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普羅大眾覺得貧窮問題日益嚴重、貧富日益懸殊,香港輿論焦點移向如何增加公共房屋供應,以及改善福利計劃兩方面。眾所周知,公共房屋供應的規模與範圍極大,但社會福利服務所牽涉層面之廣,卻非廣為人知。香港大學一位同事告訴我,據他最近計算所得,政府提供的福利計劃,總數竟高達221項。

 

雖然政府在房屋和福利兩方面的負擔如此沉重,卻甚少有關這兩方面對家庭制度影響的研究。美國和英國有大量社會科學研究,發覺房屋與福利計劃對家庭制度造成重大衝擊,對經濟造成嚴重而深遠的影響。家庭是經濟活力的命脈,其重要性卻一直備受忽視。我會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政府政策與制度如何對家庭造成衝擊,以及對經濟表現的影響。

 

子女的「消費功能」

 

在經濟學上,子女可稱為投資兼消費品。這裏所謂「投資兼消費品」,無非用以客觀描述這兩種在各地社會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行為,絕無貶意。這種看法尤其突顯出投資與消費兩種行為的相互關係。投資必須儲蓄,而要儲蓄,就必須放棄原有消費。從這個角度出發,就知道由政府資助的房屋及退休金,為何對家庭及其種種選擇產生重大影響。

 

父母對子女的愛,可算是通過生育表現的一種消費服務。其他人如祖父母也能從孫兒身上得到滿足感。雖然乖孩子的消費價值較高,但即使是壞孩子,父母也可從他們身上獲得滿足感和效用。在工業時代以前,養兒育女,往往只為自家農場培養幫工,或繼承家傳事業的學徒,供養父母。當時一般家庭仍以務農為主,子女是不可或缺的長遠投資。

 

不過,由於以往兒童夭折率甚高,投資在子女身上難免須冒一定風險。婦女因生育喪生是司空見慣的事,她們終生以生兒育女為目標,生育期不多於四十年,但大部分生產超過十名子女。農業社會的人口增長始終有限,部分社會更會無以為繼,可見人類得以世代相傳並非理所當然;家庭無疑是人類賴以傳宗接代的關鍵制度。

 

子女投資價值的起跌

 

工業社會的興起,為婦女提供遠多於從前的工作機會。婦女加入勞動市場後,提高了進修和在職培訓的意欲,時間價值亦隨工資上升。生兒育女需時,為使婦女的時間用得其所,一般家庭往往寧願節育,轉而集中投資在子女質素方面。至於子女為父母提供的「消費功能」,則可分量和質兩方面來看,其中「量」即子女數量,「質」則為培養認知、體格、外貌、品格以及樂趣等特質。雖然生育較少子女,但子女質素較佳,反使投資的回報增加了。

 

醫學上的發展,也間接鼓勵了重質不重量的生育方式,發揮帶動工業化時代經濟擴展的功能;醫學上的突破,大大減低了嬰兒與兒童的夭折率,使一般家庭不必靠多生孩子,也能獲得所需子女數目,讓婦女得以就業,參與市場經濟。

 

其次,醫學上的種種發明,不但減低了各種疾病的發病率,也令環境衞生有所改善;患病日子較少,可用以工作時間較多。一般人在自身及子女身上所得的人力資本增多,等同投資獲利增多。人類活得更健康,壽命較長,更肯投資在學習活動上,此所以發展中的經濟體,人們都會增長學習的時間;教育和保健是相輔相承的活動。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相對於供父母消費的功能,生兒育女的投資功能已日形削弱。以往,子女的投資功能有二:一、子承父業(以務農居多);二、養兒防老。

 

今時今日,子承父業的例子已不多見,反而大多投身勞動市場為外人打工。養兒防老,在富裕社會中就更不當一回事。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計劃,可以全面或至少在某程度上發揮養老的作用。城市人都紛紛渴望通過置業來積聚家財,以供養老之用。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為順應私人置業的需求,還提供各種補貼措施,包括按揭補助、稅務優惠,以及政府提供資助私人房屋。

 

事實上,生兒育女部分原因仍在於「消費」。家之所以成家,有賴子女;即使家人偶有不和亦能維繫彼此關係,子女可說是箇中關鍵。分居和離婚率,往往在一段婚姻中有兩個高峰期:一、婚後數年仍未有子女,但於子女出生後會回落;二、子女長大成人,毋須父母照料。

 

家庭制度衰落的政經背景

 

家庭制度為何會出現變化,甚或步向衰落?箇中原因可分為經濟和政治兩方面。

 

經濟原因倒屬次要。工業革命前,典型的經濟單位以小規模家庭式農莊為主。子女起初多受僱於父母,而以繼承家業為最終目標。有限的土地資源不斷分拆,足以威脅整體經濟的穩定性,這是當時社會所面對的一大挑戰。家產分配長幼有序,分配落空的子女被迫自立,加上戰亂、天災、疾病,構成維持經濟發展的社會與自然淘汰過程。

 

進入工業化時代,大企業取代了家庭式農莊。為外人打工,亦成為工業經濟時期的常規。子女可自由選擇為管理較為完善的企業打工,發展個人興趣和一展所長。由於家庭事業已不再是子女未來的長期僱主,家人之間的連繫自然轉趨薄弱。

 

孝道有利經濟

 

父母可以通過鞏固文化和道德觀念來恢復親子關係,以鼓勵子女在自己晚年侍奉左右。一個社會若重視侍奉父母安享晚年的規範,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意欲自然旺盛。孝道是一種經濟上的美德,通過鼓勵上一代投資在下一代,從而促進並維繫經濟發展。世世代代積累人力資本,就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一個社會任由子女不必供養父母,也就是鼓勵父母自行為退休生活儲蓄,而減少在子女身上投資。這樣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程度也自然較低,因為兩代之間的關係相對疏離。

