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普羅大眾覺得貧窮問題日益嚴重、貧富日益懸殊，香港輿論焦點移向如何增加公共房屋供應，以及改善福利計劃兩方面。眾所周知，公共房屋供應的規模與範圍極大，但社會福利服務所牽涉層面之廣，卻非廣為人知。香港大學一位同事告訴我，據他最近計算所得，政府提供的福利計劃，總數竟高達221項。
雖然政府在房屋和福利兩方面的負擔如此沉重，卻甚少有關這兩方面對家庭制度影響的研究。美國和英國有大量社會科學研究，發覺房屋與福利計劃對家庭制度造成重大衝擊，對經濟造成嚴重而深遠的影響。家庭是經濟活力的命脈，其重要性卻一直備受忽視。我會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政府政策與制度如何對家庭造成衝擊，以及對經濟表現的影響。
子女的「消費功能」
在經濟學上，子女可稱為投資兼消費品。這裏所謂「投資兼消費品」，無非用以客觀描述這兩種在各地社會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行為，絕無貶意。這種看法尤其突顯出投資與消費兩種行為的相互關係。投資必須儲蓄，而要儲蓄，就必須放棄原有消費。從這個角度出發，就知道由政府資助的房屋及退休金，為何對家庭及其種種選擇產生重大影響。
父母對子女的愛，可算是通過生育表現的一種消費服務。其他人如祖父母也能從孫兒身上得到滿足感。雖然乖孩子的消費價值較高，但即使是壞孩子，父母也可從他們身上獲得滿足感和效用。在工業時代以前，養兒育女，往往只為自家農場培養幫工，或繼承家傳事業的學徒，供養父母。當時一般家庭仍以務農為主，子女是不可或缺的長遠投資。
不過，由於以往兒童夭折率甚高，投資在子女身上難免須冒一定風險。婦女因生育喪生是司空見慣的事，她們終生以生兒育女為目標，生育期不多於四十年，但大部分生產超過十名子女。農業社會的人口增長始終有限，部分社會更會無以為繼，可見人類得以世代相傳並非理所當然；家庭無疑是人類賴以傳宗接代的關鍵制度。
子女投資價值的起跌
工業社會的興起，為婦女提供遠多於從前的工作機會。婦女加入勞動市場後，提高了進修和在職培訓的意欲，時間價值亦隨工資上升。生兒育女需時，為使婦女的時間用得其所，一般家庭往往寧願節育，轉而集中投資在子女質素方面。至於子女為父母提供的「消費功能」，則可分量和質兩方面來看，其中「量」即子女數量，「質」則為培養認知、體格、外貌、品格以及樂趣等特質。雖然生育較少子女，但子女質素較佳，反使投資的回報增加了。
醫學上的發展，也間接鼓勵了重質不重量的生育方式，發揮帶動工業化時代經濟擴展的功能；醫學上的突破，大大減低了嬰兒與兒童的夭折率，使一般家庭不必靠多生孩子，也能獲得所需子女數目，讓婦女得以就業，參與市場經濟。
其次，醫學上的種種發明，不但減低了各種疾病的發病率，也令環境衞生有所改善；患病日子較少，可用以工作時間較多。一般人在自身及子女身上所得的人力資本增多，等同投資獲利增多。人類活得更健康，壽命較長，更肯投資在學習活動上，此所以發展中的經濟體，人們都會增長學習的時間；教育和保健是相輔相承的活動。
在工業發達的國家，相對於供父母消費的功能，生兒育女的投資功能已日形削弱。以往，子女的投資功能有二：一、子承父業（以務農居多）；二、養兒防老。
今時今日，子承父業的例子已不多見，反而大多投身勞動市場為外人打工。養兒防老，在富裕社會中就更不當一回事。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計劃，可以全面或至少在某程度上發揮養老的作用。城市人都紛紛渴望通過置業來積聚家財，以供養老之用。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為順應私人置業的需求，還提供各種補貼措施，包括按揭補助、稅務優惠，以及政府提供資助私人房屋。
事實上，生兒育女部分原因仍在於「消費」。家之所以成家，有賴子女；即使家人偶有不和亦能維繫彼此關係，子女可說是箇中關鍵。分居和離婚率，往往在一段婚姻中有兩個高峰期：一、婚後數年仍未有子女，但於子女出生後會回落；二、子女長大成人，毋須父母照料。
家庭制度衰落的政經背景
家庭制度為何會出現變化，甚或步向衰落？箇中原因可分為經濟和政治兩方面。
經濟原因倒屬次要。工業革命前，典型的經濟單位以小規模家庭式農莊為主。子女起初多受僱於父母，而以繼承家業為最終目標。有限的土地資源不斷分拆，足以威脅整體經濟的穩定性，這是當時社會所面對的一大挑戰。家產分配長幼有序，分配落空的子女被迫自立，加上戰亂、天災、疾病，構成維持經濟發展的社會與自然淘汰過程。
進入工業化時代，大企業取代了家庭式農莊。為外人打工，亦成為工業經濟時期的常規。子女可自由選擇為管理較為完善的企業打工，發展個人興趣和一展所長。由於家庭事業已不再是子女未來的長期僱主，家人之間的連繫自然轉趨薄弱。
孝道有利經濟
父母可以通過鞏固文化和道德觀念來恢復親子關係，以鼓勵子女在自己晚年侍奉左右。一個社會若重視侍奉父母安享晚年的規範，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意欲自然旺盛。孝道是一種經濟上的美德，通過鼓勵上一代投資在下一代，從而促進並維繫經濟發展。世世代代積累人力資本，就能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一個社會任由子女不必供養父母，也就是鼓勵父母自行為退休生活儲蓄，而減少在子女身上投資。這樣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程度也自然較低，因為兩代之間的關係相對疏離。
現時大多數工業社會都制訂了各項足以打擊家庭制度的政策和法例，其中以家庭法的影響最為直接，規限了嫁娶程序、離婚、分居、受影響妻兒所獲保障、產業包括死後遺產的分配及課稅等等。
政府在教育、房屋、退休保障，以及其他社會服務方面的安排日益蠶食家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大損害了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員照顧子女的功能。這個發展足以左右家庭儲蓄及投資，包括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抉擇。
