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谈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科学创新。芝加哥学派以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治学,但并非奉为教条。用美国科学哲学家Thomas Kuhn曾说实证经济学属于「scientific paradigm」(科学典范)(《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匈牙利裔哲学家Imre Lakatos则形容为「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科学研究计划)(《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1978)。

 

不论称为「典范」(Chicago Paradigm)还是「研究计划」 (Chicago Research Program),芝加哥派经济学以「竞争令决策者有效分配资源,市场从而达致供求均衡」的假说(hypothesis)为出发点。这个概念来自— 市场一旦均衡,就再也无法在不损及他人的情况下改进任何人经济地位— 的「价格理论」。这当然就是「帕累托最优化」(Pareto optimality)的定义。由18世纪中叶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时代直至1930年代凯恩斯的《General Theory》(一般理论)面世,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共识。

 

认识经济 公民要素

 

认为市场会趋向帕氏最优化,需要作某种假设。这种假设是「良好的近似值」(good approximation),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精确」的。与凯恩斯典范相反,芝加哥典范认为,帕氏最优化与现实的差距纯属随机性的干扰,不影响我们对经济的了解、以及其作为基本假说的作用。

 

芝加哥学派治学的标志是,坚守上述「良好近似值」的假设。实证研究结果若与理论的推论不符,则视为异常,在下列四途径中择一纠正之:

(i) 覆验数据,看能否把异常逆转;

(ii) 改善模式的变数,看能否解释这些异常;

(iii) 修订理论,收纳不符合理性行为的假设;或

(iv) 将这种异常列人研究议程,再作探讨。

 

在这四种途径里,芝加哥学派先试用(i)和(ii),无效则再用(iv),但很少用(iii)。相反地​​非芝加哥学派四种兼用,不会漠视(iii)的可能性。芝加哥学派绕过(iii)并非囿于教条,而是认为其研究方式成效较小。

 

芝加哥学派凯恩斯用(iii)来解释美国大萧条的严重失业率是缪误的;这并非单为捍卫研究须跟循正确的理论,更关系着需在教育学生或其他界别人士时建立及维持经济学的智识楷模,帮肋公众认识经济学的正确模式,作出「恰当」的假设和提问。

 

认识经济学是良好公民质素重要的一环,经济学界,尤以芝加哥学派,素传授正确的经济学观念重要天职。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从根本上挑战市场论,芝加哥学派觉得有必要舆之正面交锋。

 

紧缩货币 加深衰退

 

凯恩斯的主要分岐是提出可以非充分使用资源的「新均衡观念」,从根本上挑战市场论。换言之,市场已失却供求均衡功能。有些失业者即使生产力等同在职者、接受同等甚至更低的工资,也还是无人聘用。对于凯恩斯的这个说法,芝加哥大学的Knight和Viner都表示难以苟同。

 

芝加哥学派处理了三个具体的挑战。 (1)佛利民(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反斥凯恩斯凭空提出「总消费函数」的概念并无理论依据。佛利民从基本原则出发,构建消费理论,他并发现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增加开支以刺激经济的作用不大。即是说凯恩斯式的财政稳定政策难以带动经济。可惜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们太健忘,三年前仍然以此来应付衰退。

 

(2) 佛利民推翻了凯恩斯有关「金钱幻觉」 (money illusion) 的假设,也就是认为世人会错将口袋里钱多等同真正的财富,忽视其后因为钱多带来的通胀。佛利民与同工Anna Schwartz有关美国货币史的研究发现,长远来说,货币供应与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一对一关系,反而货币供应和实质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缺乏类似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也证实了紧缩货币政策加深了1929开始经济衰退,并使之恶化成为大萧条,佛利民认为联邦储备局紧缩货币使经济衰退恶化成为大萧条实在无必要以凯恩斯的理论去解释。 。

 

佛利民认为长远来说失业与通胀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他主张政府采用固定货币规则(fixed monetary rule) 去稳定经济方为上策。

 