 

現時大多數工業社會都制訂了各項足以打擊家庭制度的政策和法例,其中以家庭法的影響最為直接,規限了嫁娶程序、離婚、分居、受影響妻兒所獲保障、產業包括死後遺產的分配及課稅等等。

 

政府在教育、房屋、退休保障,以及其他社會服務方面的安排日益蠶食家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大損害了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員照顧子女的功能。這個發展足以左右家庭儲蓄及投資,包括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抉擇。

 

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為本地三分一以上人口提供安居及容身之所,但卻未能讓其所服務的家庭積累財產,實際上等於剝奪了市民獲取最佳投資回報的途徑。經濟環境比公屋家庭較佳的小康之家,則可靠購置私人物業而坐享豐厚的投資回報。

 

自從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隨着資產大幅增值,香港的貧富差距已日漸拉闊。不少人都擔心,香港一向人人往上爬的社會,會從此陷入跨代貧窮的困局。假若香港的公屋計劃能效法新加坡的模式,本地公屋家庭就能同樣得享資產增值的福份。本來,人人生而平等。不過,社會上確實既有坐失置業良機的公屋家庭,亦有因置業而有幸致富的中產家庭。由於苦無能人重整如此失當的公共房屋政策,公屋家庭仍只能繼續當其犧牲品。

 

既然長期被剝奪通過置業令資產增值的機會,難怪社會上有人要求以「隨收隨付」(pay as you go)的辦法,提供資源重新分配式(redistributive)老年退休金計劃。但這種「隨收隨付」式的計劃,對家庭儲蓄和子女需求方面的決定又有何影響?這當然會助長子女不供養父母的意欲,而父母也會相應減少生兒育女,減低對下一代的投資,如此勢必窒礙低收入階層在社會向上攀升的機會。

 

家庭制度的政策出路

 

在世代之間的資源及投資傳承上,家庭實為中心點。削弱父母在照顧子女方面的功能,無疑對以後的世世代代遺害無窮。這也正是現代先進工業社會一手造成的困局。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公債重擔不勝負荷,就是世代關係破裂的明證。對於西方社會衰落源於「隨收隨付」式社會保障計劃的現象,哈佛大學富格遜教授(Niall Ferguson)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裏。

 

家庭制度受損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嚴重失衡的一大成因。Banerjee、Meng、Qian三位經濟學學者的研究發現,自從「一孩政策」在 1972 年頒行以來,中國家庭因被剝奪養兒防老的選擇權,為求積榖防饑,唯有將儲蓄率提高約 10%左右。

 

上述研究顯示,中國近 30 年來的儲蓄率增長出現高達三分一的驚人比例(家庭儲蓄比率由1978年的5% 增至1994年的34%),此現象可歸因於「計劃生育政策」的節育主張。雖然中國聲稱有意將經濟發展策略由投資為主轉為消費為主,但若「一孩政策」維持不變,這樣的政策轉向實在難望有顯著進展。

 

在中國內地一般談婚論嫁的男女都異常渴望在婚前擁有自置物業。相對於其他經濟先進國家,中國金融制度備受嚴重壓抑,儲蓄利率偏低,不但對一般家庭毫無吸引力可言,更完全追不上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均收入的高增長率,中國家庭的儲蓄不足以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需要,有必要不斷增加收入中的儲蓄比重;是以儲蓄比例飆升,消費意欲下降。

 

由於中國經濟一直以每年超過8% 的比率高速增長,國內工資也持續大幅上升。可惜在中國孩子身上的投資,卻始終受制於「一孩政策」。面對不利的政府政策和市場利率,中國家庭實在不得不投資物業,為老年保障未雨綢繆;物業正是升值潛力足以追上經濟增長的唯一資產類別。

 

在當前困境下,中國家庭唯有自求多福。一般父母已作好準備,為子女(以兒子居多)婚嫁所需購置的物業支付首期供款。如此安排既能成全子女成家立室的願望,也能為自己養老作好打算。因此,一旦子女婚後數年就離婚收場,而對方卻可取得婚前所購物業的一半業權一走了之,本來的各項精心安排就會全數落空。有鑑於此,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就離婚後的資產分配所作的最新司法解釋,也就不足為奇;而此舉背後亦想必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

 

司法解釋的原文有以下兩段:「誰首付,離婚後房子歸誰」;「婚後父母給買的房子,另一方無權分割」。這樣的規定可以確定父母對有關物業所擁有的業權,而在離婚手續簡易又沒有子女的情況下,倒有助於維繫家庭關係。

 

加強並保障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資對維繫經濟長遠活力和增長,以及把中國投資型經濟邁向消費型經濟至關重要;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改革離婚法、取消「一孩政策」、開放銀行及金融市場、效法新加坡(而非香港模式)增加廉價公共房屋供應。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婚姻法、政府房屋計劃、金融業法規,以及老年退休金計劃,都對家庭儲蓄、生育,以及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方式造成嚴重衝擊。無怪乎家庭制度漸趨式微,幸而家庭制度仍在掙扎求存,因為捨此以外,已別無他選。至於西方工業化經濟的經驗,實乃引以為戒的反面教材,而非不少港人以為可行的榜樣。

 

參考文獻: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bhijit Banerjee, Xin Meng, and Nancy Qian, “Fertility and Savings: Micro-Evidence for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from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 Yale University, 2010

 

Nial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 Allen La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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