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為本地三分一以上人口提供安居及容身之所，但卻未能讓其所服務的家庭積累財產，實際上等於剝奪了市民獲取最佳投資回報的途徑。經濟環境比公屋家庭較佳的小康之家，則可靠購置私人物業而坐享豐厚的投資回報。
自從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隨着資產大幅增值，香港的貧富差距已日漸拉闊。不少人都擔心，香港一向人人往上爬的社會，會從此陷入跨代貧窮的困局。假若香港的公屋計劃能效法新加坡的模式，本地公屋家庭就能同樣得享資產增值的福份。本來，人人生而平等。不過，社會上確實既有坐失置業良機的公屋家庭，亦有因置業而有幸致富的中產家庭。由於苦無能人重整如此失當的公共房屋政策，公屋家庭仍只能繼續當其犧牲品。
既然長期被剝奪通過置業令資產增值的機會，難怪社會上有人要求以「隨收隨付」（pay as you go）的辦法，提供資源重新分配式（redistributive）老年退休金計劃。但這種「隨收隨付」式的計劃，對家庭儲蓄和子女需求方面的決定又有何影響？這當然會助長子女不供養父母的意欲，而父母也會相應減少生兒育女，減低對下一代的投資，如此勢必窒礙低收入階層在社會向上攀升的機會。
家庭制度的政策出路
在世代之間的資源及投資傳承上，家庭實為中心點。削弱父母在照顧子女方面的功能，無疑對以後的世世代代遺害無窮。這也正是現代先進工業社會一手造成的困局。美國、英國、歐洲、日本公債重擔不勝負荷，就是世代關係破裂的明證。對於西方社會衰落源於「隨收隨付」式社會保障計劃的現象，哈佛大學富格遜教授（Niall Ferguson）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裏。
家庭制度受損也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嚴重失衡的一大成因。Banerjee、Meng、Qian三位經濟學學者的研究發現，自從「一孩政策」在 1972 年頒行以來，中國家庭因被剝奪養兒防老的選擇權，為求積榖防饑，唯有將儲蓄率提高約 10%左右。
上述研究顯示，中國近 30 年來的儲蓄率增長出現高達三分一的驚人比例（家庭儲蓄比率由1978年的5% 增至1994年的34%），此現象可歸因於「計劃生育政策」的節育主張。雖然中國聲稱有意將經濟發展策略由投資為主轉為消費為主，但若「一孩政策」維持不變，這樣的政策轉向實在難望有顯著進展。
在中國內地一般談婚論嫁的男女都異常渴望在婚前擁有自置物業。相對於其他經濟先進國家，中國金融制度備受嚴重壓抑，儲蓄利率偏低，不但對一般家庭毫無吸引力可言，更完全追不上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均收入的高增長率，中國家庭的儲蓄不足以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需要，有必要不斷增加收入中的儲蓄比重；是以儲蓄比例飆升，消費意欲下降。
由於中國經濟一直以每年超過8% 的比率高速增長，國內工資也持續大幅上升。可惜在中國孩子身上的投資，卻始終受制於「一孩政策」。面對不利的政府政策和市場利率，中國家庭實在不得不投資物業，為老年保障未雨綢繆；物業正是升值潛力足以追上經濟增長的唯一資產類別。
在當前困境下，中國家庭唯有自求多福。一般父母已作好準備，為子女（以兒子居多）婚嫁所需購置的物業支付首期供款。如此安排既能成全子女成家立室的願望，也能為自己養老作好打算。因此，一旦子女婚後數年就離婚收場，而對方卻可取得婚前所購物業的一半業權一走了之，本來的各項精心安排就會全數落空。有鑑於此，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就離婚後的資產分配所作的最新司法解釋，也就不足為奇；而此舉背後亦想必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
司法解釋的原文有以下兩段：「誰首付，離婚後房子歸誰」；「婚後父母給買的房子，另一方無權分割」。這樣的規定可以確定父母對有關物業所擁有的業權，而在離婚手續簡易又沒有子女的情況下，倒有助於維繫家庭關係。
加強並保障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資對維繫經濟長遠活力和增長，以及把中國投資型經濟邁向消費型經濟至關重要；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改革離婚法、取消「一孩政策」、開放銀行及金融市場、效法新加坡（而非香港模式）增加廉價公共房屋供應。
香港以及中國內地的婚姻法、政府房屋計劃、金融業法規，以及老年退休金計劃，都對家庭儲蓄、生育，以及在子女身上投資的方式造成嚴重衝擊。無怪乎家庭制度漸趨式微，幸而家庭制度仍在掙扎求存，因為捨此以外，已別無他選。至於西方工業化經濟的經驗，實乃引以為戒的反面教材，而非不少港人以為可行的榜樣。
參考文獻：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bhijit Banerjee, Xin Meng, and Nancy Qian, “Fertility and Savings: Micro-Evidence for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from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Working Paper, Yale University, 2010
Nial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 Allen Lane, 2012.