佛利民由此复兴了David Hume(休谟)1748年提出的「货币数量学说」(Quantity Theory of Money)。佛利民根据休谟的说法指出,增加货币供应虽然可短暂带动实质GDP,但难以确定需要多久才能见效。因为这首先视乎公司与个人对经济的预期,而这又受他们对政府稳定经济对策看法所影响。

 

佛利民的看法启发了一连串最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包括:Edmund Phelps(2006年诺奖得主)的通胀与失业消长、Robert Lucas(1995年诺奖得主)的理性预期理论、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2004年诺奖共同得主)以及Thomas Sargent与Christopher Sims(2011年诺奖共同得主)的宏观经济动态。

 

西方其后在石油危机中陷入通缩,失业与通胀并存。凯恩斯学派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佛利民的学说获得证实。 2008年华尔街触发金融海啸后,美国财政部和联储局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银行集体倒闭、重现1929年之后的大萧条。可以说佛利民学说使美国不致再遇1930年代25%的失业率,挽回了大量财富、就业以至生命。

 

(3) 芝加哥学派第三个挑战,是平反被凯恩斯主义攻击的价格理论。自亚当斯密以来,「竞争性市场呈现单一价格」的命题一向是价格决定论的典范。但George Stigler (1982年诺奖得主) 的研究发现,市场即使达致均衡,也不会只有一种价格,而是可以多种价格并存,上下价的分布视乎取得搜寻资讯(或找工作)的成本。因此,当存在搜寻成本时,多价并存方合乎效益,而效益也会造成多价并存的局面,一价市场并非市场论固有的成果。至此,价格理论不但获得证实,更大大开拓了经济学在搜寻(search)、转换(turnover)、过渡期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等多方面的应用。 Stigler证实,当劳动市场达致均衡时,仍然可以存在可见或可以测量到的失业。搜寻理论更启发了Peter Diamond、Dale Mortensen 与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年诺奖共同得主)有关劳动市场过渡期失业的研究。

 

高斯定理 改变深远

 

芝加哥学派的创新属于「保存典范」或「延伸典范」,因为大大增加了市场论的应用范围,将很多此前难以进行经济分析的行为纳入了研究范围,例如:

 

(1) Coase(高斯)定理- 经济学界在1960年之前,普遍接受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对受损者造成的损失惯常大过施损者从中的得益。但Ronald Coase (1991年诺奖得主)的一篇论文指出,当各方都为己谋求最佳效益时,若无其他交易成本,受损者又未能诱使(即贿赂)施损者放弃加损,则施损者放弃加损的边际成本会大过受损者免受损的边际收益。

 

高斯定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重新界定何谓交易成本,但自此改变了经济学者看待界外因素的方式。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界外因素其实是与正产出并生的负产出。其承受者如何得到补偿,应由产权所属和侵权责任法去界定。

 

高斯扩大了交易和商品的概念,纳入了买卖双方均享的避免蒙受损失权利,令经济学得以用标准价格论来分析另类产权分配(以及侵权责任)的经济后果,甚至可以解释这些权利(或侵权责任)的客观既定分配。

 

高斯的成果令经济学得以广泛应用在其他领域,例如法律学的经济分析、有关管治和组织的经济学(Elinor Ostrom 与Oliver Williamson因这方面的研究分享2009年的诺奖)、机构和制度及其历史演变的经济理论(Douglass North因这方面的研究获颁1993年诺奖)。

 

(2) 人力资源-Gary Becker(1992年诺奖得主)完善了教育与培训可视为一种资本的观点。此后,就学和累积工作经验所用的时间被视为人力资源投资的替代品,得出一套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挂钩的理论。

 

(3) 时间分配及对非经济行为的应用- Becker有关时间分配的理论特别引入「时间」作为一种额外的资源;从而开发出家庭消费分析的新方法。很多此前未能用经济分析方法探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范围。

 

Becker主张将个人的偏好视为稳定。这相当于假设行为上的变化或差异来自科技变革或所蕴含的资源,令相对的要素价格(factor price)产生变化,无关乎偏好变化的外因。他这样做排除了使用“偏好已经改变”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理由或借口。 Becker据此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涵盖面广,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

 

