欧洲唯一选举产生的王者。相比之下,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王国行继承制,比日耳曼王国来得巩固。

 

帝国皇帝与天主教教宗的争斗从未止息。这两大核心与欧陆各地贵胄和新兴城镇间的效忠关系经常转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生活的常态。后来宗教改革之所以在日耳曼大行其道,就是因为当地的世俗权力分散。帝国皇帝虽然本于职责,下令封杀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针对罗马教会的「异端邪说」。但撒克逊(Saxon)地区的选帝侯(Elector)Frederic和其他日耳曼王公庇护路德,欲借机染指教会,特别是名下的庄园。

 

及至1618-48年的「三十年战争」结束,有关各方达成《Peace of Westphalia》(《威斯特法伦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已饱受摧残,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这本来主要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宗教冲突,后来演变成欧洲列强的普遍争战。

 

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亡于法国的拿破仑。后者挥军东进,结束了头尾足足有一千年的第一德意志帝国(First German Reich)。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日耳曼应记一功。 1453年东罗马帝国遭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灭亡后,神圣罗马帝国顶住了后者的西进,令西方人得保信仰。

 

但基督教本身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大系。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和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名下的两大王国。但发展到十九世纪,欧洲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宗教不再吃香。民族主义在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得势,同时削弱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Chancellor)后,着手以铁和血也就是武力来达成德国的统一,最终借着两次有限的战争,建立了第二德意志帝国。

 

1866年,以奥地利帝国为首的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率领一批日耳曼盟友与普鲁士率领的另一批日耳曼盟友以及意大利,打了一场奥普战争。奥地利战败,以普鲁士为主的北部德意志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统一了日耳曼北部各国。隶属胜方的意大利也借机兼并了奥地利的Venetia(威尼斯)省,方便意大利其后的统一。

 

1870年的法普战争顾名思义是法国与普鲁士的冲突,结果令德国南部各国投入普鲁士的怀抱。普鲁士得北方日耳曼邦联之助,经长时间的围困后,在2月28日攻陷巴黎。普鲁士和日耳曼这次大获全胜,令日耳曼最终在德意志帝国属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全国统一,成为民族国家。

 

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拉麾下的第三德意志帝国发动第二次大战,志在征服欧洲。但这其实并非日耳曼历史上的国家目标。众所周知,德国最终战败,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直到1989年柏林围墙被推倒,才得以统一。

 

所谓神圣其实「三不像」

 

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的历史在今天是反面教材,引以为戒,不能作为处事的准则。但神圣罗马帝国能够存活一千年,给了我们三大教训。

 

第一,日耳曼各地的王者大都来自王室成员,经选举产生,皇帝不能大到令诸侯屈服,而是以施与受的利害关系共处,效忠对象可随权力转移变更。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形成了一种上佳的制度环境,令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脱颖而出。

 

第二,日耳曼王获教宗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统治大半个欧洲的合法性。今天,欧洲政府的地位要获得合法性必须得到欧洲人民的认受,要欧洲统一计划再有动力前进,则欧洲总部的一众官员须放下官僚的高傲、精英的气焰。

 

第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许很弱,但顶住了伊斯兰和其他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保住了欧洲的和平。这与其后单一民族国家的德意志第二和第三帝国大不相同。

 

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讥讽地说,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非罗马,也称不上帝国。但就是这个「三不像」政权展现神奇的生命力,肩负起奠定今天欧洲所有三大元素的名称和意念。信仰是基督教的,法律是罗马的,而作为帝国,所用的是非压制性的日耳曼行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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