将稳定偏好的假设用在芝加哥典范上,加强了芝加哥学派预测经济的能力,却也令其较容易遭到否定。 Becker此举令经济理论得以广泛涵盖此前被视为非经济的行为,例如婚姻、生育、离婚、意外、歧视、幼儿​​期发展、罪与罚、滥药等。现在不仅芝加哥,其他各经济学家都广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垄断定义 多有争论

 

(4)生存者原则(Survivor Principle)-大量应用「生存者原则」是芝加哥典范的一大特色。 Stigler用来解释公司规模的分布。公司有大有小,各不相同,因其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各异。 Stigler发现,行业只要有竞争,不同的公司选用的资源质素不一样,因此由小到大各种规模,都可能有高效能的公司。而随着公司数目增加、现存的公司成长、另一些公司退出,整个行业也就得以扩展。经济学本来假设在完全竞争的行业里,所有企业都必须相同。 Stigler的研究放宽了这个限制。

 

由于有关工业组织的研究,Stigler较少针对垄断的问题。他承认市场有可能出现垄断,但觉得指控的成分远多过事实。即使真的存在垄断,通常也是暂时性的。只要竞争者得以自由入市,很快就会抵消垄断体对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力。芝加哥派学者反对垄断,但觉得在现实中极为罕见,影响有限。因为,不少看似垄断的行为,大都被自由入市所抵消;若未能因此而打破垄断,那主要是因为政府立例保障,令监管变成入市的屏障。

 

「高效市场」(Efficient Markets Theorem)定理是基于Modigliani-Miller定理(1990年诺奖共同得主)驱动的金融研究计划,是芝加哥典范的一种变调。其中激进版本认为,市场永远有效,并无问题。这个立场比较极端,大部份芝加哥派学者都未必认同。较温和版本认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通常运作良好,投资者难以持续地跑赢大市。这个看法很有力,经济学者至今仍然广泛接受。

 

佛利民等芝加哥派学者一早认识到经济泡沫的存在,有些现​​象除了看作市场泡沫,否则很难解释。当初,宏观经济学者从理性行为和具前瞻力的假设出发,一直无法用经济模式推论出市场泡沫。现虽已构建了这类模式,但仍是芝加哥典范经济分析学的一项挑战。

 

芝派学者 获奖无数

 

(5)数量经济史- Robert Fogel (1993年诺奖得主)首创以标准价值理论和实证分析法检验各种有关美欧经济史的研究,推翻了当时习以为常的说法。 Fogel的研究采用了传统史学此前未闻的技巧和标准,令历史需要大量改写。这项成就说明,即便在古时,市场一般也都运作良好。反过来,一些不熟悉历史的经济学者,也因而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新的认识。

 

Fogel和同工最富争议的研究是重新解释美国早期蓄奴的历史。他们发现,当时南方利用黑奴耕作的庄园比家庭式农场效率高,若非南北开战,庄园根本不会崩溃,黑奴也不会获得解放。 Fogel更发现,在美国废奴后获得自由的黑人,经济地位反不如前,换言之,获得自由并非没有代价。 Fogel因此被指种族歧视、为奴隶制诡辩。幸亏这项研究够科学,难以否定,才熬了过去。可能也因为他的妻子是黑人,而且他年轻时,有十年时间是活跃的美国共产党员。

 

(6)传统农业的过剩劳动力-TW Schultz (1979年诺奖得主) 1964年的著作《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改变传统农业)强烈冲击了当时有关「传统农业剩余劳动力无限」的观点。至今仍具影响的一种发展经济学信念认为,农村由于劳力过剩,从事农业生产的边际产量是零,因此可大量转移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不会对农业造成损害。 Schultz以真实的自然例子证明,所谓农村劳力过剩只是城市学者五谷不分的幻想。劳力过剩的看法其实是假设,市场并不均衡。 Schultz再度证明了,市场论的芝加哥典范亦适用于传统农业。

 

自从1970年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到2011年,前后42次,合共67名得主。其中16次合共25名得主的成果可直接追溯到芝加哥典范所激发的研究。这在42年的经济学奖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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